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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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女性殺害（femicide）是對婦女的最極端暴力形式之一，但針對女性殺害的研 究仍不普遍。Radford 與 Russell（1992）指出，社會對女性殺害的沈默與歷史、文 化因素有關，從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獵殺女巫是合乎情理的，直到現代，
男性殺害疑似不忠的妻子、同性戀及妓女，在許多地區的法律仍然判得比其他類型 的謀殺罪還要輕，甚至被視為是一種榮譽謀殺（Honour killing），顯示女性被殺 害與社會文化因素息息相關。
學者 Radford 與 Russell（1992）指出，女性殺害難以處理的原因有：第一、該 議題沒有生還者可以出來訴說其苦痛的經驗，第二、許多文化將死亡視為是私人領 域（private matter），當處理這樣的議題時必須要非常小心，也會冒著被指控為把 悲 傷 轉化 為一 種「 政治 資本 」 的 風險， 因此 女 性殺害 可能是男性暴 力（male violence）中，最悲傷且最容易觸動敏感神經的議題。
在親密伴侶殺害案件中，女性受害者的比例大幅高於男性受害者，聯合國毒品 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簡稱 UNODC）
二○一八年研究統計顯示，於二○一七年全球有 87000 名女性遭到故意殺害，其中，
約有 34％女性是死於親密伴侶手中（轉引自關鍵評論網，2019.1.9），呼籲各國 政府應重視消弭性別暴力。
研 究 顯 示 親 密 伴 侶 殺 人 案 （ 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 ） 跟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後文簡稱 IPV）有緊密關聯，在許多情況下心理虐待 是對身體暴力的先兆，如果身體暴力的發生頻率與嚴重程度升級，有時會導致謀殺。
遭受親密伴侶殺害幾乎致死或致死之受害人，先前遭受親密關係暴力比例從 25％
至 76％（Aldridge ＆ Browne, 2003），親密暴力事件是親密伴侶殺人非常重要的 風險因素之一，因此，須認知到親密伴侶殺人事件不是單一、突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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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研究指出（Dobash et al., 2004; Websdale et al., 1999 ; Weizmann-Henelius et al.,2012），男性嫌犯與女性嫌犯的犯案動機有明顯差異，女性嫌犯殺 人動機多半是因為自我保護、或者保護子嗣，犯案前大多經過深思熟慮，為求一次 得手，目的為結束當前恐懼狀態或困境，很少是因為伴侶離開而行兇；但男性嫌犯 大多是因為伴侶提分手，或者因為嫉妒情緒而發動攻擊。Gregoratto（2017）則聚 焦在「女性殺害的浪漫化」（romantic femicide）的觀點上，認為女性因不能完全 順服於傳統女性的身份，伴侶無法接受其對於傳統身份的挑戰，遂產生殺機。
同樣的，台灣學者林俊仁（2010）指出，台灣親密伴侶殺害案例以男性殺害女 性為主，加害者與受害者關係最多數為交往中情侶、已分手情侶、情敵關係，其中 又以愛情分手（41.4%）、愛情嫉妒（35.2%）及相處不睦（18.2%）為主要犯案因 素，反映了當情感關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時，男性比女性更傾向採用身體上的優勢 控制女性，顯示親密暴力是性別權力與政治的展現（潘淑滿，2003）。
親密暴力作為一種性別暴力，有其社會文化因素，父權體系對於「做」異性戀 愛（“do” heterosexuality）有其嚴格的定義，Robinson 與 Hunter（2008）認為，
在家庭關係中存在明顯地角色互補，即女性的被動性與男性的侵略性互補，這樣的 刻板印象廣泛流傳在當代的兩性敘事中；Chung（2005）、Wood（2001）指出，
異性戀愛的敘事經常被用來維持傳統的性別關係，合理化女性從屬於男性的位階順 序，例如，男性被描繪成天生強大，充滿力量，並且對自己充滿把握（Wood，
2001），女性則是需要被人類拯救、需要「被」完整與實現的，並且將女性對自我 評價與對愛情的感受劃上等號、把愛情變成一種必須實現的命運（Chung，2005）。
然而這樣的論述可能成為父權意識形態的包裝，藉由創造浪漫、虛假的想像，
將女性限縮為被動的、需要被呼護的，強化了性別權力的不對等（王曉丹、韓宜臻，
2018），因此親密暴力經常被視為個人問題，例如：「一定是女生挑釁」、「女生 可能不太檢點」、「不早點脫離關係，自己也有問題」，卻很大程度地忽略性別權 力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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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暴力如何被社會感知、定義，事實上是一個可以被主觀建構的過程，
Blumer（轉引自杜娟娟，2010）以「集體定義」（collective definition）形容此一 被界定的過程，社會議題取決於它如何被社會主觀地認識與詮釋，反映了集體的社 會信念；Ray（2007）指出，媒體作為這種能力的過濾器（filter），反復出現的新 聞模式，往往只突出某些類型的罪犯及其受害者、忽略或淡化其他人。因此，可預 期若新聞過於歸因為個人問題，則親密暴力議題就很難獲得公眾注視。
新聞在建構、釐清、確保什麼是「道德的 / 不道德的 ; 對的 / 錯的 ; 好的 / 壞的」中扮演重要角色，能使某些觀點合法化，並且邊緣化其他觀點（杜娟娟，
2010）。因此，從新聞研究出發，檢視新聞中的親密伴侶殺人論述，有助於創造異 於目前的親密暴力敘事，Wood（2001）認為，文化論述既不是有界限的、亦不是 固定的，隨著個人及機構認為現有的論述不足以定義或指引我們的生活，而不斷重 新被製作。人類重新塑造社會世界的能力，意味著我們有可能想像、並創造出新的 性別與浪漫敘事，重新塑造何謂可被接受、和善的關係，因此我欲達成研究目的有 以下二點：
1. 檢視台灣親密伴侶殺人的新聞論述特色。
2. 作為未來報導親密伴侶殺人新聞的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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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親密暴力相關研究
一、什麼是親密暴力（Intimate Violence）
親 密 關 係 暴 力 （ Intimate Violence ） ， 或 稱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簡稱 IPV) 。在行為認定部份，親密暴力行為傳統以肢體、精神、經濟 剝奪及性暴力定義之（Fagan ＆ Browne,1994），其中精神暴力則以辱罵、恥笑、
孤立伴侶、嫉妒或表現出強烈佔有慾，以及威脅或虐待伴侶之子女、親人、好友、
寵物等定義之（Crowell ＆ Burgess, 1996），近期親密關係暴力也開始逐漸拓展 至跟蹤、訊息騷擾等（潘淑滿，2007 ; 潘淑滿、游美貴，2016）。
親 密 關 係暴 力 認定 對象 ， 可 分 為 廣 義 及 狹義 定 義 ，狹 義 定義如 Stark 與 Flitcraft（1996）所提，親密關係暴力為現任或過去之合法或實際婚姻關係中，所 遭受肢體、性、財產或社會孤立，注重形式或實際上婚姻關係有無；廣義定義則如 Schecter 和 Ganley（1995）所指出，親密關係暴力為親密伴侶間，不論成年或青 少年，對其伴侶之暴力或控制行為，包含身心靈、財務上的控制等。
根據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家庭暴力保護對象涵蓋：1. 配偶或前配 偶。2. 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3.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 或直系姻親。4. 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5. 現有或曾有親 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此類型對象是指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社會互動 關係之一般男女朋友或同性伴侶，雖然並非家庭成員關係，但亦可聲請保護令。6.
看見或直接聽聞家庭暴力之兒童或少年（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7.03.07）。
由上述定義可知，親密關係暴力被視為家庭暴力的一環，家庭暴力涵蓋對象除 有姻親及血親等家庭成員，還包括擁有親密關係或婚姻關係二人，囊括範圍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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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定義乃是婦女團體及同志團體多年倡議結果，早期「家庭暴力防治法」認定對 象以婚姻關係及血親關係界定之，待下文詳述之。
台灣對於親密關係暴力的認知，始於一九九○年代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一九九 三年鄧如雯弒夫案喚起婦女團體體認到缺乏法律性別意識的不公，草擬《婚姻暴力 防治法》草案，欲喚起對受暴婦女的防治與救援，然此法案被冰凍三年之久，直到 1996 年發生彭婉如命案，才全面性引發對婦女暴力保障的重視，兩年後，即 1998 年，台灣始通過第一部《家暴法》，成為亞洲第一個擁有《家暴法》與《民法》保 護令的國家。
然一九九八年《家暴法》認定對象，為「配偶或前配偶，現有或曾有事實之夫 妻關係、家長親屬或親屬間關係者，現有或曾有直系血親，及現有或曾為四親等以 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奠基於《民法親屬篇》血親與姻親上，因此，雖然對 家庭成員採廣義定義，但對親密關係對象認定，則採狹義定義，亦即限縮在婚姻關 係 中 ， 排 除 同 居 或 同 性 伴 侶 可 能 性 ， 將 暴 力 處 理 思 維 停 留 在 DV （ Domestic Violence），窄化暴力定義，「家庭」二字限縮了暴力處理的框架，也被批評為侷 限在異性戀霸權思維中（潘淑滿、楊榮宗、林津如，2012）。
所幸二○○七年通過《家暴法》對於「事實上同居關係」修正案，將無婚姻關 係之同居人及同性伴侶納入保護對象 ; 二○一六年修法擴大適用對象，未同居之 現任、或曾有親密關係之伴侶，也可申請保護令（自由時報，2016.01.23），同時 多將親密伴侶保護之保護年齡定為十六歲，與國際之親密伴侶定義逐漸相符。
從《家暴法》發展歷史回顧到台灣對於親密關係的研究，早期社會工作領域研 究家庭暴力時，大多集中在討論婚姻暴力（Marital violence），然潘淑滿（2007）
指出，隨著社會型態越來越多元，女性主義者對於親密關係暴力依循生物性別的權 控詮釋觀點，已無法回應多元社會，主張在討論親密關係暴力時，應也要看到個體 在社會位置的身份流動與權力關係。因此近期台灣在討論家庭暴力時，也開始著重 兒童虐待、老人受虐、跨國婚姻、同性伴侶等議題（許雅惠、嚴巧珊，2017; 謝臥 龍、劉惠嬰、黃志中，2017; 潘淑滿、游美貴，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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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今 社 會 親 密 關 係 樣 態 已 有 很 大 的 改 變 。 國 際 間 已 多 用 親 密 伴 侶 暴 力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代替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以免與家庭暴 力的概念混淆。因此在本文後續討論中，也以親密伴侶暴力（IPV）的定義，定義 親密暴力，而非家庭暴力（DV）。
二、親密暴力與東方文化下的性別角色
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親密暴力的核心是權力控制（coercive control）
西方女性主義者認為男性親密暴力的核心是權力控制（coerciv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