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價值系統的比較

在釐清許氏與接受者對相同議題各自的具體認知之後，則發現之間的差異是 相當明顯的，很多面向幾乎呈現的是「對立」關係。首先，對於「時代精神」、「民 族精神」這兩個議題，雙方面建構的方向先後與方式皆不相同，導致彼此各自有 不同的側重。在許常惠方面，音樂中時代精神的建構早於民族精神，也就是現代 語言會比中國情調更優先被關心，但接受者相反，接受者的「民族精神」一開始 即具相當獨立價值，且是比「時代精神」更需要優先考量。許氏強調作曲家必須，

先使用時代語言來表達民族精神，而兩者中間，由一個許氏獨有烏托邦式「世界 性」的想像所貫穿，「現代中國音樂不過是現代世界音樂的一環」、「最民族性的 音樂也是最世界性的」此話則是最好的例證。

第二個不同在於「時代精神」的具體內容。許氏的「時代精神」代表著「時 間性」的概念，一種時間上新、舊，古、今的關係，所以當中的重點就是「現代」

音樂語言的概念。反觀接受者的時代精神，則完全和「時間」沒有關係，表達反 共決心、對抗靡靡之音，反而是「功能性」的意味濃。（圖 2-1，時代精神的比較）

圖 2-1 時代精神的比較

在民族精神方面，如前所述，接受者的思維中，雖因歷史記憶的不同而複雜 多元，但卻相當具體且有獨立價值，因此，對於接受者而言，東、西之間是一種 相對關係，並且堅信民族性是不會等於世界性。但是，許氏的民族精神思維則顯 得模糊、缺乏獨立性，依附在世界性的前提之下，東、西方只是世界性之下的不 同地理空間。所以接受者會把中、西音樂的問題放在民族精神裡面討論，而許氏 則放在時代精神裡解決，認為：「音樂不應分東、西，只應分新、舊」，而不論東、

西音樂，作曲家都必須使用現代的音樂語言來創作。（圖 2-2，民族精神的比較）

圖 2-2、民族精神的比較

然而，在民族精神中，雙方面則有一個交集，就是所謂「音樂落後觀」。這 是一個從鴉片戰爭以來，知識份子集體創傷，所以不論在接受者或是許氏的文章 中，都經常提及「中國音樂落後於西洋」這樣的詞句，所有對中國音樂未來該如 何發展的期望，也是為了擺脫這個落後觀而產生，可以說這個創傷，主導了許多 對音樂發展的思維。然而，對於相同的「落後觀」，許氏與接受者提出的解決方 式也不盡相同，許常惠是拿西方人的肯定來建立東方音樂的價值。例如：徳布西 使用東方音樂素材、在巴黎所聽到的甘美朗，並認為東方價值來自於能利用作曲

素材的新穎性、地域上的特殊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對於東方音樂的興趣是在 肯定西方現代音樂價值之後，⁴⁷這與接受者是先有東方音樂價值再到肯定「新」

的價值，完全是相反的方向。所以，接受者在建立自信的方式，則是回到中國音 樂本身，說明什麼東西並非是西方獨有，中國在什麼時代時已先有，只是因為什 麼原因而沒落，言下之意，我們的責任是必需恢復過往的光榮。因此，對接受者 而言，東方音樂的價值本來就存在，相較於許氏思維中，不但對東方音樂價值的 概念不是很清楚，而且價值的建立，主要來自西方的肯定，這是與接受者相當不 同的地方，這些距離和差異也替之後的交流提供了對話的空間。

在擺脫「落後」窘境的實際作法上，許氏與接受者都同時選擇了使用「民歌」、

「整理中國音樂的遺產」以及「用西方音樂的優點來發展中國音樂」的方式，在 這點方面許常惠受到王光祈與巴爾托克的影響深，不過「民歌」之於許常惠還是 在於將它當成作曲素材的特殊性，而相較於接受者之取它貼近民眾的本性，易達 到化民的功能，並不盡然都相同。「用西方音樂的優點來發展中國音樂」這方面，

要探討的是兩者所認知與所擷取的西方音樂優點是什麼？接受者認為西方音樂 的優點在於有系統的音樂理論，例如：和聲、對位，以及樂器在性能上的進步，

所以在使用的樂器上面，許氏與接受者完全不會有爭議，所以也不會在使用樂器 問題上呈現距離，在接受者的想法中就是將自己的音樂素材用西方進步的和聲理 論來呈現，至於那個理論是不是最新的、以及西方音樂發展到何種程度，根本不 是關心的重點，這與許常惠強調現代性音樂語言的前提就產生了距離。

經由這樣的比較，可以發現到，接受者不關心「時間」的問題；許常惠對「空 間」與「民族」模糊的想像，是構成差異最主要的原因。此外，兩者之間因為建 構這些音樂思維的方式與方向不同，也導致看似相同名詞但是背後認知的實質內 容不同，但是，這些「不一致性」所呈現出來的距離，卻往往被之前由「作者」

及「文本」中心論，所強調「一致性」的研究所忽略。事實上，正是因為許氏與 接受者之間存在著「距離」，而提供了相互「對話」的基礎。

47 這些想法可以參照《巴黎樂誌》裡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