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論文結論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第一節 論文結論
二〇一八年時發生幾起重大的親密伴侶殺人案，新聞報導一方面激起社會大眾 對於恐怖情人的討論，一方面撩撥社會大眾的恐懼，筆者好奇，台灣新聞如何書寫 親密伴侶殺人事件。由於筆者不具有社會工作領域的專業背景，為更充實對於親密 暴力議題的認識，因此依著這個問題意識，首先爬梳台灣親密暴力防治工作的發展、
親密暴力受害者性別不均的現象，與社會大眾常見的親密暴力迷思，接著回歸到筆 者自身的新聞研究領域，爬梳過往新聞研究中所呈現親密暴力／親密伴侶殺人的報 導框架與論述，並且對照親密暴力防治組織所給予的新聞報導建議，採用批判論述 分析，以揭示新聞報導背後所隱藏的偏見，得出以下結論：
過往針對親密暴力的研究指出，親密暴力迷思包含，認為施暴者有酗酒、精神 疾病、犯罪前科、貧窮的傾向（參見頁 13～17），筆者發現，這些迷思在新聞報 導中經常作為理解事件的框架，在標題、導言、詞語使用與段落安排上被凸出，使 得具有偏見的意識形態得以再製。
在詞語使用上，針對婚姻伴侶殺人案，報導經常採用委婉的說詞來指涉男性對 女性的暴力，例如：口角／爭執／爭吵，在段落安排上也呼應過往研究（McNeill，
1992），女性遭受親密暴力的經驗在新聞書寫中被邊緣化，大多放置在新聞文末，
暴力行為的脈絡容易受到忽略，使得事件宛若「突發狀況」，但在誠如文獻探討中 重複強調的，親密伴侶殺人是一連串暴力被忽視的結果。
筆者也發現，婚姻關係親密伴侶殺人的呈現面向，相較於非婚姻的親密伴侶殺 人案更為多元，例如：經濟因素、離婚問題、久病；針對非婚姻伴侶殺人案，新聞 則大量採用「情殺」、「感情糾紛」等標籤化的字眼，使用「以愛之名」的框架來 解釋事件，愛與仇恨的敘事構成報導內容，將事件簡單化、桃色化，與過往研究相 符（DeShong & Haynes, 2016; Gius & Lalli, 2014; Gregoratto, 2017），新聞
9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傳遞了親密暴力與愛掛鉤的意象，當前媒體中的敘事，一遍又一遍地描述了父權體 系對於性別的想像，無法順從、拒絕提供情感關懷的女性，遭到極度渴望愛的男性 懲罰，雖然殘酷但「合乎情理」，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所述（頁 13），親密暴力其 實關乎權力與控制，無關乎愛，因此，奠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的親密暴力迷思之上，
筆者提出，「以愛之名」也屬於媒體與社會大眾應破除的迷思之一，新聞未來在報 導殺害伴侶案時，應該減少使用「情殺」、「醋男」、「感情糾紛」等字眼。
從採訪面向討論，筆者推測，非婚姻伴侶殺人報導之所以缺乏女性受暴紀錄、
以及情愛以外更多元的因素，可能是《家暴法》修正案上路不久，受暴者／死者無 從獲知是否符合報案資格，因此沒有報案，記者也無從取得資訊，建議新聞未來在 報導親密伴侶殺人案時，可以在文中加入家暴警語、提供家暴專線，以強化無論伴 侶是否為婚姻關係，只要一方施暴，就可以通報的印象。
針對男性犯案後自殺的報導，呼應西方研究（Gillespie, 2013 ; McNeill, 1992），台灣新聞同樣會報導男性遇到經濟困難、不堪照護重擔，或者被形塑出悲 劇英雄的形象，但是有別於西方研究對於這類新聞裡頭，女性形象的付之闕如，筆 者發現，台灣新聞除了關注死亡男性的故事，也經常報導死亡女性「太過強勢」，
藉由貶抑女性「強勢」，以傳達對於事件的同情。
筆者認為這項描述揭示了華人社會對於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李美枝、鐘秋玉
（1996）指出，早期社會心理學的性別角色量表中，習慣使用美國學者的視框看待 當代台灣女性的性別角色，因此得出台灣與美國性別角色特質相似的結論，但儒家 社會要求「能忍」，在尊卑有序的性別秩序之下，女性更被要求柔順曲從，「善忍」
應納入台灣性別角色量表中，由此及彼，新聞以女性「太過強勢」建構敘事的邏輯 性，反映台灣社會對女性「柔順忍讓」的期待，呈現出有別於西方研究的敘事觀點。
筆者亦發現，新聞針對未進入婚姻的親密伴侶暴力（IPV），與進入婚姻後的 家庭暴力（DV）呈現的女性形象稍有不同。在家庭暴力（DV）的報導中，筆者看 見女性形象的敘事相當破碎與稀少，通常是在繁瑣的家務中，被他人訴說與建構，
例如，「出去工作也都會帶著劉男，劉男生病、想吃什麼東西也盡量滿足他，沒想
98
‧
（2005）、宋名萍（2016）、邱獻輝（2018）研究。
在親密伴侶暴力（IPV）報導中，筆者發現，儘管華人文化對於性事經常避諱 女性愛上了她無法成功馴服的男人，導致了她的死亡，好比 Larcombe（2005）所 言，女人贏得他的愛是一種成就，他像是一頭被囚禁在愛的牢籠裡的野獸，須得小 心翼翼對待，實際上，這樣的敘事賦予男性侵略特權，並將女性作為不可預測原始 力量的守護者，延續了浪漫愛（romantic love）的父權性別想像（王曉丹、韓宜臻，
2018）。
對於男性形象的呈現，新聞最常採用區隔男性嫌犯與一般人的敘事手法，例如，
將其標誌為「人魔」、「魔鬼」、「狠夫」，或者透過旁人「出乎意料」的反應，
暗示嫌犯應與常人有所不同，呼應過往性暴力研究（蔡雁雯、蘇蘅，2015），筆者
9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此處看見的是，社會對於「一般」男性現身成為親密暴力罪犯的不安與焦慮，是以 要採用人魔化的寫作手法，將嫌犯從一般男性的形象中轉移出來。
除了以往研究指出的男性悲情、與人魔化的形象，筆者發現，對於未能滿足傳 統性別分工的男性，新聞則會傳達強烈否定與排斥。姜貞吟在《這是愛女，也是厭 女──如何看穿這世界拉攏與懲戒女人的兩手策略？》（2019）一書中指出，父權 社會之下，男性在婚姻的角色鮮少受到規範與討論，男子氣概所崇尚的是理性、冷 靜、工具性的，男性被要求壓抑自己的情感表現，不擅長、也無須學會照料自己與 他人，最被賦予的期待是養家責任，筆者發現，在親密暴力新聞與家庭暴力新聞中，
當男性未能完成經濟責任、無法維持父權體系的掌控權力時，報導經常將其烙印為
「軟爛男」、「失業男」、「無賴」，反映了無論處於何種情感狀態，男性的經濟 能力始終被視為衡量個人價值的指標，呼應宋名萍（2016）所提，「丈夫能全權支 配妻子」的信念表面上已經消失，但新聞對於其伴侶側寫的角色形象，依然透露
「好太太、好母親、好媳婦」與「男性養家活口」的性別崇拜，親善型歧視被以一 種無害的姿態，透過各種社會系統運作，使得對性別角色的期待變成壓迫的元素。
總體而言，當前新聞敘事傳達對於家庭性別分工的傳統意識形態，也對於未進 入婚姻關係的伴侶，塑造激情、殘暴的愛情劇本，在刻板印象的性別分工與性別角 色之下，替嫌犯與死者進行價值判斷，當嫌犯或死者不能符合當前父權體系期待時，
就會被烙上標籤與污名，把親密暴力特例化；當嫌犯不能符合罪犯的刻板特徵，新 聞就會以反差、對比的手法，形容嫌犯惺惺作態，或者標誌其為「妖魔」，把嫌犯 從主流社會區隔，進一步將親密暴力／親密伴侶殺人議題從主流社會中邊緣化，捍 衛了父權中產階級的社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