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兩個價值系統間的交流、對話與詮釋
第一節 從作品發表會到第一次「製樂小集」
仔細分析許氏在此次作品發表會的作品，均完成於一九五七至一九六零年之 間，可以說是皆為留法時期精神與理念的創作，許氏到了巴黎第二年左右，開始 接觸現代音樂與嘗試創作，第三年因為看了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以及在法國聆聽 巴里島音樂的經驗，使他的東、西音樂觀正開始思索、選擇與建構，1誠如許氏 自己所言：
我知道：從此以後，新的現代音樂響材料與舊的傳統---中國給我的精 神上的遺傳，將在我的作品上成為問題」，2
1 許常惠，《巴黎樂誌》。
2 許常惠，＜試奏「八月二十夜與翠雛同賞庭桂」＞，《巴黎樂誌》，80。此篇文章為許氏寫於
而第一次作品發表會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的創作品，是一個正在嘗 試解決問題的呈現，而不算是一個已經定調的創作美學觀，也可說是一個開放性 的文本，存有空白結構召喚接受者來填補。
＜走上現代中國音樂的大路---兼容並蓄國粹派與國際派＞3是許氏在與接受 者的碰撞之後，第一篇表達自己音樂理念的回應，在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當中都 可以看到撞擊後的變化。在民族精神方面，比較當年正開始建構他的東、西音樂 觀時候的說法，已經有些改變。在一九五八年寫給張錦鴻老師的文章中，4它使 用的是「現代中國音樂」這個名詞，這個名詞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他在《杜布西研 究》中的想法：「現代中國音樂，不過是現代世界音樂的一部分，無論技術或思 想方面，我們不能脫離『現代』這共同的語言」，5在這個理念下「現代」是一個 統攝的前提，強調的不但是一個時間的共同點，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共通，因為他 認為「西方現代音樂語言」就是「世界共通音樂語言」，而「中國」只是一個在
「世界」概念下突顯的不同空間特色，誠如之前所分析：許氏的時代精神是優先 於民族精神的。但是，接受者強調民族性概念，甚至，質疑許氏的東方情調，例 如駱明道在評文中提到：
許常惠說：「最民族性的音樂是最世界性的音樂之ㄧ」。筆者極同意許君 這段話，但許君忽略了一點，最世界性的音樂就不一定有民族性了。而且
民族音樂有它獨立的價值，而這價值是不容否定的。6
這樣的對話使許氏開始思索在當時台灣樂壇，與自己原本「音樂不分東、西，
1958 年 4 月 24 日的日記。
3 許常惠，＜走上現代中國音樂的大路---兼容並蓄國粹派與國際派＞，《文星》7 卷 3 期（1961）：
26-27。此篇文章創作於 1960 年 12 月，後收錄於《中國音樂往哪裡去》（台北：文星，1964），
48-51。
4 許常惠，＜從西洋音樂史看目前中國音樂的幾個問題---獻給張錦鴻老師＞，《中國音樂往哪裡 去》， 8-42。此篇文章在 1958 年 7 月於巴黎完成，原發表於《音樂雜誌》8、9、10 期，1958 年 6、7、8 月，頁 6-9、7-9、10。
5 許常惠，＜導言＞，《杜布西研究》，18。
6 駱明道，＜讀「評許常惠作品」有感（下）＞，《聯合報》，1960.6.30，6 版。
只應分新、舊」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7所以，許氏在這篇文章中，開始使用了
「中國現代音樂」這樣的說法，並且把中國音樂遺產比喻為「父母」，西方音樂 比喻為「營養」，他說：「好像一個人，假使沒有父母就不能出生，而後沒有營養 就不能生長」。通篇文章，沒有提及「世界性」，而是讓東、西概念從「世界性」
的統攝下獨立出來，成為一個相對的概念，也可以發現之前視為前提的「現代」，
已經漸漸移轉到被許氏比喻為父母的「中國」概念上面了，從這樣的比喻，更可 以察覺到許氏開始替自己的作品找尋血統歸屬的意圖。
因此，「現代中國音樂」不能只當成「現代世界音樂」一環來解釋，它應有 獨立的價值，更需要具體的民族概念在裡面。所以民族精神從許氏時代精神議題 中漸漸分離出來，不再只是附屬與依存的概念，正是交流與互動後改變的軌跡了。
至於在時代精神方面，接受者給許氏的回饋，讓他認為接受者是落後於他 的，接受者一方面認為許氏「標『新』立異」，一方面又不認同許氏的「新」，認 為有些東西是「變不了」的。8所以，許氏更再次堅定的將音樂的「時間性」、「現 代性」作為時代精神的主要訴求，並且首次提到中國「現代音樂」的問題，來對 比及呼籲當時音樂環境的落後與不現代。其實，許氏本來並不是很有意識地將自 己的第一次作品發表會稱為「現代音樂」的發表會，因為許氏認為音樂不應該分 中、西，只分新、舊，他是現代人，寫的當然是現代音樂，因此是接受者的回應 影響了許氏的自我定位。
那麼在接受者方面，究竟這次許氏作品發表會的效果，在他們身上實現了多 少呢？在期待視域的分析中，曾提到當時的人，對於他們所認識的西方音樂到底 是不是「現代」的，並不是很關心，這樣的情況，直到製樂小集第一次發表會之 前，並沒有多大改變。介紹西洋現代音樂的文章確有增多的趨勢，但還是在一種 客觀的介紹層面，並沒有把它連結到與創作「自己的音樂」有關聯性。也就是說，
7 許氏曾於＜試奏「八月二十夜與翠雛同賞庭桂」＞文章中提到：「在正規的，高度的音樂文化 國家裡，沒有「國樂」與「西樂」的分別，只有「新樂」與「古樂」（不指價值，僅指時代）的 分別。」《巴黎樂誌》，81。此文章撰寫於 1958 年 4 月 24 日。
8 請參看第一次發表會後的評文，表 2-2 到 2-5。
許氏認為：「現代中國人必須用世界通用的現代音樂語言來創作的看法」，在接受 者身上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實現。所以，許氏也針對這樣的情形，再次提出「落後 觀」的呼籲與警惕，這次的「落後觀」不同與之前，之前許氏認為中國音樂因為 停留在單旋律，約落後西方三百年，9而這次的「落後觀」是針對，對於「現代 音樂」接受能力的落後。而因為第一種「落後」使得第兩種「落後」情況更為惡 劣。10
由此觀之，在第一次作品發表會到第一次製樂小集發表會的九個月間，反而 許常惠受到接受者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在時代精神方面，許氏因為接受者的反 應，而更有意識的定位「現代性」是音樂運動的主要訴求，嘗試把「時間」議題 帶入接受者的「時代精神」認知中。在民族精神方面，因為對東方情調的爭議，
加上許氏尚在思索的民族性問題的空白受到接受者的填補，使得「中國」這個概 念脫離依附在「世界」之下，開始建立它獨立的特色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