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台灣憲法學下的新聞自由
第一節 憲法學界對憲法第十一條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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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以下擬從戒嚴時期的憲法學著作著手8，探討戒嚴時期台灣憲法學界的 新聞自由論述。
第一節 憲法學界對憲法第十一條的闡釋
在戒嚴時期出版的憲法學著作，多數從「意見自由」的角度來闡釋憲法第 11 條的內涵。而以「意見自由」來涵蓋「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並 詳細闡釋相關內涵的憲法學著作，可上推至戰前由王世杰和錢端升所合著的《比 較憲法》。該著所使用的「意見自由」一詞是從 freedom of expression 和 Liberté d'opinion 翻譯而來9。換句話說，該著將 expression 和 opinion 視為一體，皆翻譯 為「意見」10。
1961 年劉慶瑞的《比較憲法》區隔兩者，以意見自由(freedom of thought or opinion)涵蓋「沈默的自由」與「表現的自由」(freeom of expression)。而憲法所 保障的言論、講學、著作、出版，甚至演戲自由、廣播自由等，則被納入「表現 自由」的範疇，予以保障11。換言之，劉慶瑞認為表現自由為意見自由的一部分。
另外，林紀東在 1980 年所出版的《比較憲法》則受到日本的影響，以「表現自 由」來涵蓋「言論、講學、著作、出版」自由。然而，表現自由是否與意見自由 有所區隔，林紀東則無討論。反之，則是在相關的「中華民國憲法」論著中，以
「表現意見之自由」的合稱方式，來討論憲法第 11 條的保障範疇12。不過，劉 林二位採用「表現自由」一詞，來闡釋憲法第 11 條，在戒嚴時期算是特例。大 多數的學者還是採用「意見自由」一詞，或不加註英文原文，或以 freedom of
8 此處所採用的分析文本為戒嚴時期所出版的憲法學專著，以及相關的期刊論文。在資料收集 上，除透過一般圖書館的檢索系統外，並利用林榮耀於 1982 年編輯出版的《憲法論文索引》
作為輔助，以求更完整的呈現戒嚴時期台灣憲法學界的觀點。
9 王世杰所著的《比較憲法》初次出版於 1927 年，1928 年再版，1936 年與錢端升合著「增訂三 版」，1942 年再出版「增訂四版」。本文所使用的為北京商務書局於 2010 年出版的增訂四版。
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北京：商務，2010)，頁 105。
10 世界人權宣言的法文版，以 d’opinion 和 d’expression 來翻譯英文版的 opinion 和 expression，
在本論文第一章中，將其翻譯為「意見」與「表現」。
11 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頁 104、劉慶瑞，《比較憲法》(台北：大中國，1961)，頁 98。
耿雲卿、林紀東、陳世鴻、王文、張文汲等憲法學者皆採用劉慶瑞的觀點。
12 在解讀林紀東所用「表現自由」一詞有一點值得注意。日本憲法第 21 條規定：「集會、結社、
言論、出版，及一切自由之表現，應保障之。」林紀東受日本影響而採用表現自由。然而，
日本憲法學者是從日本憲法來解釋表現自由，因此，集會結社和言論出版並列，皆被納入表 現自由。反之，講學自由則被單獨列出(第 23 條)，而被視為精神自由之「內心的自由」，表現 自由亦為精神自由。但是，中華民國憲法卻將集會、結社自由另外處理(第 14 條)，講學與言 論出版並列，故而林紀東所提的「表現自由」包含講學自由，卻未納入集會結社自由。林紀 東，《比較憲法》(台北：五南，1980)，頁 197、《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大中國，1960)，
頁 137、《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台北：三民，1975)，頁 145。芦部信喜，《憲法(第三 版)》(東京：岩波，2002)，頁 13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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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指稱其所述的「意見自由」。例如，管歐的《憲法新論》就主張，表現 自由的涵義過廣，而主張將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稱為「意見自由」較 為適當13。
戰前，王錢二人對意見自由所下的定義為「表示意見的自由」。而戰後，劉 慶瑞等憲法學者則解釋為「自由發表意見而不受非法侵害之意」14。多數的學者 皆是從憲法第 11 條言論、講學、著作、出版四項範疇來討論意見自由的內涵。
謝瀛洲於 1947 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論》為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的四項權利下 了以下的註解：
以口頭發表其思想者，謂之言論；藉文書圖畫而發表其思想者，謂之著作；
以此等發表思想之文書圖畫，從事印刷發行者，謂之出版。至於講學自由，
有廣狹兩義：從廣義解釋，即以學術研究之所得，對眾自由發表之謂，是 與言論自由，無甚區別；從狹義解釋，則專指在學校中自由講授，自由研 討而言15。
該說與王錢二人的見解極為相近，但王錢二人是針對「臨時約法」與 1923 年「中 華民國憲法」而來，上述兩法僅言言論、著作及刊行三種自由。謝瀛洲對憲法第 11 條四項權利的界定，獲得戰後憲法學者的採納，像劉慶瑞、林紀東、薩孟武 等皆採用類似的觀點16。而針對憲法本文未提及的電子媒體，王世杰、劉慶瑞等 都將廣播單獨列出，認為亦應為意見自由的保障範圍17。不過，到 1970 年代，
林紀東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則將其納入「出版自由」的範疇，認為
「以其著作印刷、或以攝影、錄音等方法，而傳布於眾者」，皆是「出版」，受出 版自由的保障18。
其次，在相關的憲法學著作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是對「言論自由」的解 釋。針對言論自由，林紀東表示：
由廣義言之，講學、著作與出版各種自由，乃至後述之集會自由，莫不為
13 管歐認為居住遷徙、宗教和集會結社都應是表現自由的一部分。然而，由於其未引述相關論 述，很難討論此說來自何處。若以日本憲法學而言，宗教自由被視為「內心的自由」，與表現 自由同屬於「精神的自由權」。而居住遷徙則被納入「經濟的自由權」。管歐，《憲法新論》(台 北：五南，1975 年初版，1983 年 11 版)，頁 108、伊藤正巳，《憲法(新版)》(東京：弘文堂，
1990)，頁 208-214。
14 劉慶瑞，《比較憲法》，頁 98。
15 謝瀛洲，《中華民國憲法論》(上海監獄印，1947)，頁 53-54。
16 劉慶瑞，《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著者出版，1957)，頁 69-70、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 釋論》(1960)，頁 137、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台北：三民，1974)，頁 95。
17 王錢二人的《比較憲法》撰寫於戰前，其所論述的基準為「臨時約法」和 1923 年的「中華民 國憲法」。而這兩部法案對意見自由的保障只提及「言論、著作及刊行」三項自由。但在討論 時，王錢二人亦將講學自由納入意見自由的範疇，使得二人與戰後憲法學學者的討論範疇具 有一致性。王世杰、錢端升，《比較憲法》，頁 105。
18 林紀東的《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初次出版於 1970 年，本文所使用的為 1975 年再版的 版本。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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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之一種，憲法既將此各項自由，與言論自由併舉，則所謂言論自 由，自係指狹義而言，即指有發言以表達其意見，與不發言之自由而言19。 從廣義言，林紀東所定義的言論自由，其實是一個保障範圍比意見自由更為廣闊 的自由權。以廣義的角度來談言論自由，在台灣社會是十分普遍的現象。不過，
或許是基於與林紀東同樣的考量，認為憲法既然將言論自由與其他自由併舉，則 憲法所稱的言論自由即是狹義的言論自由，戒嚴時期的憲法學著作多從狹義面來 詮釋言論自由。不過，若論及「不發言」的自由，其重要性又可能遠高於狹義的 言論自由。劉慶瑞將其稱為「沈默的自由」，為意見自由的重要內涵之一，意指
「不得強迫任何人表明其內心所抱懷的意見或思想」。而值得注意的是，劉慶瑞 於 1961 年出版的《比較憲法》是從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例如強制學生向國旗 敬禮，提出沈默的自由的概念。而曾繁康於 1962、1963 年、耿雲卿於 1982 年出 版的憲法學著作，則從共產國家強迫人民說出其內心之意見的角度，說明不表示 意見之自由20。此外還有一群學者提及公開議論、演說的權利，例如張鏡影(1950 年代)、左潞生(1964)、韓駿傑(1967)、管歐(1975)等。其中張鏡影特別強調政治 評論的權利，其指出，如其發表的目的「在於為國家社會或公共團體及人民之公 益者，乃憲法上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政府對人民的批評與議論須虛心以納之，
擇其善者而從之。其有不瞭解政府之設施及處理之內容而妄為批評者，政府亦只 能向之解釋，不能認為其別有居心，或加以叛逆之罪名，或藉他事中傷而公開拘 之，或陰使人暗中處置之」。張鏡影並批評上述行為乃「希魔(希特勒)之暴行，匪 共之鬼蜮」21。戒嚴時期的憲法學著作若提到憲法對意見自由的保障與限制，通 常以法規帶過，像張鏡影這般清楚的表達政府對外界批評所應採取的態度，實屬 少見。
再者，關於憲法第 11 條的保障範圍是否包含「新聞自由」，大多數的憲法著 作皆未明確的說明，但透過其分析，例如王世杰、錢端升指出，「古希臘羅馬的 民治制度，只能行于地域極小的城市國家，而近代的民治制度卻能行之于地廣人 眾的大國者，即因一無報紙一有報紙之故」，以及在討論過程中，對「出版法」
的重視，皆可看出新聞媒體亦受到憲法的保障。不過，也由於新聞媒體是被納入
「出版自由」的範疇，討論的重心大多擺在出版體制，對於聯合國 1946 年 12 月 14 日的決議認為，新聞自由應包含「沒有束縛地在任何地方蒐集、傳遞和刊 載新聞」的具體內容，則除林紀東、劭定康等人的著作外，幾乎都沒有觸及。
19 林紀東，《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頁 153-154。
20 劉慶瑞，《比較憲法》，頁 98、曾繁康，《比較憲法》(台北：三民，1962)，頁 90、曾繁康，《中 華民國憲法概要》(台北：三民，1963)，頁 74、耿雲卿，《中華民國憲法論(上)》(台北：華欣 文化，1982)，頁 87-88。
21 張鏡影所著的《比較憲法》初次出版於 1983 年，但若究其文字，包括其所提及的「出版法」
僅言「停止發行」的處分，以及聯合國人權宣言(應為「人權公約」草案)對表現自由所立可依 法加以限制的八項言論，其寫作的時間應該在 1958 年「出版法」修訂前。張鏡影，《比較憲 法》(台北：黎明文化，1983)，頁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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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的憲法學著作皆認為意見自由有其限制，例如王錢二人提出「為 保障社會全體利益而設的限制」與「為保障私人利益而設的限制」兩類；劉慶瑞 提出「誹謗或中傷他人的言論出版、猥褻的刊物、破壞治安的言論出版、主張以 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言論出版、妨害司法審判的言論出版」等五項限制，與美國
「明白而立即的危險、惡劣傾向原則」兩項衡量標準，以及李鴻禧擴大說明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處理意見自由的五項原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