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well-being）的相關研究從 1984 年開始在心理學界掀起一股熱潮，
於今儼然成為心理學研究的熱門議題。由圖 1 可以看到，幸福感的相關研究在近 三十年上升的趨勢相當地明顯。過去的心理學研究著重於治療心理疾病與改善負 向情緒，認為使人們脫離生命痛苦的狀態，就離幸福更近一些。但後續相關研究 不斷指出幸福感對個人和社會帶來的諸多好處，如有效學習、產出與創意、人際 關係、利社會行為、健康以及對生命的期待等等（Chida & Steptoe, 2008; Dolan, Peasgood, & White, 2008; Huppert, 2009; 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讓一個人感到幸福與制止一個人不再感到悲傷，其實是 相當不同的兩件事（Bradburn, 1969）。為了能更瞭解幸福的特徵與成因，我們需 要直接研究幸福感本身（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瞭解正向的幸福如 何發生、人們如何解釋幸福，進而運用對幸福的瞭解，讓生活更快樂更幸福。
圖 1 幸福感研究數量圖
過去通常將幸福感和「最佳經驗」（optimal experiences）和「好的人生」（a good life）作連結（Diener, 2000; Ryan & Deci, 2001; Ryff, 1989），但因研究者關 心的面向不同，對於幸福感的界定也相當分歧（Chang, Huang, & Lin, 2015; Chen,
Gao, &Shen, 2013;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Friedman & Kern, 2014）。根據 Parfitt（1984）的定義，幸福感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心智狀況帳戶（mental-state accounts）、目標清單帳戶（objective-list accounts）以及願望實現帳戶（desire-fulfillment accounts）。心智狀態帳戶主要是研究個體的幸福感如何受到內外在因 素的影響，心理學家以此取向來瞭解個體如何思考以及感受幸福（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Ryan & Deci, 2000; Ryff, 1989）；目標清單帳戶從提升基本 需求（如健康或是教育）和權力來探討幸福感，主要是由政策制定家從客觀指標 來分析群體的幸福指數（Sen, 1999）；而願望實現帳戶則是將幸福感視為實現願 望或滿足喜好的能力，主要是由經濟學家計算期望值來推估幸福，近年也不少心 理學家採用經濟模型來研究幸福（Dolan et al., 2008）。雖然這三方分別由心理學 家、政策制定家和經濟學家各自研究，但對政策制定而言，後兩者的影響性顯然 多於心理學家所探究的幸福感。
相較於「心智狀態」，「目標清單」以及「願望實現」是較為具體且可客觀測 量，兩者假設幸福是一種外在的評量標準，當個人達到此標準時，幸福感伴隨而 來。因此，隨著經濟發展，人民逐漸滿足基本生理與安全需求後，生活品質也逐 漸提升，幸福感和財富成現正相關。因此，政府的施政通常著重於提升平均所得 或是公共福利，且降低貧窮、失業率、文盲比率以及犯罪來提高幸福感。但近年 來，研究者發現經濟不斷成長，而人民的幸福感卻停滯不前。另一方面，經濟水 準較低落的拉丁美洲國家，人民對生活的滿意度卻比發展中國家來的高（Diener, 2000）。顯然地，這些現象都指向追求經濟的成長和人民所感受到的幸福感之間 的關聯已逐漸淡化，而且會受到文化的影響（Easterlin, 2005b）。
2011 年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曾對全球 40 個國家，以 11 個領域包含居住條件、所得與 財富、工作與收入、社會關係、教育與技能、環境、公民參與與治理、健康、主
觀幸福感、人身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來衡量「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 BLI）（OECD, 2015）。這評量不僅採用客觀的數據指標呈現社會現況，也 結合問卷調查衡量民眾的主觀感受與認知，例如對生活、環境品質的滿意度以及 健康認知等等。臺灣的行政院主計處於 2013 年開始，也依循 OECD 的美好生活 指數架構，分為物質生活條件及生活品質等 11 個領域作調查。為兼顧跨國評比 與文化差異，台灣的「國民幸福指數」採國際指標與在地指標並行。雖然這些統 計指標雖以量化方式評分，國家排名有其參考價值，但許多民眾認為國民幸福指 數與真實幸福感受有落差，國民幸福指數逐年上升，但幸福感卻沒有相對提升。
主要是因為每個人的幸福感受不同，所賦予該指標的權重也不同，自然在民眾感 受到的幸福感不及客觀測量到的幸福感。再者，雖然 OECD 部分由民眾主觀的 判斷幸福指標（如自評健康狀態、生活狀態、每日休閒及生活起居時間），但大 多數的指標仍侷限於具體的外在事務上（如居住條件、財富、教育程度及人生安 全等等），忽略個人成長、自我接受等心理層次的幸福感。
雖然外在標準有具體可測量的優點，但研究者普遍發現，很難找出一致的客 觀外在標準。因為每個人對幸福的認知不同，所下的定義也幾乎不相同，因此，
研究者除了尋找外在評量幸福的標準外，也重視個人對幸福的主觀感受和內在心 理特質，企圖由個人主觀感受的角度來分析幸福感的本質與內涵。譬如，Diener
（1984）基於享樂主義（hedonic approach），提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是由「生活滿意度」、「正向情緒的出現」以及「負向情緒的缺乏」所組成，而 Ryff
（1989）承接自我成就取向（eudaimonic approach），認為主觀幸福感僅限於外在 可觀察的幸福感，忽略個體內在的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於是 提出個人成長等六個因素。爾後，Waterman（1993）更是涵蓋前兩者的論述，提 出享樂（hedonic enjoyment）和個人成長（personal expressiveness）都是幸福感的 重要面向。
然而，「幸福」是一個人人都經驗過，卻難以言喻的概念。當人們被問及「什 麼是幸福？」時，總是難以為幸福下定義，可能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觀，
而這樣內隱的抽象概念往往難以透過言語表達，但對「幸福的來源」卻都能侃侃 而談（Lu & Shih, 1997b）。當幸福感來源被視為一種刺激的輸入時，不同人對同 一刺激的幸福感受不見的相同，這將取決於其「幸福觀」對幸福感刺激的詮釋。
幸福觀是個人對「何為美好人生」的追求，包含信念、價值、態度與行為等，此 為幸福的深層結構，且會受到文化的形塑與引導（陸洛，2007）。譬如，有些人 認為有財富就覺得幸福，有些人則認為健康比財富更為重要。因此，幸福觀的問 題需要透過文化心理學來探究，此部分並不在本計畫的研究範圍。本研究主要以
「幸福感來源」作為主軸，重點放在華人有多少個幸福感來源，以及各幸福感來 源之間的關係。
綜上所述，幸福感顯然是一個多面向的概念，但目前的幸福感測量仍是基於 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理念，在不同的哲學觀點下，提出不同的幸福感來源，甚少是 參照客觀的結構分析所得的結果。在此狀況下，測量個體的幸福感也只是測到某 部分研究者關注的內容，對於個體的健康促進和幸福感政策的擬定幫助有限。若 能透過一個客觀的幸福感結構分析，將可觀察到一些更為基本的特徵或屬性，說 明各來源之間相同或相異的關係。在考慮這些基本特徵或屬性作為幸福感的重要 特徵後，和過去幸福感理論相互對應後，選出的重要向度或構念，並建構相關的 量表，將具簡約性、普遍性與涵蓋性的優勢，是本計畫所認為研究幸福感較佳的 方法。本計畫欲採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取向，盡可能蒐集不同人口變 項的幸福感來源，經過整理且歸類後，得出幸福感來源所包含的內容，可比較不 同人口變項各幸福感來源比例是否有差異。再請另一群參與者將先前幸福感的來 源進行卡片分類作業，藉此引出個體的幸福感來源認知結構。並透過加性樹狀
（additive tree）結構表徵方法，觀察幸福感來源的基本特徵或屬性，說明各幸福
感來源之間相同或相異的關係。另外，請參與者對這些幸福感來源進行重要性排 序，此結果可以提供不同群體偏好的幸福感來源或是追求的幸福感來源。本研究 雖原屬社會心理學與計量心理學探討的議題，但主要採取認知心理學的結構表徵 來探索幸福感來源，同時結合認知、社心和計量三學門的知識，期望能透過跨領 域的研究，讓幸福感的測量更簡約且更能反映個體主要的幸福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