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2009-2017 年沙以之外交關係：沙以聯盟關係的成形—美國勢力
的衰退
本節將分析 2009 年至 2017 年中東地區的權力變化，如何牽動沙國與以色列 之間的外交關係。沙以此時的外交關係主要受到美國勢力弱化的影響，沒有美國 作為安全保證，沙以雙方為平衡伊朗的威脅，逐漸加強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形 成沙以外交關係中史無前例的合作高峰，更加推進沙以外交關係的發展。
（ㄧ）內部因素
在 2009-2017 年時期，以巴問題陷入僵局。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以色列對於以 巴問題的態度越來越堅定，堅決不願退讓任何一寸土地。以巴問題最核心的議題
—兩國方案以及約旦河西岸，以色列採取右派的路線，不願接受兩國方案，並且 擴大以色列人在約旦河西岸的屯墾區。此外，對於 1967 年後所佔領的領土，以 色列也絲毫沒有退讓的跡象。總理納坦雅胡基於自身右派的立場，對於巴勒斯坦 當局的態度轉為激進，不願與其進行協商，並對巴勒斯坦的多起偶發性攻擊採取 強烈的報復手段，在在激化以巴問題的緊張關係。然而，隨後的阿拉伯之春卻大 幅改變沙以原本僵化的外交關係。2010 年阿拉伯之春為中東地區投下震撼，這股 浪潮席捲至海灣地區君主制國家。僅管沙國政權仍看似穩定，但阿拉伯之春帶動 沙國境內許多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沙國政府為平息群眾的示威，以強大的經濟能 力作為後盾，不但大幅提高社會福利的津貼，更擴大婦女的參政權。沙國政府最 關注的重點其實只有一個，即「穩住沙國王室的統治」。另一方面，過去親西方 的獨裁政權埃及倒台，美國並未出手援助長久以來的重要盟國，反而坐視其民主 化。這導致沙國王室警覺到美國的勢力似乎不願在這場浪潮中堅定支持中東的盟 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基此，以色列在以巴問題的態度轉為強硬後，連帶牽動沙以之間的外交關係。
首先，以巴問題是沙以外交關係中最大的障礙，但同時也是最能改變雙方外交關 係的互動場域。綜觀過去的歷史脈絡，一旦沙以關係產生好轉，多連帶導致以巴 問題的趨緩。然而，納坦亞胡執政後的以色列對以巴問題展現出強硬態度，無疑 對沙以關係的發展關閉互動場域。沙國為顧及自身的合法性問題，絕不會允許以 色列如此激進的立場，因而不利於雙方外交關係的發展，但原本越來越激化的沙 以關係卻在阿拉伯之春出現轉機。
阿拉伯之春的浪潮造成許多獨裁者紛紛倒台，看似民主化的勝利卻也衍伸出 另一問題—區域不穩定增加。埃及的垮台造成穆斯林兄弟會的更加壯大，利比亞、
葉門、敘利亞等國均陷入內戰狀態，而巴林、伊拉克內部的教派動亂興起。這樣 的動盪環境均不利於沙國與以色列的政權穩定，特別是當極端主義趁亂而起，對 以色列的敵意與沙國長年親西方的不滿，漸漸訴諸恐怖攻擊，使得沙以兩國遭受 強大的內部壓力(Ulrichsen, 2016)。因此，沙國與以色列面對區域不穩定的動亂，
無暇再顧及以巴問題。取而代之的是如何穩固自身內部的政權穩定，防止阿拉伯 之春帶來的浪潮。基此，區域動亂對沙以政權穩定的威脅與美國消極的態度，促 使兩國逐漸由對立轉向合作(Black, 2019)。沙國與以色列均面臨來自動盪環境的 威脅，沙國必須穩固自身的統治，杜絕極端主義，以色列則必須關注周邊阿拉伯 國家的政權更迭，防止敵視以色列的團體執政。此外，阿拉伯之春的不穩定性，
鼓動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等地的騷動，在在威脅以色列的安全。因此，阿 拉伯之春將沙以兩國再次推向相同的立場—確保區域穩定並穩固自身政權，無疑 為沙以關係開啟另一互動管道(Black, 201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區域因素
儘管阿拉伯之春為中東地區帶來內部動亂，促使沙以兩國必須更加警覺極端 主義的威脅，然而沙國與以色列大致上對國家的掌控能力還是很強大。不同於其 他陷入動亂的國家，沙以兩國政府未受到太大的破壞，因此對內部動蕩的壓制能 力仍非常有效。此外，對於人民的不滿也能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大幅提高社會福 利等政策以緩解人民的不滿。基此，阿拉伯之春帶來的動盪對沙以兩國的安全有 害，但並未出現嚴重的影響。
真正對沙以兩國產生威脅的力量來自於伊朗。沙國在 2001 至 2009 年間向伊 朗採取和解政策，但效果卻不彰(Teitelbaum, 2013 ; Rabi&Mueller, 2017)。沙國主 要用意是緩和與伊朗的敵意，並共同解決中東區域內的動盪。事實上，哈瑪斯並 未與 PLO 達成和解，而黎巴嫩真主黨仍在伊朗的資助下變得更加強大。同時，
阿拉伯之春後的動盪，給予伊朗權利擴張的機會。在許多陷入內戰的國家中，例 如 葉 門 、 巴 林 、 敘 利 亞 以 及 黎 巴 嫩 均 能 見到 伊 朗 資 助 的 什 葉 派 勢 力 崛 起 (Teitelbaum, 2013 ; Rabi&Mueller, 2017)。過去沙國與伊朗的競爭關係大抵上維持 平衡，但阿拉伯之春浪潮席捲中東國家後，平衡伊朗擴張的遜尼派力量衰退，取 而代之的是伊朗利用什葉派力量在各地另闢戰場。伊朗的區域影響力非但沒減弱 反而逐漸步增強，在在證明沙國採取的和解政策以失敗收場(Teitelbaum, 2013;
Rabi&Mueller, 2017)。以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伊朗在阿拉伯之春後區域影響 力大增，均被沙以兩國視為現狀改變的威脅。沙以對伊朗改變現狀的立場一致，
亦即將改變現狀視為威脅。因此，為使情況恢復現狀，沙以兩國遂採取合作的外 交政策以壓制伊朗的進一步擴張。伊朗造成的安全威脅加劇，導致沙以兩國的外 交關係升溫，一步步邁向合作以平衡伊朗的擴張企圖，此時，沙以的外交關係轉 變為越來越緊密的盟友關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沙國武器進口趨勢圖
圖 10，資料來源：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18/saudi-arabia-armaments-and-conflict-middle-east
綜上所述，沙國意識到採取和解政策只會加速伊朗的崛起，唯一有效的方法 是採取制衡，因而自阿拉伯之春後，沙國重新調整對伊朗的政策，由和解轉向制 衡(Black, 2019)。另一方面，以色列長久以來即對伊朗保持強硬的態度，特別從海 珊政權垮台後，伊朗向外擴張的企圖更逐漸加強(Ulrichsen, 2016)。沙國的外交戰 略與以色列形成一致，如此更將沙以兩國推向有利的合作局勢，為雙方日後的全 面和解拉開序幕。
‧
的立場，認為這絕對會侵害中東區域和平(Dueck, 2015)。然而在處理伊朗核問題 的手段上，美國傾向利用外交手段而非動用武力，希望能利用談判解決伊朗核武 問題(Dueck, 2015)。美國試圖尋找與伊朗合作的機會，希望藉由政治、經濟的利 益，將他們拉進自由主義的體系中，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國際多邊談判(Halabi, 2009）。由於美國對伊朗態度趨於和緩，不再堅持對伊朗的強硬路線。這樣的政策明 顯牴觸沙以兩國之國家安全，因為伊朗的壯大被沙以視為兩國重大的安全威脅，
沙以絕對不容許伊朗在中東地區成為擁核國家(Guzansky, 2011; Rabi&Mueller, 2017; Rynhold&Yaari, 2019; Black, 2019)。長久對伊朗實施強硬政策的美國，一直 (Multilateralism)36，不再強調預防性武力(preventive force)的重要性，反而較著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外交解決，武力則成為最後的手段(Black, 2019)。在政治上，美國希望能和國際體 系站在一起，開始重新調整美國和中東國家間的關係，審慎使用武力並帶領美國 脫離戰爭泥沼，為減少財政赤字，逐年減少在中東駐軍的費用。
美國在阿拉伯之春時期，雖仍有介入中東盟國的內部動亂，但干預的力道卻 不大(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這樣的外交立場導致許多美國的中東盟國逐 漸對美國失去信任，尤其是沙國王室看到埃及的處境後非常恐懼，認為美國的做 法非常天真與危險，因而促使沙國開始尋求美國以外的合作對象(Gerges, 2013)。
在眾多阿拉伯國家陷入混亂之時，伊朗藉由鼓動各國的什葉派起身反抗，影響力 逐漸擴大。與此同時，一樣視伊朗為頭號敵人的以色列，漸成為沙國的潛在合作 國家，並開啟沙以外交關係的新局勢(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
當沙以面對美國伊朗政策改變時，唯一能繼續制衡伊朗崛起的方法就是增強 雙方的合作關係。有鑒於美國勢力在中東的消極與衰退，此時的沙以外交關係來 到高速發展的時期(Ulrichsen, 2016)。沙國與以色列體認到，不能再如同過去依靠 美國的安全保證作為唯一後盾，取而代之的是雙方積極的合作。值得關注的是，
沙以外交關係中的合作，最先觸碰的是政治、情報、軍事等領域(Ulrichsen, 2016 ; Black, 2019)。平衡伊朗崛起則是驅使雙方合作的最主要因素，這和一般用來解釋 國家間合作的功能主義理論(functionalism)37有很大的不同。迥異於由技術以及功 能部門合作進而延伸到政治領域的合作模式，沙以此時外交關係的合作呈現反向 關係，由政治、軍事等高階層次逐漸擴展至低階領域如經濟、科技、貿易等(Black, 2019)。
以色列與沙國的合作可分為三個階段，首先由軍事跟情報合作進而延伸至貿 易與科技，最後再擴及文化跟體育等一般交流(Black, 2019）。雖然檯面上沙國對
37 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國家間之某一功能部門的合作成功，會觸發另一功能部門之合作需要，
構成國家間的互賴，並擴張到政治部門完成政治整合的目標。<曾怡人&吳政嶸(2009)。密特蘭 尼的功能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一種比較的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五卷,第四期,頁 143-167。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以色列仍必須採取經濟抵制和禁止一切官方交流，然而沙國近年來仍透過第三方 達成經濟貿易，而且貿易額逐漸增長(Black, 2019 ; Podeh, 2018)。不單只有政治的
以色列仍必須採取經濟抵制和禁止一切官方交流，然而沙國近年來仍透過第三方 達成經濟貿易，而且貿易額逐漸增長(Black, 2019 ; Podeh, 2018)。不單只有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