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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7-1979 沙國與以色列外交關係:沙以外交關係再平衡—六日

戰爭至十月戰爭

1967 年六日戰爭以色列大勝,成為沙以權力消長的分水嶺。戰後埃及國力漸 衰,導致中東權力分佈重組,進而使沙以兩國由合作轉為對抗。沙國將六日戰爭 後的現狀改變視為威脅,以色列則將其視為機會。雙方對現狀改變的認知不同,

導致沙以外交關係在此時轉變,由合作再次轉為相互制衡。

(ㄧ)內部因素

沙國的內部改革使政權越來越穩定。此時世界對石油的需求日漸提升,沙國 能透過石油獲得越來越多的收益,進一步用來投資國內的經濟建設,導致沙國靠 著石油的蓬勃發展,帶動國內經濟不斷向前。由於經濟發展壯大,沙國在阿拉伯 國家乃至世界的影響力也靠著石油所獲得的財富而與日俱增。

六日戰爭的戰敗導致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立場越來越激化。巴勒斯坦解放 組織(PLO)18在 1967 年後由巴勒斯坦人獲得實質控制,屈辱的戰敗結果更喚醒 PLO 對建國和軍事力量的渴望(Wynbrandt, 2010)。沙國抓住此一機會開始大力資助 PLO,藉由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仇恨高漲之時,沙國將影響力深入巴勒斯坦,逐 漸成為 PLO 最大的贊助者,競逐領導阿拉伯世界對抗以色列的角色(Wynbrandt, 2010)。在中東區域內,沙國為平衡埃及所控制的阿拉伯國家聯盟,創立伊斯蘭會 議組織(Islamic conference organization)作為另一個中東國家間的互動平台,試圖 以此擴張沙國影響力。

在石油經濟方面,沙國倚靠石油帶來的巨大財富將自身的影響力推向巔峰。

OPEC 的創立反轉中東產油國家的地位,早期多受制於西方石油公司的控制,中 東產油國在石油的定價上沒有太大的影響力。然而 1960 年代創立的 OPEC 開始

18 成立於 1964 年,被眾多阿拉伯國家承認為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目標為建立主權獨立的 巴勒斯坦國。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Palestine-Liberation-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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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大多數產油國家,彼此互相協調生產進而控制油價的發展(Gross, 2017)。

OPEC 在 1970 年代後影響力大增,主要原因為多數產油國家漸漸拿回石油的控 制權。以沙國為例,在不斷地與阿美石油公司修訂合約後,沙國出口石油的收益 增加百分之五十(Wynbrandt, 2010)。

國際油價圖(1950-2010)

圖 3,資料來源: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100515/learn-how-trade-crude-oil-5-steps.asp

1973 年十月戰爭後,沙國與 OPEC 共同實施石油禁運,作為對西方國家的 報復,一舉將油價推升三倍(Gross, Riedel& Pita, 2017)。石油價格大漲意味著沙 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石油帶來的財富賦予沙國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沙國首先利 用財富加速國內現代化改革,提高社會福利,甚至大量購買現代化武器提升自 身軍事力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此外,沙國將影響力施加於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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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區,大力資助海外清真寺、經學院的興建,更成立許多基金專門用於幫助 貧窮的伊斯蘭國家(Vassiliev, 2000 ; Uzi Rabi & Chelsi Mueller, 2017)。

沙國從六日戰爭至十月戰爭後,國家發展呈現很重要的趨勢—由被動轉變為 主動地發揮其影響力(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究其成因,主要可歸因 於石油經濟的發展替沙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影響力。沙國順利取回對石油定價的控 制權,並配合 OPEC 的影響力,成功提高石油價格而獲得大量財富。這些財富又 更進一步被沙國投入到經濟發展,導致沙國的改革與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另 一方面,埃及對阿拉伯世界的控制在 1967 年後,不再如同過去一樣強大。這給 予沙國機會,憑藉豐富的經濟資源分食過去埃及所壟斷的領導地位。沙國順勢藉 由創立區域組織、金援巴勒斯坦等手段強化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總結來說,

沙國在此時的內部發展呈現爆炸性的成長,主要歸因於取得石油定價權而帶動經 濟發展,一步步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沙國人均GDP(1970-2015)

圖 4,資料來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SAU/saudi-arabia/gdp-per-cap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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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雖經歷短暫的經濟衰退,但在獲得大量領土的情況下,

便吸引廣大的移民移入並屯墾以色列擴張的土地(Reich, 2008)。更多的土地與更 多的人口將有很大的可能性推升經濟發展,因此以色列自戰後開始經歷一段長繁 榮時期,不論在農業、工業等領域均有明顯的進展(Reich, 2008)。以色列也透過海 外猶太人的捐款以及來自美國政府的貸款,作為發展科技、工業等領域的資金。

然而,十月戰爭的爆發卻大幅修正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權力關係。首先,阿拉 伯國家對以色列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不同於六日戰爭的大勝,十月戰爭只視為 以色列的慘勝。獲勝的以色列雖仍確保其生存地位,卻在戰後發生嚴重的經濟衰 退、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Reich, 2008)。迥異於六日戰爭的繁榮,十月戰爭促使以 色列當局驚覺以色列的巨大優勢已消逝,通過和平手段與阿拉伯世界談判可能才 是維護以色列利益的最好方式(Vassiliev, 2000 ; Wynbrandt, 2010)。

以色列人均 GDP(1960-2010)

圖 5,資料來源:https://www.macrotrends.net/countries/ISR/israel/gdp-per-capita

簡言之,以色列的經濟發展在六日戰爭後呈現爆炸性的成長。戰後的以色列 反轉以阿之間的權力關係,大幅擴張領土的以色列更在以阿衝突的議題上獲得更 多談判籌碼,以色列在以阿問題中開始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Reich, 2008)。六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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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也奠定以色列的國際地位,以色列不再只能被動地應對阿拉伯國家的攻擊,反 而擁有主導以阿問題的地位。這樣的激烈轉變導致其他阿拉伯國家基於國際現實,

逐漸修正對以色列的立場,由消滅以色列的態度轉為協商談判。然而,十月戰爭 促使以色列重新思索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戰爭的結果顯示以色列並非永遠 無堅不摧,產油國家的石油禁運更大大敲響以色列國家安全的警鐘。十月戰爭的 勝利也連帶造成以色列國力衰弱,因而修正自建國以來的強硬立場,以色列逐漸 願意用和談方式處理以阿問題,也為日後的以阿和談進程奠定基礎。

綜上所述,沙國與以色列的內部發展,從六日戰爭至十月戰爭分別呈現高度 發展的情況。原先最主要的威脅—埃及,歷經兩次戰爭後國力已大不如前,取而 代之的是沙國在阿拉伯世界的經濟影響力。以色列則在戰後獲得更大的權力可做 為以阿衝突的談判籌碼。沙以雙方均於此階段獲得相對增長的權力,致使雙方在 外交關係的互動籌碼越來越多。過去的沙以關係當中,沙國僅作為阿拉伯國家的 一員,跟隨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互動。然而,自六日戰爭後,沙國權力大幅 增長,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導國家,肩負起與以色列互動的責任。由於國力的大 幅提升,沙以關係的影響力開始深化,不再只是單一的國與國關係,反而連帶影 響阿拉伯世界與以色列。

(二)區域因素

六日戰爭的結果使以色列的國力急速壯大,導致中東地區發生新一波的權力 變化(Kamrava, 2005)。六日戰爭挫敗埃及的權力,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層次 由意識形態轉為實體對抗。轉變的關鍵是以色的領土擴張。以往所關注的意識形 態已不再是第一順位,取而代之的是領土間的權力關係(Kamrava, 2005)。為平衡 六日戰爭後國力增強的以色列,阿拉伯世界開啟新一波的聯盟。

六日戰爭後,沙國最大的敵人從納瑟所領導的埃及轉移至以色列(Kamrava, 2005)。此時沙國的外交政策逐漸發生變化,開始傾向於制衡以色列。六日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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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敗帶給阿拉伯國家慘痛的教訓,特別是以色列從戰爭中奪取大片土地,更加使 得阿拉伯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但這樣的挫敗卻也為阿拉伯國家帶來史無前例的 團結動力。既有的對立意識形態、失去的領土以及失衡的權力關係,成為促進阿 拉伯世界團結動力的三大主因。

1970 年納瑟去世更加速沙國與埃及之間的合作關係。過去納瑟太過鮮明的個 人特色與野心,使沙國當局必須對其保持警覺,由扈從轉為制衡的政策。然沙達 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繼任後,沙國與埃及的關係逐漸好轉。沙國認為沙 達特不像納瑟極具野心,對沙國的安全威脅並不大,願意與埃及進行更多的合作。

沙國在此時逐步和埃及形成對抗以色列的聯盟,沙國聯合埃及制衡以色列的外交 政策逐漸明確(Walt, 1987)。

以色列在六日戰爭後所佔領土倍增,權力因而變得更為強大。六日戰爭成為 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權力消長的分界點(Walt, 1987) 。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以往 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主要是基於意識形態,亦即同情巴勒斯坦與維護阿拉伯民 族尊嚴。然而,以色列的大勝改變此一情形,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的敵意由意識 型態轉為實質威脅的層次。由於以色列的領土急遽擴張,對阿拉伯國家的國防、

邊界安全甚至水源等因素均形成威脅。因此,以色列權力增強的同時也深化周邊 阿拉伯國家的敵意。此外,六日戰爭對阿拉伯世界形成屈辱的打擊,更加激化以 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對立關係。由於在官方層次上,阿拉伯國家對抗以色列的 角色被弱化,因而導致巴勒斯坦對以色列的對抗行為轉趨地下化、非官方化,逐 漸導致恐怖主義的興起(Zeev, 2009)。以色列對恐怖主義的強硬路線又再次激化恐 怖主義的發生,以此形成惡行循環,一步步侵蝕以色列的國家安全(Zeev, 2009)。

綜上所述,沙國與以色列在此時均呈現權力增加的趨勢。沙國更因此由被動 消極的角色轉變為主動積極地施展影響力,逐漸取代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以色列則由於領土擴張,更加激化自身與阿拉伯世界的緊張關係,衝突的重點由

以色列則由於領土擴張,更加激化自身與阿拉伯世界的緊張關係,衝突的重點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