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重要因素：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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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列舉的國外研究中，可以發現奧運會在媒體上的報導價值極高，使 主辦國家獲得的報導量均提高，而且每一屆的奧運會都有其特色，各有不同的新 聞主題與新聞框架;而同一屆奧運在不同國家的報導上，則會有不同的呈現，報 導內容往往受到國際情勢與政治因素的影響(如 1980 年及 1984 年奧運)。至於國 內研究方面，對於奧運新聞報導的研究並不多見，並且主要都是站在體育報導的 角度，視奧運會為體育活動的一環，並沒有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
四、小結
中國認識到主辦奧運會這樣的全球性媒體事件，是一個促進國家發展、增 進國家形象的好機會，現代奧運會活動自十九世紀末至今，已持續進行了一百多 年，奧運會所代表的愛好和平及公平競爭的運動精神，總是能讓主辦奧運的國家 和城市沾光，各主辦國家莫不利用奧運，努力行銷自己國家與城市的文化特色、
歷史傳統。自從洛杉磯奧運開始藉由商業經營的方式操作，也使奧運會幾乎都能 讓主辦國家得到經濟上的盈餘和各項發展。這些可以預見的利多，使中國在歷經 1993 年第一次申辦奧運會失利後，除了改善被詬病的國內人權狀況之外，也在 公關運作上加倍努力，終於成功取得第二十九屆奧運會的主辦權。從文獻中發現 中國的媒體形象，會因為新聞主題與新聞框架的不同，出現正面與負面交替的國 家形象，且每一屆奧運新聞報導的新聞主題與新聞框架都有其特殊性，需要從文 本中仔細觀察。另外，除了以報導型式分析國家形象作為研究問題之外，也將報 導方向與其餘各分析變項之間的相關性探討，發展成三個研究問題。下一節將探 討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重要因素。
第三節 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重要因素：外交關係
在新聞相關領域的研究中，不少針對國際新聞報導的探討，都將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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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重要變項。Lee &Yang (1995) 認為國家利益是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關鍵因 素。他們分析美聯社 (AP) 與日本通訊社 (Kyodo) 對中國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差 異，在當時冷戰尚未終止的國際情勢下，美國視中國為共產主義強權國家，在意 識形態上與美國對立，尤其是人權與自由的相關議題；但是對日本而言，中國雖 然是鄰近的安全威脅，卻也是其外貿出口的主要國家，乃經濟發展的命脈，在外 交上也就不會與中國對立。研究結果發現，美聯社的報導偏向西方意識形態(民 主與自由)的主張；新聞消息來源方面，美聯社較偏向於學生與一般民眾，而日 本通訊社則偏向中國官方。整體來說，美聯社與日本通訊社的報導角度，與美、
日兩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是有關聯性的。
Kim (2000) 同樣基於政府對外關係會影響國際新聞報導的假設，分析美國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對中國天安門事件，以及南韓光州事件兩個性質 類似事件的報導差異。他參考政府官方資料，以及新聞報導中美國總統的記者會 內容，認為美國當時與南韓政府關係較為友好，在經濟和軍事上多有合作；另一 方面，美國則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由老布希總統立刻舉行記者會譴責中國官方 對民主自由的壓迫，兩國關係陷入低潮期。研究結果大多支持他的假設，他發現 美國媒體對天安門事件的報導，多依賴學生或民眾為消息來源、多以正面的字眼 描述抗議群眾、而以強烈的字眼(如屠殺)描述官方的行動；對於光州事件的報 導，則多以南韓政府為消息來源，以中性或負面的字眼描述抗議群眾，並以中性 的字眼(如控制)描述政府的行動。
Goodman (1999) 探討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導與美國對中國政策之間 的關係。他分析《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以及美國官方資料，並將冷戰 前後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1993 年 12 月 31 日) 分成三個時期進行比較，在第一 個時期 (1985 年 1 月 1 日至 1989 年 11 月 8 日) 裡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使這個時 期的報導主題充滿了危機與衝突，中國政府被視作美國價值的威脅。若從三個時 期整體來看，可以發現新聞報導主題從強調危機 (crisis)、衝突 (conflict) 與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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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ence)，漸漸增加了經濟議題。至於人權的議題，則一直都是主要焦點，報導 顯示美國對中國政府的態度，以及美國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漸趨正面。似乎也呼應 了 Gans (1979) 所說的，美國媒體的國際新聞報導，會傾向跟隨當時美國政府的 對外政策 (foreign policy)。
根據以上的實證研究結果，本研究亦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外交關係的 差異，將使他國國際新聞報導中的中國形象有所不同。本研究擬選擇美國及台灣 兩地的媒體報導作為分析對象。首先，因為美國乃當今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它 在國際間各項議題上，都有動見觀瞻的影響力，使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常以美國 作為國際公關使力的對象，故選擇美國為檢視中國媒體形象的國家之一。另外，
台灣雖然連聯合國的席位也沒有，卻因為特殊的歷史淵源，而往往成為美國與中 國之間談判的關鍵議題，且台灣、中國、美國之間的三角關係，也在國際關係領 域裡自成一大研究取徑，10可見其重要性，故也將檢視台灣媒體呈現的中國形 象，並與美國進行比較。接著，本研究將對美國與中國，以及台灣與中國之間的 外交關係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台灣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主權之爭
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其實就是兩岸關係，由於兩岸人民的特殊歷史 淵源而在國際上顯得與眾不同。關於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特殊關係，本研究將先 以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發生的國共內戰，作為兩岸對峙的起因，再 從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撤退來台至今的兩岸歷史經過、政策演變作一番略 述，其中將包含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次之爭，以及「一個中國」的內涵變遷。
1.從國共內戰到兩岸政權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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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分裂的原因，簡單說就是國共內戰、中共勝利、國民黨退守台灣，而 中共又無法拿下台灣 (張讚合，1996)。回頭追溯國共內戰的歷史，會發現中國 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反反覆覆、暗潮洶湧的。1922 年秋天，
國民黨總裁孫中山先生採取「聯俄容共」的策略以打倒軍閥、完成統一，於是接 納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並進行國民黨的黨內改組。從那時候開 始，共產黨就迅速發展起自身的勢力，也引起國民黨內部的疑慮，至孫中山先生 逝世之後，中國共產黨即謀取革命的領導權。1927 年 4 月，以蔣中正為首的國 民黨人開始進行清黨政策，欲將黨內的共黨份子趕走，共軍則開始於各省發展武 裝勢力。1930 年 12 月，國民政府對江西共軍作第一次圍剿，1931 年進行第二次 剿共行動，但遇上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必須分散兵力抵禦外侮。後來，國民 政府決定採取安內先於攘外的策略，想要先消滅共產黨，再對付日本，便又在 1932 年至 1934 年間，發動了三次剿共行動。直到 1936 年，共軍採「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策略，一面操縱國內輿論，讓國民政府安內的戰事失去正當性，另一 方面，則由毛澤東率領共黨諸領袖，致書予蔣中正委員長，要求停止內戰，一同 抗日。後來發生西安事變之後，國軍便停止剿共，並收編共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 路軍。接下來的八年對日抗戰中，共軍依然是口頭上服從國民政府領導，實際上 卻是找尋空隙組織群眾，擴張自己的武力 (張讚合，1996)。在這八年中，中國 共產黨一直保有獨立政府的形式。當日本決定投降，中國共產黨更以獨立政府自 居，向國民政府要求受降的權利。從 1945 年 8 月到 1946 年 12 月，將近一年半 的時間，美國居間協調卻調解失敗。到了 1947 年 6 月底，國民政府終於放棄談 判政策，而與共軍作軍事對抗。然而，在三大會戰之後，中國共產黨獲勝的跡象 已經非常明顯，於是，國民政府在 1949 年 1 月，派代表欲與中國共產黨談和，
但共產黨無意議和並要求國民政府投降，終至 4 月國共和談破裂，從此戰局便急 轉直下；4 月 23 日，南京撤守，國府遷往廣州，10 月 12 日，廣州又吃緊，國府 遷往重慶，一個半月後又遷往成都，至 12 月 26 日，則從成都撤守到了台灣的台 北。而中國共產黨則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台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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峽兩岸就形成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互相對峙的局面。
2.從國民政府撤退來台至今
接著，本研究採用學者張亞中與李英明 (2000) 的看法，將兩岸關係從 1949 年至今，劃分為三個時期：軍事對立與衝突時期、相互對峙與互不往來時期、開 展兩岸交流與協商時期。在這三個不同的時期裡，兩岸隨著國際與國內情勢的演 變發展，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策指導方針。以下就將各時期裡發生的重要事件及官 方聲明略做闡述：
(1)軍事對立與衝突時期 (1949 年~1978 年)：
此時期可以說是內戰的延續。兩岸政權彼此緊張對立，並均想要以武力將 對方趕盡殺絕，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欲光復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而中國共產黨則 想要解放台灣、統一中國。美國考量到台灣的戰略位置，不願看見共產勢力蔓延 至西太平洋地區，於是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之下，護衛台灣的國民政府。自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美國出動了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接著，杜魯門政府發表
「台海中立化」的聲明，避免台海戰事爆發，到 1955 年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兩岸武力的施展都得不到突破。在外交方面，
「台海中立化」的聲明，避免台海戰事爆發，到 1955 年與台灣簽訂《中美共同 防禦條約》。在美國的介入之下，兩岸武力的施展都得不到突破。在外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