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的測量

從過去文獻的回顧，可以發現幸福感的來源相當多，不同研究者針對不同的 幸福感成分提出不同的測量方式（Forgeard, Jayawickreme, Kern, & Seligman, 2011）。主要可以分為客觀測量（objective measures）和主觀測量（subjective measures），客觀測量主要是取決於社會指標或是經濟指標；而主觀測量主要是仰 賴參與者主觀評估在不同幸福感來源的感受，包含主觀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如 正向情緒、生活滿意度、人生意義等。

一. 客觀測量（objective measures）

近幾年來，研究者紛紛提倡要測量人民的主觀幸福感作為政策的制定。許多 社會學家更強調執政者應該多著重在人民真正的心聲以及感受，而非只看傳統的 物質幸福感（material well-being）以及經濟發展指標，況且每個人的主觀幸福感 會受到個人的價值觀或是過去經驗所影響。加上，制訂政策者可能因顧及法律修 訂的原因而無法讓人民過得更快樂、更幸福。所以，Dolan 與 White（2007）提 出政府應該要滿足人民的生活基本需求和實現人民內心的期許。試圖要找出外在 環境的客觀標準，來評估國民的幸福感，以提供政府施政的目標或方向（Diener,

Lucas, Schimmack, & Helliwell, 2009 ）。 客 觀 的 社 會 指 標 包 含 生 活 品 質 指 標

（quality-of-life indicators）或是關鍵國家指標（key national indicators），主要是 假設這些指標能較全面性的捕捉到客觀的幸福感。

在國外的社會指標部分，由美國審計部提出由十個指標組成的關鍵國家指標，

包含無家可歸的比率、受教育的比例、獨居老人或是貧窮等等。另一個廣為人知 的則是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UNDP, 2010），主要是 基於 Sen（1999）的理論發展而成，由「壽命和健康」、「知識的獲得」以及「生 活的標準」三個面向所組成，計算出生率、受教育的時間、購買力等。在這些指 標的應用上可能會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因為這類指標對人民而言，不夠直觀，

也不足以描繪人民的生活。雖然 GDP 擁有相對較好測量以及政府不易操弄的優 點，但當整個國家的 GDP 不斷的上升，每個人的薪水卻沒有調整時，個體普遍 感受不到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幸福感。客觀幸福感的定義是備受爭議的，況且 每個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都不同，並非有錢才會有幸福感。所以有些指標對幸福 感的影響較多，有些較少，至於要納入哪些指標以及每個指標的權重是目前仍需 解決的難題（Adler & Seligman, 2016）。

二. 主觀測量（subjective measures）

（一）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主觀測量著重在個體報告自己在幸福感向度上的感受，最直接的問法是：「你 快樂嗎？」參與者的回應便可用來推論他／她的幸福程度。如 Fordyce（1998）

要求參與者以李克特式 11 點量尺來回答「整體而言，你通常感覺快樂還是不快 樂？」以及參與者在快樂、不快樂或是中立（沒有快樂也沒有不快樂）的時間比 例。單一題目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參與者可以快速地評估個人狀態，無須填寫

過多的題目。研究者可以快速得知某個群體或個人的快樂程度，但無法得知參與 者的快樂變化和哪些層面有關。「快樂」一詞對於科學研究而言，是一個難以處 理且模糊的構念，後續的研究者遂主張要將快樂拆成更基本且可被量化的成分來 研究。

1. 情緒

正向情緒（positive emotion）來自於快樂主義的哲學思想，是一個常被用來 研究幸福感的成分。快樂主義提倡「愉快（pleasure）是好的，痛苦（pain）是壞 的」，因此，快樂取向的研究者感興趣的是由愉快和痛苦延伸而來的正負向情緒 狀態。這部分的量表相當多，最常使用的有「正向與負向情緒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Watson, Clark, & Tellegen, 1988），此量表要求 參與者評定 10 個正向情緒及 10 個負向情緒，時間的界定可由研究者自行決定

（如「整體而言」、「過去的兩周」等）。另外，Bradburn（1969）的「情感平衡量 表」（affect Balance Scale）也是要求參與者回答 10 題過去幾週某些事件帶來的感 受，如「過去幾週，你是否因為有完成某些事情而感到愉悅？」。這兩個量表所 使用的情緒都是比較特定且高激發的詞彙，如感興趣的（interested）、敵意的

（hostile）。因此，Diener 等人（2010）以正向（positive）、負向（negative）、好

（good）、壞（bad）這類較為上層的情緒類別概念為主，發展正負向經驗量表

（Scale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SPANE），要求參與者以五點量尺來 自評在這 12 個情緒發生的頻率。

自陳報告是最常用來測量參與者情緒感受的方式，但參與者易以當下的情緒 狀況來決定之前一段日子的情緒感受，特別是在「回憶過去幾週」的時間框架下 來進行評定。參與者可能會有傾向回憶較顯著或是離填寫量表時間較近的經驗，

容易有記憶提取偏誤的問題。為了能更準確的測量正向和負向情緒如何隨時間改

變，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 與 Stone（2004）採用了每日建構法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先要求參與者列出一整天的活動，再對這些 活動進行正負向情緒的評定。每日建構法可以得到參與者的正負向情緒，也可以 知曉影響參與者情緒變化的事件或活動。正負向情緒加總後，可以得出情緒淨值

（net）（Kahneman & Krueger, 2006）。但每日建構法仍是一種回溯法，容易會受 到參與者的記憶所影響。有許多研究者採用 Csikszentmihalyi、Larson 與 Prescott

（1977）提倡的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sampling method, ESM）來改善正負向情 緒報告的準確性。而經驗取樣法是隨機給予參與者信號（如手機鈴響或簡訊通知）， 要求參與者記錄當下正在做的事情與情緒（Killingsworth & Gilbert, 2010; Kross et al., 2013）。典型的經驗取樣法通常會持續 1-2 週，每周大約會隨機出現 2-12 個 信號不等。

近年也透過社交媒體（如：臉書和推特）的文字或圖片資料來分析個體的情 緒，這是一個毋須打擾參與者，卻能獲得真實、不刻意且不花費金錢的資料。部 分研究幸福的學者開始使用大量的社交媒體資料庫（俗稱的大數據），追蹤在不 同時空底下，個體的心理變化狀況。特別是推特，因為推特的訊息是可公開取得，

每天約有兩億的使用者在網路上發布五億個訊息（Park, Schwarz, & Eichstaedt, 2014）。透過語言分析來捕捉個體的心理狀態至少有 50 年的歷史（Pennebaker, Mehl, & Niederhoffer, 2003）。傳統取向使用預先決定好的字典（priori dictionaries）， 如快樂、興奮、和微笑和正向情緒較為有關（Pennebaker, Chung, Ireland, Gonzales,

& Booth, 2007），然後比較推特、臉書或是部落格上的正向和負向情緒詞的相對 頻率，來推論個體的幸福感（Dodds & Danforth, 2009; Dodds, Harris, Kloumann, Bliss, & Danforth, 2011）。

上述提到許多測量正向情緒的方法，主觀幸福感認為情緒是幸福感的核心概 念，但每個人對正向情緒的感受不盡相同，Hills 與 Argyle（2001）認為外向者比

內向者更容易經驗到正向情緒，換言之，若僅使用正向情緒作為幸福感的測量向 度，恐怕會高估外向者的幸福感，反而低估內向者的幸福感。對於政策制定，若 只以正向情緒作為主要測量，且情緒會隨生活事件波動，得到的結果恐不穩定。

因此，主觀幸福感除了測量情緒的幸福感（affect well-being，AWB）外，也包含 認知涉入的生活滿意度（cognitive life satisfaction，CWB）。

2. 生活滿意度

在生活滿意度部分，量表可用單一題目來測量幸福感，如 Andrews 與 Withey

（1976）使用單一自我報告題目來測量幸福感，如「整體而言，你覺得你的生活 如何？」（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life as a whole?）；也可以用多個題目測量，

如 Diener、Horwitz 與 Emmons（1985）發展的生活滿意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1985）。單一題目能快速測得概略的幸福感，也可避免跨文化 的翻譯問題；而多個題目可以引導參與者評估特定層面，如健康、生活品質，參 與者較不會有整合所有面向的困擾，如參與者相當滿意物質生活但對於生活品質 不佳感到困擾，對於單一題的生活滿意度的評定會猶豫該回答「非常好」還是「很 糟糕」。此外，生活滿意度的測量會受到心情的影響（Schwarz & Strack, 1999），

也會受到天氣好壞的影響（Kämpfer & Mutz, 2013）。而且，問題的呈現順序會有 促發效果，如過去幾個月有約會的學生，在回答生活滿意度前先回答約會相關問 題後，連帶對生活滿意度會有較高的滿意度（Strack, Martin, & Schwarz, 1988）。

（二） 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心理幸福感把幸福理解為人的潛能實現，因此特別強調人生意義和社會支持 等面向。在意義和目標的部分，以 Steger、Frazier、Oishi 與 Kaler（2006）生活 意義問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為代表，測量參與者主觀認定的意義 以及尋求的意義，如「我在追求人生的意義」（I am searching for meaning in my

life）。

社會支持有助於提升個體的幸福感，而且是具有跨年紀與跨文化的影響

（Reis & Gable, 2003）。生態系統觀點（ecological systems）認為出生後的嬰兒開 始與照顧者產生互動，隨著年紀增長，互動的對象會逐漸增加。如果和他人的互 動品質良好，獲得他人的關照與愛護，是可以幫助兒童產生自我價值。研究上，

社會支持是測量接受者心裡感受到別人的關心，或是實際接收到外界援助的程度。

Gottlieb 與 Bergen（2010）回顧社會支持的文獻後，提出較常用的三個社會支持 量表，分別為 ENRICHD Social Support Inventory（ESSL）（Mitchell et al., 2003）、 Social Provisions Scale（SPS）（Cutrona & Russell, 1987）、Inventory of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s（ISSB）（Barrera, Sandler, & Ramsay, 1981）。ESSL 原先是針 對曾經心肌梗塞的病人，以 7 個題目來測量在情緒上（emotional）、實務上

（practical）和指導訊息（informational）方面的社會支持程度，後來也應用在慢 性病人身上。SPS 是從社會網絡經常提供的六種類型來測量，包含實質幫助、指 導性訊息、情緒的支持、歸屬某團體、自尊的支持、外界資源的支持。ISSB 則是 測量從口頭上或是行為上得到的各種社會支持頻率，包含情緒上、實務上和指導 性訊息的協助。另外，有些社會支持是隸屬於分量表的形式，如世界健康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00survey,WHOQOL-100）（Bonomi, Patrick, Bushnell,

& Martin, 2000）。

多向度幸福感量表（Ryff & Keyes, 1995）包含六個向度，分別為：「自我接

多向度幸福感量表（Ryff & Keyes, 1995）包含六個向度，分別為：「自我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