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新聞與親密暴力／親密伴侶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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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聞與親密暴力／親密伴侶殺人
一、新聞裡的親密暴力框架
新聞很少提供有關家庭暴力的準確知識，並且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不離開這段 關係，家庭暴力新聞再現往往沒有充分地將關係暴力事件置於語境中（Bullock、
Cubert，2002; Taylor，2009），關於夫婦過往的故事細節被省略或降級到文章末 尾（McNeill，1992）。
新聞傾向使用個人歸因處理親密伴侶暴力，台灣研究也呈現同樣結果，施馨堯
（2009）指出，「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前後十年間，不論是「議題醞釀期」、
「法案倡議與通過期」、「法案實施初期」或「法案實施三年後」，新聞處理家庭 暴力均以「個人框架」為主，各時期均在五成以上，總比例達七成以上，而在「個 人框架」中所含的受暴者迷思最多，包含「譴責受害者」、「開脫犯罪者」、「家 庭圓滿價值」、「霧裡看花」等，顯示媒體傾向將親密伴侶暴力歸因於糾結的親密 關係、個人特質，或者雙方均須為親密關係暴力負責，家庭暴力往往被視為一個孤 立事件，但這可能不是事實（Bullock＆Cubert，2002）。
國外研究指出（Bullock，2007 ; Bullock＆Cubert，2002），新聞媒體在報導 家庭暴力事件時，常採用四種框架，如以下：一、事實框架（a "just the facts"
frame），消息來源主要倚賴官方消息，如警察、法官及律師等，但這些機構在家 庭暴力中是扮演著維護家長制（patriarchal institutions）的角色，且透過警察或法 庭的發言，營造出這類暴力事件都是可以被掌握的單一個案，而並非是大環境脈絡 底下值得注意的問題；二、涉案人本身跟一般人即有不同（a frame that suggested the people involved were different），使得這些新聞看起來好像與平常人無關；三、
新聞會透過旁人的驚訝反應暗示犯案者應該是要容易被辨認的；四、責怪受害者或 為施暴者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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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pie 等人（2013）把「事實框架」再區分為「普通事件」框架與「孤立事 件」框架，「普通事件」框架指的是沒有討論受害者和罪犯之間的關係與／或沒有 跡象表明兇殺是社會問題的其中一部分 ; 「孤立事件」框架則將殺人事件描述為 孤立事件，而不是一連串暴力的升級。因此在親密暴力新聞中常見的框架有以下五 個：（1）關注受害者的行為，包括指責受害者或侮辱肇事者; （2）把案件正常化 為司空見慣的事件; （3）暗示案件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4）表明受害人和／或肇 事者在某種程度上異於常人; （5）聲稱家庭暴力肇事者是畸形且易於辨認的。
Gillespie 等人利用上述框架，分析美國女性遭親密伴侶殺害的新聞報導，額外 發現家庭暴力新聞所沒有的兩個框架，分別為：一、注意到施暴者可能有社會支持 或道德上的問題，會殺害伴侶可能是因為個人的崩潰，這類框架可能也指出肇事者 有自殺或不堪重負的跡象 ; 二、關注受害者和肇事者生活中面臨的困境，尤其是 健康議題，通常這類案件主角為年長夫婦，新聞會報導肇事者因不堪照護的重擔與 絕望而殺害妻子。因此 Gillespie 推測，這可能是女性被伴侶殺害新聞獨有的框架，
但這類的新聞框架可能會把對女性殺害議題的注意力，轉移至其他社會問題。
在話語策略部分，受害者譴責（victim blaming）藉由宣稱受害人也必須為其 肇事者的罪行負部分責任，指責受害者或將暴力行為歸咎於受害者，不論是貧窮、
精神疾病、犯罪和死亡，受害者都有可能在各式情況下被指責為是源於自身的的壓 迫（Ryan，1971），但性別暴力的受害者似乎特別容易受到譴責（Benedict，
1993），Meyers（1996）指出，媒體可能是受害者譴責的嚴重根源，導致更近一步 延續了社會上對婦女暴力的有害認知。
在情殺新聞中，直接譴責受害者論述策略包括：女性受害者沒有採取適當措施，
以保護自己免於伴侶的侵害，例如，受害者從未打電話給有關當局尋求協助，或者 決定不起訴肇事者；另一種策略則是報導受害者的不忠行為，無論不忠行為與案件 發生是否有直接關連，當受害者在婚姻中出軌，受害者往往會受到特別嚴苛的描寫，
這種報導會增強故事的煽動性（sensationalism），並可能引導讀者同情殺死不忠誠 親密伴侶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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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anus 與 Dorfman（2003） 發現，在 IPV 新聞報導中，直接譴責受害者的 語言雖然少見，但比例仍高於其他類型暴力的犯罪，同樣地，在 IPV 故事中，為 肇事者行為開脫的報導比其他類型的暴力更為常見。雖然該研究不是針對親密伴侶 殺害新聞，但研究結果表明，IPV 與一般暴力的報導方式不同，如果把結果推及至 女性殺害，則有可能影響公眾的觀點和對這一罪行的態度。
間接受害者譴責策略（Indirect Tactics of Victim Blaming ）包含，描述肇事 者藥物、酒、精神或財務狀況，透過外在條件減輕肇事者罪責；或採用正面、同情 性的語言描述肇事者；或凸顯受害者具有精神或身體問題，採用雙方均須悲劇負責 的話語來描述家庭暴力，Taylor（2009）分析發現，當嫌犯犯案後自殺，報導傾向 詳盡描述男性肇事者遭遇到的身體、心靈及經濟狀況，然而只有一篇報導詳述女性 肇事者所遭遇到的困頓，而經濟困境則是不分男性肇事者或女性肇事者都有提及的。
女性遭殺害的新聞，可能同時包括直接跟間接受害者譴責話語策略，然而 Richards 等人（2011）分析，就樣本數而言，報導採用直接或間接譴責受害者的論 述不如過往研究所顯示的如此普遍。
在消息來源部分，報導最常使用公共消息來源（Public sources），包括刑事 司法系統、醫師和法院人員。其中，警方在犯罪新聞中擔任重要角色，是為犯罪案 件訊息的守門人，因此，犯罪新聞通常是從警察的角度出發所形成的犯罪與犯罪解 決方案（Chermak,1995 ; Ray, 2007）。
相較來說，私人消息來源，如朋友、鄰居、家人，則較少被採用。在私人消息 來源部分，Richards（2011）發現儘管有些報導會採用譴責受害者論述的私人消息 來源，但大部分的私人消息被用以表達對受害者的同情與尊重、或者描寫受害者的 正面形象。
Taylor（2009）指出，法律機關的觀點可能與親密暴力專家，或社會福利機構 有所衝突，不幸的是，家庭暴力往往就是這種情況。目前研究提供證據表明官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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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來源，例如，警察向報導犯罪案件的新聞媒體提供訊息，強化了對於應被視為犯 罪行為的嚴重限縮的「官方」定義（Chermak, 1995）。此外，研究表明，刑事司 法系統的人員在犯罪問題方面提出的參考框架很少受到質疑，導致競爭觀點的邊緣 化（Sacco, 1995）。Ray（2007）將這樣的行為者稱為「授權的知識者」，意味著 這些消息來源被賦予解釋和建構犯罪事件的所有權，因此，司法部門提供的解釋和 解決方案經常被認為是充分和全面的，但實際上它們對親密暴力可能無法表達全面 的觀點。
除了警方消息之外，Taylor（2009）指出，辯護律師是最有可能採用受害者譴 責論述的消息來源，辯護律師利用負面形容詞或病理條件，如毒品，酒精，精神疾 病或嫉妒，將責任歸咎於受害者，辯護律師的說詞會因肇事者是女性、或男性而有 所不同，倘若肇事者是女性，則辯護律師的辯詞會強調受害者曾在精神上或肉體上 虐待肇事者 ; 倘若肇事者是男性，則辯護律師的辯詞除了涉及肇事者童年時的陰 影、受害者帶來的精神虐待之外，還使用更多明顯的話語策略來指責受害者，例如，
是為保護小孩免於被母親(受害者)帶回一個可能會歧視混血兒童的環境中2。
然而，辯護律師身份的特殊性在於透過任何必要手段，將肇事者的罪行降至最 低，因此 Richards（2011）展現與 Taylor（2009）不同的觀點，Richards（2011）
研究顯示，在女性殺害新聞中，引述辯護律師的話語並沒有影響大多數故事的整體 基調，因為記者會採訪受害者的鄰居、家人或朋友以代表受害者的聲音，以平衡新 聞報導。
在語言部分，報導如何選擇、佈置詞語，也會影響親密暴力的議題建構。標 題／副標及整篇文章中的單詞選擇可能會影響公眾對事件及主角的理解（Bullock
＆ Cubert，2002），Benedict （1993）檢視媒體如何描繪性犯罪受害者，發現與 女性有關的語言往往是高度性化的（sexualized），並且增強了對女性的刻板印象，
相關負面形容詞包括：貪婪、愛要脅、性生活淫亂、虛榮，並且經常引述與殺害案
2 該報導受害者為韓國女性，與犯嫌育有一跨國婚姻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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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無關的事件，例如，與幫派成員有交集、累積龐大債務，報導中通常還會引述債 務金額（Taylor，2009）。
Bullock 與 Cubert（2002）建議，在報導親密伴侶殺人案時，記者必須使用避 免受害者譴責的語言，但必須確保包括其他語言，例如，頭條新聞通常未能包含區 分親密伴侶兇殺案與陌生人之間兇殺案的語言，但是能夠在新聞中區分受害者與罪 犯之間關係，對於準確描述親密關係暴力的背景非常重要。
二、新聞裡的「情殺」
筆者在第一章研究動機提到，親密伴侶殺人新聞報導中，經常充斥「情」的元 素。Lelaurain 等人（2018）以量化證實浪漫愛與家庭暴力合理化的關係，被性別 歧視（Sexism）和家庭暴力神話所中介調節，由於流行文化中描繪的浪漫愛與控制 的概念相混淆，對浪漫愛的信念將導致性別歧視和家庭暴力迷思，對這兩種意識形 態的黏附，將導致個人更傾向為男性肇事者開脫、將更多責任放在受害者身上。這 顯示，在浪漫愛的信念背後，父權意識形態影響了 IPV 的合理化，這種意識形態 定義了性別 - 象徵角色（gender-symbolic），並為男性支配辯護。
Wood（2001）分析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自我陳述，發現受暴女性會倚 賴浪漫愛論述（romantic narratives）以正當化（normalization）她們在關係中遭受
Wood（2001）分析曾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女性自我陳述，發現受暴女性會倚 賴浪漫愛論述（romantic narratives）以正當化（normalization）她們在關係中遭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