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許常惠音樂作品與接受者
譜例 4- 14 （許常惠《葬花吟》 ，mm.44~47）
36 顧獻樑，＜許常惠製：「葬花吟」序＞，《中央日報》，1962.3.27。
再來，就是上述提到創作手法受到肯定的《小提琴前奏曲》中的台灣恆春調
《思想起」》（譜例 4-11，mm.1~23），長笛獨奏曲《盲》的盲人按摩師的笛聲（譜 例 4-12，mm.1~5），在管絃樂曲《光復頌》使用的福佬系民歌、客家戲老山歌以 及山地民謠，另外，此時許氏開始為傳統樂器譜寫獨奏曲，如為傳統樂器壎創作 獨奏曲《童年的回憶》、琵琶曲《錦瑟》、南胡曲《南胡曲三首》，並為民謠編曲
《台灣民謠集》以及《西北民謠集》。從此時這些作品的素材選擇以及音樂行為 當中，可以發現他的空間定位從廣泛的東方逐漸移轉到清晰的「自己的」概念中，
而這個「自己的」概念，是包含有文化上、情感上的中國以及在地的本土，然而 這所有都可以稱為許氏的「民族精神」，也是他所稱的「中國」，「中國」是當時 的用詞，對許氏而言它是包含中國與台灣，在許氏的音樂思維中，兩者與政治上 的敏感與對立無關。事實上，空間的定位過程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它不但是許氏 民族精神想像的落實也是觀察台灣現代音樂發展的關鍵視角。
另外，在早期許氏的創作觀中，他將音樂的創作，比較上，視為是個人情感 的表達，然而隨著與接受者的對話，他的情懷則越來越擴大，音樂從「個人的」
到「中國人的」漸漸往「中國精神的」來思索，從我到底要東方還是西方的疑惑，
轉變到我應該要等於東方，我應該要代表中國。再加上上述提到相當重要的改 變：東、西素材間的「衝突性」到強化「融合性」以及空間定位的「明確性」， 事實上就可以了解許常惠「現代音樂運動」中，許氏與接受者間的相互影響與許 氏音樂創作實踐當中的辨證關係了。
結 論
若將許氏「現代音樂運動」視為一個文本的價值，其「價值的實現」是由接 受者所掌握。在這個接受史的研究中，「新、舊」、「東、西」所構成的時間與空 間問題，一直是許氏與接受者對話的焦點，觀察接受者的「期待視域」以及第一 次作品發表會後所呈現出的距離，事實上，發現彼此對關鍵的兩個音樂思維「時 代精神」、「民族精神」的認知存在著「不一致性」，因此，在交流、溝通的過程 中，「不一致性」當中的張力以及兩者對於「時間」及「空間」問題認知距離的 變化，則建構了本接受史研究的全貌。
「時代精神」方面，接受者本來並不關注「時間」問題，但受到許常惠影響，
透過「新」等於「進步」價值的轉換，達到對「現代性」的認同，從原本非時間 性的內容轉移到「時代性」的象徵，讓作曲家從為時代服務的知識份子到領先時 代的藝術家，因此對音樂所載負的「功能性」期待消失，而「時間性」與「現代 性」進入接受者的視域形成新的審美期待。
但是，許常惠被接受的真正原因，則是在於「民族精神」受到了接受者的影 響，符合了彰顯「空間」特性以及「地域」限制性的條件，藉著朝接受者品味轉 向的方式，而被接受。因為在「民族精神」方面，許常惠在落實想像的過程一直 與接受者的影響有關，音樂思維中對於民族的朦朧認知、空白結構，受到當時接 受者的填補。首先，「音樂有國籍、音樂非世界性」粉碎了許的世界觀，開始建 立相對於西方，「中國音樂」的獨立價值。接受者強調作曲家所屬的「空間」對 其作品重要性的概念，更影響了許氏的空間意識，因為許氏原本創作思維，是意 圖將時代性、現代性技法去創作含有空間特色的音樂，接受者則要求相反的方 向，認為應先由理解「空間」出發。接著，隨著對民族精神中空間議題的對話，
也衍生出另一個討論：「中國人」與「中國精神」的問題，中國人的作品就一定
有中國精神嗎？這個問題在此時還是一直在熱烈辯論中，也影響了現代音樂運動 接下去的發展。
此外，在這樣的對話過程中，許氏與接受者都同時藉由批判了當時的音樂創 作手法，來喚起新的期待，也造成了台灣現代音樂的發展是尋求斷裂性發展而非 接續性的性格。例如，對當時「國樂」的批判，以及對於黃自音樂評價的轉變，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性格也暗示了之後轉向民歌採集運動的發展。至 此，可以說，現代音樂發展的「時間」和「空間」特性，透過相互的「接受」過 程，獲得初步調整與定位。
同樣地，在許常惠音樂創作上，也呈現出相互作用的軌跡。在許氏早期的音
樂中，是時間概念統治著空間，因此許氏希望接受者聽到的是現代的作曲法，特 別是調性解放的作曲手法，以及東、西之間的矛盾衝突。然而在溝通的過程中，
則轉變為著重在處理「空間」問題，以及兩者的共同記憶：「傳統」在時間議題 當中的可能性。
經由這樣的研究，可以發現其實台灣現代音樂的發展，是一個針對「時間」
與「空間」議題對話的過程，在這個互動的過程中，許氏與接受者都受到對方的 影響而改變，許常惠雖然是這個運動的行為施為者，但他同時也受到了接受者的 影響，而在「接受者的被接受；影響者的被影響」這樣接受主客體交錯的現象中，
更使得判斷台灣現代音樂價值以及接受與否的條件，反而轉變成音樂中的中國精 神以及對於傳統素材的處理態度，而不是音樂中的「新」。
本論文透過觀察許氏與接受者在接受過程中的選擇、強化與忽略，其實，也 同時呈現了兩個價值系統在審美距離間的「緊張性」如何經由對話而解決，而台 灣現代音樂發展初期，新的審美視域與價值判斷標準的形成，也是兩者間撞擊的 結果，而非文本中心論於或是作者中心論研究的認知。誠如「有一千個讀者，就 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所言，本論文是以接受主、客體間的對話、交流過程為主要 的研究對象，剖析互動中的歷史、社會、文化及審美的議題，不同於之前強調作 者或是作品的台灣現代音樂研究，企圖以「接受」的角度出發，運用新的文藝史
觀念和研究方法挑戰傳統的研究，因為音樂事件的歷史生命，必須是在接受的過 程中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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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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