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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1-200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合作之路的曙光—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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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沙國作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且重新走回保守路線,必然在意識形態上 更加敵視以色列。相對地,以色列也未對巴勒斯坦問題作出任何妥協,持續佔領 土地、高壓統治巴勒斯坦。再者,由區域因素分析,沙以雙方在兩伊戰爭中支持 不同陣營,並且採取實際行動幫助所支持的國家,導致兩國呈現對立狀態。由內 部因素與區域因素觀之,沙以關係均呈現惡化趨勢,然而卻未演變為實際衝突,

反而維持一定程度的和平。筆者認為可歸因於美國勢力介入,牽制沙以關係的分 歧以符合美國利益,沙以也能透過美國的角色維持互信關係,在在顯示出美國對 沙以外交關係的影響已逐漸成為關鍵因素。

二、1991-2001 年沙以外交關係之影響因素:合作之路的曙光—從波

斯灣戰爭到奧斯陸協議

美國在冷戰後對沙以關係的影響力進一步深化,導致沙以關係進入高速發展 時期,間接開創出長達十年的中東和平進程。此時美國對沙以關係的影響來到高 峰。內部方面,美國利用其優勢地位引導沙以雙方擱置意識形態之爭,外部方面,

透過扈從美國的外交政策,沙以均不需過度擔心區域安全的威脅,進而願意開展 正向的外交發展。

(ㄧ)內部因素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再次牽動沙國與以色列的內部發展,進而加速兩國外 交關係的進展。沙國自波灣戰爭後開始意識到自身危機—沙國的脆弱性問題。儘 管沙國購買許多新式武器看似安全無虞,但當波灣戰爭一爆發,沙國並未有相對 的人力、物力、戰術等資源保護自己,仍必須依靠美國的軍事保護。另一方面,

波灣戰爭爆發後大量美軍進駐沙國也引發另一問題,即國內宗教保守派的強烈反 彈(Wynbrandt, 2010)。基於意識形態,他們對美國的敵意格外嚴重,堅決反對美 軍進入沙國,以免玷污神聖的伊斯蘭聖地。宗教保守派人士在沙國具有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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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然而,海珊對科威特的入侵,打破沙以之間的僵局。以色列在戰爭中的克制,

防止戰爭升級為以阿衝突,成為沙以合作的契機。以色列與沙國均在戰爭中保持 同樣立場,遏止海珊的侵略行為。然而,PLO 卻在海灣戰爭中採取相異的立場,

PLO 選擇支持海珊政權,此舉嚴重牴觸以色列和眾多阿拉伯國家的利益。果不其 然,當海珊輸掉戰爭後,以色列國內輿論出現非常大的轉變。首先,以色列對在 戰爭中維持同一陣線的阿拉伯國家,好感度急速提升。這樣的轉變浪潮也促使以 色列當局的對外政策由之前的強硬轉為趨緩,雙方均希望將戰爭中的合作關係,

延伸至其他領域,藉此緩解以阿間的緊張關係(Peretz, 1991)。另一方面,以色列 公眾對巴勒斯坦的好感度則更加下降,巴勒斯坦被視為支持海珊的敵人,刻意在 波灣戰爭中顛覆以色列安全(Peretz, 1991)。基此,波灣戰爭對沙國的影響迥異於 巴勒斯坦,以色列外交政策對沙國為首的阿拉伯國家開始趨向於和解、交流。相 反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態度則持續保持強硬。因此,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和 巴勒斯坦的態度產生脫鉤,以色列不再僅將以巴以及以阿關係視為一體,反之將 其分開處理。因而造成沙以在戰後對巴勒斯坦問題產生共識,由沙國開始施壓 PLO 進行以巴和談。一方面延續沙以關係的良好發展。另一方面,沙國能藉此機 會向 PLO 報復在戰爭中支持海珊的行為。PLO 為求重新獲得沙國的金援與支持,

不得不妥協與以色列和談(Parsi, 2007 ; Wynbrandt, 2010)。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波斯灣戰爭是沙以關係加溫的重要開始,沙國與以色列 在戰爭期間培養互信基礎,戰後沙國逐漸解除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經濟抵制 (Parsi, 2007 ; Wynbrandt, 2010)。此外,戰後以色列當局將重點置於緩和周邊阿拉 伯國家的關係上,而非過去將以巴問題和以阿關係掛鉤,因此逐漸願意繞過以巴 問題,採行談判、協商的方式處理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Peretz, 1991)。波 灣戰爭後,以色列對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已不再將其視為以巴問題的一部分,

反而將其抽離出以阿衝突的脈絡。亦即以色列不必先處理以巴問題才能與阿拉伯 國家交好。反之,以色列開始率先和沙國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關係,才進而影響以 巴問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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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因素

1991 年波斯灣戰爭促成沙以外交關係的重大進展。首先,沙國與伊拉克領土 接壤,雙方在地緣關係上非常敏感,伊拉克一旦獲得科威特,便擁有充足的波斯 灣出海口,在經濟與戰略上的影響力將因此大增(Kaye、Nader&Roshan, 2011)。此 外,波斯灣地區一直以來被沙國視為勢力範圍,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舉動,無疑 是打擊沙國在此地的威信(Kamrava, 2005)。最後,石油是最重要的經濟命脈,倘 若伊拉克成功併吞科威特,將會獲得超過沙國的石油產量,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 會由沙國轉向伊拉克 (Henriksen, 2017)。故沙國在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立即選 擇制衡伊拉克的外交政策。然而,沙國自身並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能奪回科威特,

因而必須依靠美國。

以色列長期將遏止伊拉克擴張作為外交政策之一,海珊所展現的敵意遠大於 其他阿拉伯國家,海珊將以色列視為阿拉伯世界的首要敵人,並試圖將其消滅。

此外,在海珊政權下,伊拉克暗中發展核武也挑動以色列最敏感的核心—國家安 全的威脅(Brands, 2011)。因此,如何壓制伊拉克的擴張成為以色列最重視的政策。

同樣地,以色列在波斯灣戰爭爆發之際,仍維持其一貫之外交政策—制衡伊拉克。

然而,在戰爭期間,海珊攻擊以色列,誘使以色列反擊,將戰爭擴大為阿拉伯人 與以色列人之間的戰爭,但卻在以色列的自我控制下,不對伊拉克反擊,不升高 衝突,順利將戰爭限制於區域層面,並未升高為以阿衝突(Parsi, 2007)。由於波斯 灣戰爭的合作關係,以色列不再被中東國家孤立,反而逐漸與阿拉伯國家發展非 正式關係,開始步入全新的發展模式,基此,沙以合作的態勢將越來越明顯,除 共同制衡伊拉克之外,雙方也開始在以巴問題上展開合作。

綜上所述,以利益平衡論的角度分析,沙國與以色列對伊拉克顛覆現狀的反 應一致。沙以將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視為改變現狀的威脅,為保持現狀而採取制衡 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同時,在 1989 年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過世後,伊朗當局改 採取務實主義,不主動挑起區域間的衝突。因此在 1990 年代,伊朗對於沙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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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威脅漸減,取而代之的是伊拉克的擴張行為,這導致沙國與以色列致力 於共同制衡伊拉克(Kaye, Nader & Roshan, 2011)。

沙國與以色列在 1991-2001 年這段期間,「目標一致」成為雙方外交關發展 的契機。在海灣戰爭期間,沙以共同對抗伊拉克的行為,為日後的外交關係奠定 互信基礎。因此,戰爭結束後沙以外交關係隨即進入全新的發展階段,戰後伊拉 克實力被大幅削弱,在安全層面上並未對沙以造成威脅。另一方面,伊朗進入後 何梅尼時代,不再將意識形態作為指導方針,反而漸漸偏向實用主義,且不主動 挑起區域爭端。因此大大降低沙國王室對激進主義的擔憂,不必時時提防伊朗的 威脅,導致沙國願意積極推動以巴和談,掃除沙以關係之間的障礙。區域因素所 引發的安全威脅降低,為沙以關係鋪平道路,沙以關係朝合作的方向邁進。

(三)外部勢力

蘇聯於 1991 年 12 月倒台,標示著長達 44 年的冷戰正式結束,美國成為世 界的唯一強權,間接影響中東政策的制定方式。美國在冷戰時期的中東政策主要 有二點 ; 第一、維持石油供應穩定,第二、全力封鎖蘇聯在中東地區的擴張 (Brown, 2004)。冷戰結束後,美國中東政策能完全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再也不 必擔心蘇聯的掣肘(Douglas, 2008 ; Halab, 2009)。此時美國中東政策最大的變異在 於國家利益程度的轉向。冷戰時期的利益程度聚焦於美蘇在國際社會的競逐,冷 戰後則將注意力投射於美國利益之上(Halab, 2009)。冷戰結束後的美國中東政策 逐漸轉變為兩大目標,第一是維護海灣產油國家的安全,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第 二是在美國主導的框架下,促進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和平進程(Douglas, 2008)。

此外,中東的區域強權分佈有二大類,美國各有其應對之道。首先,美國持續維 護與盟國的良好關係,如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卡達、科威特、以 色列、埃及等。再者,美國致力封鎖敵對關係之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這些 國家均不具備與美國相抗衡的能力,因此,單靠美國自身的國力就足以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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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美國在冷戰後成為霸權,尚無任何國家能與之匹敵,在在證明沙國與以 色列長期實施的外交政策—扈從美國,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然而,享受美國安全 保障的同時,沙國與以色列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沙以外交政策的發展將部分 受到美國當局的左右,形成一從屬關係。特別在波斯灣戰爭後,給予美國良好的 立基點處理沙以關係。長期以來,沙以雖身為美國的盟國,但在以巴問題上往往 產生嚴重分歧。然而,在美國勢力的主導下,解決以巴問題將更加穩固美國的中 東利益,因此將以巴和談視為美國中東政策的目標。美國的強大實力為沙以消除 安全威脅的疑慮。同時,美國也對沙以當局施加壓力,為求解決以巴問題,美國 盡力克制沙國與以色列任一邊的激進行為,試圖尋找平衡,使沙以願意擱置意識

由於美國在冷戰後成為霸權,尚無任何國家能與之匹敵,在在證明沙國與以 色列長期實施的外交政策—扈從美國,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然而,享受美國安全 保障的同時,沙國與以色列也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沙以外交政策的發展將部分 受到美國當局的左右,形成一從屬關係。特別在波斯灣戰爭後,給予美國良好的 立基點處理沙以關係。長期以來,沙以雖身為美國的盟國,但在以巴問題上往往 產生嚴重分歧。然而,在美國勢力的主導下,解決以巴問題將更加穩固美國的中 東利益,因此將以巴和談視為美國中東政策的目標。美國的強大實力為沙以消除 安全威脅的疑慮。同時,美國也對沙以當局施加壓力,為求解決以巴問題,美國 盡力克制沙國與以色列任一邊的激進行為,試圖尋找平衡,使沙以願意擱置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