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為何而教？舉業教學的目的
一、 推廣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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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何而教？舉業教學的目的
在第三章，吾人提及呂祖謙（1137-1181）教導學生如何應付日益擴 大的考題範圍，並更有效率地準備科舉考試。然而，諸如「刪節」或是
「分類」等技術，其最終目的皆在增加考生通過科舉的機會，和南宋
（1127-1279）道學家向來倡導的德行教育似乎沒有太大關係。呂祖謙亦 云：「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別得輕重分明乃善。」1這就意味著，他始 終將德行培養與實踐看得比準備考試更為重要。那麼，他為何還要花時 間教導舉業？南宋道學家對科舉大抵批評多於肯定，對於從事舉業也抱 持著謹慎小心的態度。其中一些主要的學術人物如朱熹（1130-1200）、
張栻（1134-1181）或是陸九淵（1139-1192），不是很少指導舉業，就是 根本未曾插手考試教學。對他們而言，學生專為考試學習無疑是捨本逐 末。為甚麼作為一名著名的道學家，呂祖謙反而致力教導學生考試的技 巧呢？「為何而教」，本章旨在發掘呂祖謙從事舉業教學的各種目的。
一、 推廣學術
在科舉社會中，教授舉業是許多士人賴以維生的方式。大部分的情 況下，舉業教學的主要目的大抵都是為了維生。例如婺州義烏縣的姚獻 可（？-1196）就是相當典型的舉業教師。他是一個長年投考失敗的士人，
讀書甚勤卻逾二十年未得功名，因此生活極貧，「應科場，學習詞賦銳 甚，……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醖。」2對姚氏而言，利用平 日所學賺取溫飽是最合理的方式，而維生則是他教舉業唯一的目的。同 樣的情況似乎也適用於呂祖謙。呂氏雖然來自一個著名的官僚家族，但
1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收入黃靈庚等點校，《呂祖謙全集》，第1 冊，卷 10，
〈答潘叔度〉，頁494。
2 葉適，《水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第 2 冊，卷 14，〈姚君俞墓誌銘〉，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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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2），頁 126-129。6 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收入元史硏究會編，《元史論叢》第二輯
（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頁 217-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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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在官位第一的價值觀中，宋人教育子弟首重考試攻略而忽略德行培 養，所謂「恭謹」、「不輕忽」、「不躐等」等等教養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而且，不僅學生一心一意準備考試，其父母長輩也視之為理所當然。以 考試為重的觀念世代相傳變得根深蒂固。
然而，為考試而學習正是眾多學者大力批評的現象。陸九淵的〈白 鹿洞書院講義〉便極力倡言士人之終極目標應以「成聖成賢」為志向，
而非計較考試成敗，此或可視為道學家之一貫立場。
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 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
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扵此，而不 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 聖賢背而馳者矣。12
陸九淵及其他道學家並非全盤否定科舉，反而承認士人參加考試是為一 必經過程：「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而，他們平時之言行卻常常使 他人產生理學與舉業之間水火不容的印象。陸九淵本人經常貶低考試文 章，甚至以「闢時文」而聞名士林。13朱熹則曾說出「大抵科舉之學，
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如此激烈的批評，以致前 來向他就學的士人黃謙以為，跟隨朱熹就代表他必須放棄舉業。《朱子 語類》記載：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 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 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昲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
何以學為。」14
朱熹的回答相當開明。至少，他認為在妥善分配時間的情況下，士人同
12 持同樣立場者如張栻，其曰：「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張栻，《南軒集》（臺北：
廣學社印書館，1975），第 2 冊，卷 19，〈寄周子充尚書〉，頁 7。陸九淵，《象山集》
（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23，〈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頁 275-276。
13 陸九淵，《象山集》，卷 34，〈語錄上〉，頁 408。
14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第 14 冊，卷 13，〈學七．力行〉，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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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準備舉業與研讀道學著作並不是不可能。但黃謙的舉動卻顯示，對一 些人來說，舉業與道學之間的確存在著非此則彼的選擇。15 有些士人甚 至回頭譏笑道學的跟隨者在科場必定失敗，這也使不少人對道學望之卻 步。呂祖謙在弟子李誠之（1152-1221）鄉試奪魁時就曾提到：
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鄉嚮者，多為儕輩笑侮，往 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
則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知本份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 不小也。16
上文透露出一項很重要的事實：道學的追隨者實際上仍面對著一定 的世俗壓力，即使他們「有意鄉嚮」。但由於道學被視為「與科舉相妨」， 與世俗普遍「以一第為成材」的期待不符，故其追隨者就常被「笑侮」
而「不能自立」，這無疑降低許多士人接觸道學的意願。李誠之的成功 正好證明，成為道學家的追隨者也能取得很好的考試成績。而呂祖謙的 教學則展現道學與舉業的成功結合。他證明士人在「求道」的同時也能
「求祿」，化解士人的兩難處境，增加其接觸道學的意願。17
由此觀之，呂祖謙的舉業教學實可視為一種推廣學術的手段。而且 這種方法還相當有效，所以呂氏的同輩中也有人採用相同的策略。薛季 宣（1134-1173）就曾延請工於程文的陳傅良（1137-1203）擔任教師以 誘導學生讀書。所以張栻曾寫信勸誡薛氏：
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 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 為薄，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 善也。18
15 David S. Nivison, “Protest against Conventions and Conventions of protest.”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F. Wright(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82-192.
16 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卷 10，〈與學者及諸弟〉，頁 509。
17 黃謙面臨的兩難局面並不會發生在呂氏弟子身上。實際上，黃謙後來成為呂祖謙 的學生。可以說，士人對道與祿的需求，在呂祖謙的門下能夠同時滿足。
18 張栻，《南軒集》，卷 19，〈答湖守薛士龍寺正〉，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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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栻平日書信中就可發現他對舉業教學可說是全無好感，所以當他聽 到薛氏以舉業誘人讀書的作法時便充滿疑慮。同樣地，另一位大師朱熹 也考慮過類似的作法。朱熹與一位朋友在討論教學方法時，曾建議擇取 品行優良的學生為同儕表率。特別的是，他還希望這些學生擅長舉業。
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
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敎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 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
能作舉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間，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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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想法與薛士龍和呂祖謙差不多，同樣都是要用舉業誘進後生。可 見這些大儒十分清楚舉業對學生的吸引力，並且試圖在有限度的情況下，
利用它誘發學生向學的意願。而呂祖謙對舉業教學的態度可說最為寬容，
實踐最為徹底。但當吾人更進一步檢視呂氏的理想時便可發現，呂祖謙 的舉業教學之目的並不止於推廣學術。他一生都為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 而努力，並希望提高同志為官的機會。舉業對士人的吸引力及其考試導 向的訓練內容，對增加同志數量以及培養官員都有相當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