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
三、 、 、 、德語讚美回應 德語讚美回應 德語讚美回應 德語讚美回應
Golato (2002) 應用 Pomerantz (1978) 關於讚美回應的分類，研究德國 人讚美的回應，並進行德國人與美國人的對比分析。她藉由對話分析法發現，
德國人大量「接受」他人的讚美，50 筆回應中有 32 筆屬於這一策略的回應。
令人驚訝的是，語料中完全沒有出現如 “danke”（謝謝）之類的感謝標誌 (appreciation token)。德國受試者反而多會提供「權衡」(assessment) 來進行 讚美的回應，權衡的不是讚美的具體内容，而是讚美本身，請見下例 (Golato, 2002: 557)：
A: Aber heute abend war’s schön bei euch （ 但 我 們 今 天 晚 上 在 你 們 這 兒 玩 得很開心）
B: schön. （很好）。
Golato 的語料中，德國人最常用 “ja”（是的、對）一詞來回應他人的讚 美。下例中，B 說的第二句話就是該策略一例 (Golato, 2002: 558)：
A: übrigens (.) das fleisch exzel [lent （還有，這個肉很好吃）
B: [super ne? （很棒，對吧？）
A: exzellent （好吃）
B: joa. （是啊）。
除此之外，從上例 B 第一句的回覆中可見，德國人也會重復對方讚揚的 話，並另外加上 “ ne?”（對吧？）一詞來徵求對方再度確認前面所說的話。
但因爲透過 “ne?” 此類的回應徵求 (response pursuit)，似乎帶有博取再度讚 揚的意味，這樣的回應就可視爲自我讚揚，故違反 Pomerantz (1978) 避免自 我讚揚的原則。不過，Harren (2001) 認爲，德語中 “ne?” 一詞，反而有助 於保持雙方之間的關係。Golato (2005) 接著利用 Harren 的觀點來分析出
“ne?” 三個功能 (Golato, 2005: 180)：第一、 “ne?” 表示 B 自己的評估；第 二、它同意 A 提過的評估；第三、它表示 B 了解 A 的意思。儘管 Gola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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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未提供德國人回應讚美策略具體的百分比，但她列出許多語料中的例 句來闡釋研究結果。除了大量接受讚美之外，德國人與美國人相同，也會以
「拒絕」、「疑問」、「降值」 等方式來進行讚美回應。Golato 的研究套 用 Pomerantz (1978) 的分類，發現德語中僅未出現美國人的兩個回應策略，
同時有三個策略在美國語料中是不出現的。從此可見，美式英語和德語回應 讚美的語用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同性。不過，筆者再度強調，兩個研究皆 未提供具體的百分比，故分析其研究結果必須要考慮到這點。此外，兩個文 獻中間隔了 24 年，因此這對其對比分析的結果也會有所影響。
爲了比較不同研究法於分析讚美回應對其研究結果的影響，Golato (2003) 運用話語完成測驗來分析德國人回應讚美，並將結果與 2002 年以對 話分析法搜集的語料做一對比。以話語完成測驗搜集的語料中，73.8% 的 回應屬於「修正」這一範疇，64.9% 屬於「接受」，而只有 1.4% 的回應屬 於「決絕」策略。28 2002 年研究中，德國人最常用的策略，是以 “ja” 一詞 來回應讚美，這一策略在 2003 年的研究中只佔 14.3%，而完全缺乏單獨使 用的語料，而且語料中只有一筆 “ne?”。話語完成測驗搜集的語料中反而是
「由來/説明」(history/explanation) 策略的比例爲最高（28.6%），另外有 12.4%
屬於「感謝標誌」的回應，但這樣的回應 2002 年的語料中完全缺乏。Golato (2003) 針對兩種研究法引發的不同結果推斷，話語完成測驗的研究結果通 常會反映出受試者認爲他們應該說什麽，但搜集不到他們的真實語料。
Nixdorf (2002) 的博士論文研究德語、英語以及俄語三個語言讚美的回 應策略。29 作者搜集到各語言 50 名受試者的語料，除了分析他們使用母語 之外，也分析出他們用目標語是否會出現和母語一樣的結果。Nixdorf 將回 應讚美策略分爲四個主要的策略，德國人最常使用「接受」策略（43.3%），
其中「感謝」爲最普遍的具體回應（20%）。緊接在「接受」策略之後爲「逃
28 Golato (2003) 將其語料中的回應單獨分類，但並未對結合性的回應特別加以分析。因 此，會出現百分比超過 100 的統計結果。
29 由於英語和俄語不列入本研究範圍，筆者只回顧此文獻關於德語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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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以及「拒絕」策略，皆佔 23.3%，只有 10% 的回應屬於「反讚美」。
因此，德國人雖然同樣以「接受」爲最主要的回應策略，Nixdorf 的語料中 也有許多表示感謝的回應，但 Golato (2002) 反而完全缺乏這樣的回應。從 此可見，相同的研究題目，基於受試者抽樣的差異，也會造成不同的結果。
第五節 第五節
第五節 第五節 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 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 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 語言遷移與語用失誤
語言遷移 (language transfer) 是一個受到社會語言學界許多學者關注的 領域，研究的是外語學習者用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進行溝通時，受到母 語影 響的 程度 。基 本上 ，母 語對 目標 語可 能帶 有正 面的 影響 (positive transfer)，又可能帶有負面的影響 (negative transfer)。簡單地說，前者是指 當外語學習者的母語以及他所學習的目標語，某方面很相似時，學習者能成 功地把母語的語言特徵傳到目標語，而並不會造成溝通不良。負面遷移則是 指，學習者把自己母語與目標語不同的語言特徵應用在目標語時，可能會造 成溝通不良。因爲正面遷移特別難以測試，學者主要研究的是負面遷移。由 於本文研究的是受試者回應讚美這一語用策略，談到語言遷移時，本文只討 論語用遷移的部分，而不探討語法或語義方面的遷移。
根據 Kasper (1992) 的定義，「語用遷移是指外語學習者在了解、應用，
以及學習目標語語用訊息的過程中，受到目標語之外的語言與文化的語用知 識之影響」30。Saito 和 Beecken (1997) 總結語用遷移的研究，提出可能產 生語用遷移三項主要的因素：第一，學習者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語用差異；
第二，學習者目標語能力不足；第三，學習者對溝通中的情境不熟悉。論上 述第二個因素，若學習者外語能力不足時，其對目標語的語用知識一般也不 會達到很高的程度。然而，Kasper (1992) 指出，學習者外語能力越高，發
30 英語原文：“[P]ragmatic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learners’ pragmatic knowledg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ther than L2 on their comprehension,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of L2 pragmatic information.” (Kasper, 1992: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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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語用遷移的可能性也隨著增加。如果真是如此，高程度的外語學習者在與 來自目標文化的對方溝通時，可能會遇到困難。Liang (2008: 20) 進一步解 釋，語法或語義上的錯誤聽話者較易於諒解，因爲這樣的失誤仍可歸因於學 習者語言能力的不足。但是，由於人們對學習者語用能力的期望隨著其語言 程度的提高而增長，因此語用上的失誤反而會導致對學習者個性的懷疑。
Thomas (1983) 將這樣的「語用失誤」(pragmatic failure) 分爲「語用語 言失誤」 (pragmalinguistic failure) 以及「社會語用失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前者指用外語溝通時，學習者會用母語的語言形式（如言語行爲），
但因爲目標語對該形式的詮釋不同，故造成語用失誤。因此可見，此類的失 誤主要是語言本身的問題。社會語用失誤則指，用外語進行溝通時，通過學 習者用母語中社會文化的規則，造成的語用失誤。由於 Thomas 直接以「語 用失誤」一詞來解釋該兩種語用遷移，可見她指的是負面語用遷移。接下來，
筆者針對兩篇具有代表性的期刊論文作語用遷移研究的介紹。
Yu (2011) 研究來自台灣的英語學習者用英語如何提出讚美，通過與華 語和英語母語者的比照，分析出學習者母語的習慣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用英語 提出讚美的模式。Yu 運用比較特殊的研究法：他請的調查人士做出會吸引 對方提出讚美的事情，例如新髮型、準備飲料、口頭報告等，並記錄所有讚 美的話語。若受試者未提任何讚美，調查者也會紀錄，Yu 以這樣的方式搜 集到相當自然的真實語料。結果發現，美國人提出讚美的比率最高，而華語 母語者比率最低，英語學習者則介於兩者之間，但是學習者提出讚美的次數 仍不到美國人的一半。此外，「不説話」爲華語母語者和英語學習者最常用 的反應。Yu 和別的學者不同，還特別分析受試者提出讚美時是否會同時採 取扶助行動 (supportive move) 或是閒談 (small talk)。結果發現，華語母語 者與英語學習者 26% 的讚美言語都包含扶助行動，而 16% 的讚美包含閒 談的話語，但美國人此方面的比率反而只到 4%。Yu 認爲，台灣人可能會 將直接提出讚美視爲沒有禮貌的行爲，因此藉由扶助行動與閒談將整個讚美 的言語加以禮貌化。整體而言可歸納出，雖然這些英語學習者在台灣已學了 七年的英語，並有三年居住在美國的經驗，還是在各方面呈現出語用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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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指出，這些受試者在美國就讀時，可能與當地英語母語者的接觸程度不 高，因此較沒有體會到美國當地較規範的語用策略。
反觀研究英語學習者使用目標語是否會呈現出語用遷移，Yu (2004) 分 析兩組學習英語的台灣受試者（一組居住在台、一組居住在美）用目標語回 應讚美的語用策略。此研究運用話語完成測驗，爲了能夠將兩組學習者的結 果與母語者相比，作者同時也搜集了英語和華語母語者的語料。他利用其在 2003 年歸納出的六大回應策略進行量化的分析發現，在美學生回應策略比 較接近美國人的結果，在台的學生則比較接近華語母語者的結果。因此，目 標語的學習環境仿佛有助於外語學習語用方面的進度。Yu (2004) 接著進一 步進行四組受試者的質化分析發現，例如「降值」 這一回應策略，兩組學 習者的比率相當接近華語母語者，呈現出這方面的語用遷移。觀察「非接受」
策略可見，華語母語者使用這類回應的比率比美國人來得高，雖然兩組學習 者都呈現出語用遷移，在美的學習者還是比較接近美國人所顯示的英語規範。
Yu 認爲此結果表示，一個人的文化背景對其回應讚美策略的選擇具有不可 忽略的影響。整體而言，因受到十分重視謙虛的中華文化的影響，台灣人仍 會以「不接受」策略進行謙虛且禮貌的讚美回應，用英語回應時雖然比率比 較低，但也透露出「不接受」策略在台灣社會中有相當的影響力。
以上回顧與本研究題目具有關聯性的文獻，先從相關的理論著手，接著 探討讚美與讚美回應言語行爲，並介紹語言遷移的相關研究。由此可見，儘 管讚美爲高度公式化的行爲，但在分析不同語言社群於讚美回應行爲的表現
以上回顧與本研究題目具有關聯性的文獻，先從相關的理論著手，接著 探討讚美與讚美回應言語行爲，並介紹語言遷移的相關研究。由此可見，儘 管讚美爲高度公式化的行爲，但在分析不同語言社群於讚美回應行爲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