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為何而教？舉業教學的目的
三、 從考生到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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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考生到官員
呂祖謙從事舉業教學的動機，部分是來自他對官員素質的憂心。呂 氏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央做官，所以他有能力長期觀察朝政。這是呂氏 與其他主要的道學人物一個很大的差別。朱熹和陸九淵大部分的人生都 在地方教學；張栻由於父親張浚（1097-1164）的地位，曾一度有機會進 入權力核心。但他在乾道七年（1171）後就離開臨安，從此再也沒有回 到中央。呂祖謙的情況與他的朋友們正好相反。他唯一擔任過的地方官 職是乾道六年（1170）時派任的嚴州教授，此後除賦閒在家之外，他都 在首都臨安任官。幸而如此，在乾道六年至淳熙七年（1170-1179）這段 期間，呂祖謙留下不少他對道學在朝中發展情況的觀察紀錄。從這些記 錄中可以發現，他對朝中善類不足的情況一直感到不滿。
道學在12 世紀 70 年代的發展之路崎嶇。親近道學的官員人數一直 很少，敵視者卻舉目皆是。其中，道學人士的最大敵手即為「近習」。 乾道六年（1170），張栻入京，有機會面覲孝宗，可說是千載難逢的機 會。上節已提及，張栻可說是呂祖謙心中的道學領袖人物之一，因此呂 氏當時高興地說：「近事頗有陽復之漸。」似乎得君行道的理想將要實 現。但到乾道七年（1171）時，情勢卻急轉直下，孝宗任命近習張說（？
-1180）為執政，引發張栻不滿，極諫孝宗。這樣的舉動觸怒宰相虞允文
（1110-1174）。果然，不出數月張栻便出知袁州，從此再也沒有回京任 官的機會。有些道學人士如楊萬里（1127-1206）、陳良翰（1108-1172）
都直言聲援張栻，但勢單力薄而無力回天。呂祖謙因此感嘆地說：「張 丈去國，群陰崢嶸，陽氣斷續。」乾道八年（1172），孝宗又執意任命 張說為簽書樞密院事，同樣引來數位親道學人士的不滿，但他們卻接連 遭到貶官甚至罷免。呂祖謙氣餒的說：「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
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39可見數年間親近道學的官員或貶或
39 文中王、芮兩人應指王十朋(1112-1171)和 芮燁 (1114-1172)，唯劉之身分尚待考 察。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7，〈與朱侍講〉，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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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導致朝中善類一空。40
淳熙二年（1175），親道學的龔茂良（？-1178）任參政，實際行宰 相事，情勢對道學的發展似乎轉趨有利。但道學與近習之間的明爭暗鬥 還是激烈進行中，所以呂祖謙依然憂心「目前善類單寡。」果然，淳熙 四年（1177），近習曾覿（1109-1180）欲為其孫謀求入仕，卻遭龔茂良 阻擾，道學與近習之間的衝突已達無以調解的地步。最後龔茂良遭到報 復，被指控「植黨」，遠貶英州而抑鬱而終。道學在政治上的發展又遭 一大挫敗。呂祖謙當時便說：「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 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在他眼 中，朝中同志數量屈指可數，根本無力抵抗反道學勢力的攻擊。最後，
呂祖謙對道學在官場的發展作出結論：「一二年來小小灌溉，豈無萌蘖 之生，但寒者眾耳。」對他來說，「善類」與「寒者」的數量實在不成 比例，道學之所以挫敗，和善類在朝中為官的人數有很大的關係。41
從上述紀錄可以發現，呂祖謙非常關心「善類」在官場中的數量。
他與朋友談論朝政時很少談論政策，因為他認為皇帝的支持比政策更重 要。而善類的數量又直接影響皇帝的信任。因此，他主張「眾建正人以 為輔助」，呂祖謙對朱熹說：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倣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稅之類。
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啟迪主心，
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 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眾口譁 然，終見沮格。42
「眾建正人以為輔助」可說是呂祖謙長期觀察朝政之後得出的治國 良方。換句話說，他期望作為善類的官員數量能不斷增加，這樣才能發
40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
（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頁 83-93。
41 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
（1163-1207）》，頁 93-101。
42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7，〈與朱侍講〉，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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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不斷進諫皇帝的職責。其曰：
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啟沃浸灌，事安有不回之理？
所恨此氣脈不復接續耳。……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 庶幾可為也。43
又曰：
善類衰微，元氣漓薄，稍有萌動，政當扶接導養。44
因此，呂祖謙一有機會就提拔善類，將親近道學的士人送入官場，
甚至左右其名次以提高他們獲得重用的機會。根據謝康倫（Conard Schirokauer）的研究，乾道八年（1172）之前道學和反道學陣營成員的 中舉數大體相當，但至乾道八年後，反道學陣營的中舉數突然下滑，而 道學陣營的中舉數則大幅上升。他指出這是當時的考官尤袤（1124-1193）
和呂祖謙所致，兩者皆與道學有所聯繫。45實際上，這並不是呂祖謙第 一次影響科場選士的結果。早在乾道六年（1170）的太學補試中，呂祖 謙就曾洩題給永嘉學派的成員，甚至還提示答法：
淳熈間，永嘉英俊如陳君舉、陳蕃叟（陳武，字蕃叟）、蔡行之
（蔡幼學，字行之，1154-1217）、陳益之（陳謙，字益之，1144-1216），
六七輩同時並起，皆赴太學補試。芮國器（芮燁，字國器，1114-1172) 為祭酒，東萊為學官。東萊告芮公曰：「永嘉新俊，不可不收拾。」
君舉訪東萊，東莱語以一春秋題，且言破意。就試，果出此題。
君舉徑用此破，且以語蕃叟，蕃叟其從弟也，遂皆中榜。此蓋以 譽望取士，猶有唐人之意，似私而實公也。46
第二章已經提及，永嘉地區的士人是呂祖謙學生的主要來源之一。其中 自然有不少人受呂祖謙青睞。這些士人的學術取向雖不全與道學相同，
但政治立場卻頗為一致。譬如陳傅良，在學術史上歸於永嘉學派，但在
43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答潘叔度〉，頁 443。
44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8，〈與朱侍講〉，頁 426。
45 謝康倫（Conard Schirokauer），〈論偽學之禁〉，收入於黑格爾（John Winthrop Haeger）
著，陶晉生等譯，《宋史論文選集》（台北：國立編譯館，1995），頁 162-163。
46 吳子良，《林下偶談》（台北：商務印書館，1966），卷 4，〈東萊以譽望取士〉，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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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卻無疑為道學之同路人。47此外，淳熙五年（1178）呂祖謙任殿 試考官時，更曾利用職務遷動考生名次，以提拔葉適（1150-1223）、徐 元德（字居厚）、王自中（字道甫，1134-1199）等永嘉士人。所以陳亮 明白的說，這些士人的殿試成績之所以高人一等，都是呂祖謙所為。其 曰：「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 如此。」48為了讓善類能擠身仕途，呂祖謙可說用盡一切方式。
就此角度而言，呂祖謙的舉業教學頗有助於善類進入仕途。一般道 學家的教學只能培育德行優良的士人，但若要成為士大夫，只能靠學生 私下的努力與機運。但呂祖謙的學生卻能透過舉業訓練，提高進入官場 的機會：「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達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在呂 祖謙平時教學的紀錄中也可發現，他總是將學生當成未來的官員，因此 常常勉勵他們將來要為民表率：「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
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此外，若有機會更需負起進諫 皇帝的責任，不能計較自身利害：「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 大夫愛身太重，量主太淺。」又曰：「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 十分之利。」這些告誡都是以學生能進入仕途為前提所提出的。由此可 見，呂祖謙的目標不僅止於教養德行健全的士人，其致力舉業教學實為 培養優秀同志成為官員，從而達成得君行道之理想。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