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電視劇《春梅》與小說《望鄉》之互文性
第二節 情節的忠實與改編
《望鄉》作者黃志翔因閱讀藍博洲所著《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而 創作；而電視劇《春梅》改編自《望鄉》，讓改編者的想像力得有充分施展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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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衍生出不同情節的新文本；導演將原著情節曲折化、人物對比、意象擴大化。
根據《小說改編與影視編劇》提及：
改編的第一步在於精確地理解原著，搞清楚他的「立言的本意」以及與之 有關的主要人物與主要事件。改編者必須善於發現原著作中最本質、最閃 光、最耐人思索的主題意念，並予以深化。14
從以上引言可知，改編的重要關鍵，在於能精確掌握原著的立言本意、主要人物 與主要事件，並能深化其中的主題意念。電視劇是有意義的視、聽符號建構而成，
它身為一種特定的敘事體，有其想表達的理念，並運用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式，
將事件與情節呈演出來。將小說作品改編成電視劇是一大工程，電視劇透過情節 的設計與擴寫的分析，了解所要表達的意涵。
就敘事學觀點，人物、情節和主題，皆是文本的靈魂。原著改編成電視劇亦 是如此，接續上節人物角色的重疊與新塑之後，本節將就電視劇《春梅》中情節 設計的忠實與改編一一分析，說明原著改編成電視劇不只原著文本的影視呈現，
亦是影視工作者再次詮釋或重新創作。
一、忠於原著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電視劇是視覺的藝術，二者雖有差異，但卻有其共同性。
小說透過文字傳播，較重字句；電視劇透過影像的傳達，豐富人們的視覺影像，
小說與電視劇儼然形成一種雙向的互動關係。電視劇的劇本來源有二，一是原創 性；二是從原著改編而來，如電視劇《春梅》即改編自小說《望鄉》。就原著改
14 引自馮際罡：《小說改編與影視編劇》(臺北：書林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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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的電視劇，則有忠實與不忠實的成分存在。有關電視劇《春梅》忠實原著情節 方面，列舉以下二項：
(一)再現農民運動與臺灣地景
電視文化所積極反映的是社會大眾賴以生活的道德，因此戲劇敘事透果模仿 而再現之現象，處處顯露出社會教化下的集體意識與主流價值。「再現」
(representation)在今日的文化研究裡，已不再是透明的寫實。對於「再現」的批評，
已從真實與否的泥沼中，轉到意義的追尋。15可以說「再現」是作為一意義產生 和轉換過程中必要的部分，在不同「媒介」的幫助下，發現存在於小說《望鄉》
中的歷史敘事等議題，藉以檢視電視劇《春梅》的文本再現，聚焦於日本殖民史 中臺灣民眾的抵抗精神，視覺上也再現臺灣甘蔗園的地景，扣連農民運動的歷史 事件，在 2015 年呈現於電視劇影像，引發觀眾反思臺灣的命運，以及珍惜現今 的民主自由，深具時代意義與再現價值。
電視劇《春梅》以甘蔗園為開端，春梅的父母從事農民運動，在日本剝削蔗 農的情況日益下，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最上層的日本殖民者與底層的臺灣人之 間，還存在一層本土統治階層，這個階層主要由臺灣人地主、資產階級與新舊知 識階層構成，他們和日本統治者之間有牽扯不清的的利益關係，當然也和最底層 的臺灣人有著種種利益衝突。臺灣農民是受到新興糖廠收回耕地與二林事件的刺 激而逐漸擴大規模的，問題的關鍵是剝削臺灣農民的不只是日本殖民者，本地的 資本家也在殖民地的經濟剝削結構當中獲利。16透過小說文本明確主題探觸歷史 的素材，戲劇中掌握焦點進而強調這段日本殖民的歷史記憶。劇中曾出現火車承 載歷史記憶的意象，此畫面在小說也有敘述：
15 參見黨永順：〈從當代「文化再現」的詮釋觀點談《宋家皇朝》的「去強人」情節〉，《電影欣 賞季刊》，2004 年，第 120 期，頁 59。
16 參見游勝冠：〈民族主義與階級意識之外的臺灣農民運動史觀－臺灣農民運動後期的左傾探 源〉，《歷史月刊》第 196 期，2004 年 5 月，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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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臺北南下的自強列車馳騁於田野之間，素有「子彈列車」之稱的自強號 像枝兩削尖的澄心炭筆，以鐵道為軸線，將過度開發的西部臺灣從中劃 開，銳利，毫不留情。……電氣化的列車因為不再燃煤，也不再沿路吐煙，
其實已經不能稱為火車了，可是對玉梅和一般的民眾而言，火車仍是個通 用的詞彙，這或許是新舊時代的列車沿用了同樣的軌道，也因而承載了相 同的歷史記憶吧。(頁 15)
正如上述引文中所提及「火車仍是個通用的詞彙，這或許是新舊時代的列車沿用 了同樣的軌道，也因而承載了相同的歷史記憶吧。」火車承載著日據時代至今的 新舊經驗，小說與戲劇透過「火車」走入時光隧道，步向一望無際的甘蔗園，從 中帶出了臺灣農民運動的故事。
小說與戲劇出現甘蔗園的場景，深具文化地景的意義。文化地景是一個變動 的過程，任何文化產物都是一個持續性的變動過程，它呈現文化與環境互動的關 係。而每一個地景都充滿不同面向的故事，每一個故事的產生都會使得地景意義 具有更多元的內涵。麥克‧克蘭（Mike Crang）在《文化地理學》指出地景並非 個人資產，地景反映社會及文化的變遷。地景就像文化一樣，反映出這些元素的 匯集，而且只能夠在社會中存在，地景隱含了自古至今人類對大地的塑造。達比
（Darby）曾提及小說在本質上具有地理學的特質：
做為一種文學形式，小說在本質上是具有地理學特質的。小說世界由地點 與場景、場所與邊界、視角與視野組成。小說中的人物、敘事者以及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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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際的讀者，都會佔有各式各樣的地方與空間。任何小說都可能展現出帶 有不同形式、有時是相互競爭的地理知識的場域，從此感官來認識地方，
到以學術的觀念來理解區域與國族。17
從這段話可知，小說敘事元素除了人物、情節、主題、敘事觀點，還有空間場景 也十分重要。有時，我們藉由小說先了解一個地方，進而親身去認識地方；換言 之，小說也提供體察世界的方式。麥克‧克蘭（Mike Crang）即認為：
最好是將文學地景視為文學與地景的組合，而非把文學當作分離的透鏡或 鏡子，映照或扭曲了外在世界。文學也不僅是在地理學的客觀知識外，提 供情感性的對應部份；反之，文學提供了體察世界的方式，品味、經驗與 知識的廣闊地景。18
文學是社會的產品，也是社會的媒介，藉此可賦予地方意義。透過文化地理學的 思考角度，將文本與空間進行聯繫，文學裡的空間關係也被賦予了不同意義，作 品本身也訴說、形塑著地方。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藉由文學或電視劇可以生產與複製文化地景，將文本與 空間進行聯繫，並賦予意義。在電視劇《春梅》中，一開始即以甘蔗園作為開幕 場景，暗示此場景將是曲折情節的重要關鍵。就女主角命運而言，因父母從事農 民運動身葬火窟，導致她成為孤兒，從此開展困頓的人生。就臺灣歷史的命運而
17 引自麥克∙克蘭（MikeCrang）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出 版社，2008 年 4 月），頁 58。
18 同上註，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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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本強力批判日本對蔗民的壓榨，迫使農民走向街頭請命，表達激昂的抗議 精神。尤其在「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成立後，不僅壟斷獨佔臺灣已有的糖業，而 且從土地的徵收、蔗農的收成層層剝削，誠如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之下的臺 灣》所指出的：「以臺灣糖業為中心之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史。」19這段話更 印證於《春梅》與《望鄉》之中，透過甘蔗園地景訴說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剝削，
以及臺灣農民奮不顧身的抗爭。
(二)彰顯女性的堅韌性格
小說與戲劇同樣凸顯出動盪時局中女性所具有的堅韌性格，如醫生娘與女主 角。
當男性從事社會運動為大我之愛謀幸福之時，女性往往扮演家庭的守護者。
戲劇與小說中的醫生娘，屬於家庭的守護者。身為人妻與母親，她必須面對丈夫 與獨子從事社會運動，憂心安危，尤其獨子後來義無反顧的投入社會運動。從她 知道獨子意外殺害一名特高而必須遠離家鄉，她只能以淚水祈禱平安，期待早日 回鄉。一方面憂心愛子，一方面又要照顧罹患癌症的丈夫，縱使心力交瘁，始終 以堅強的生命態度，面對命運的磨難，成為家庭最有力的後盾與依靠。
戲劇與小說中另一位具有堅韌性格的女性，即是春梅/玉梅，此性格有如其 生身母親。她的母親與父親冒著生命危險，有志一同從事農民運動，為農民的福 利捨命抗爭，是日據時期相當獨特且勇敢的女性。春梅與母親特質一致，她支持 俊彥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無怨無悔。在戲劇中的男女感情上，她有別於傳統女 性的順從、被動，而是主動積極的追求真愛，明白她的所愛，並愛其所選擇，可 說是一位勇敢堅強、獨立自主的新女性。由於殖民政治因素，以致未能與真愛締
19 引自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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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連理，可是她也能勇敢接受事實，從愛情又回到親情的定位，祝福俊彥與寬美。
之後，逐漸將情思轉移至深愛著她的宮本剛。對於宮本剛這位灣生的正人君子而 言，除了有救命之恩，她也十分珍惜自小相識的緣份。
探察日據時期臺灣女性的處境，當時被殖民的處境面臨現代化的光明面，以 及壓迫剝削的黑暗面，臺灣社會處於動輒限制的狹隘框架。在後殖民的文學中以 女性角色成為弱者的代稱，在傳統社會備受壓抑，又處於殖民地的臺灣，可說是
探察日據時期臺灣女性的處境，當時被殖民的處境面臨現代化的光明面，以 及壓迫剝削的黑暗面，臺灣社會處於動輒限制的狹隘框架。在後殖民的文學中以 女性角色成為弱者的代稱，在傳統社會備受壓抑，又處於殖民地的臺灣，可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