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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親的內圈似乎有共同的祖先與歷史記憶，主要透過禮拜堂的建立來相互連 貫。William Rowe 在討論漢陽宗族建立的模式時，提到：
定 義 一 個 群 體 範 圍 唯 一 且 最 關 鍵 的 判 定 準 則 是 識 別 其 正 確 的 始 族 (lineage founder)。在群體中，最常見的方式是，追溯其血緣的先祖並移入地方，改變其籍貫，
但這遠不是唯一可用的選擇。由於許多因素，一個群體可能想將第一代追溯的更早：
用以包含居於他鄉或原鄉，富有或有用的族人。或單純地希望幫宗族建立比鄰人更久 遠的譜系。
開封猶太社群的內部是一個典型的社會結構，常見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精英宗族中。
精英成員的外部似乎含有重要的特色，其出生地為開封或暫時居住於開封的官 員，即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著名精英成員，他們是專家或由於相似的教育背景而與內 部成員有所聯繫。第一種的例子是劉昌，1663a 碑文的作者，出生於開封，但由於其 官職為工部尚書，1663 時居住於首都北京；曹佐，雕刻 1489 年的碑文，為開封府儒 學廩膳生員，在本章前面有提到。禮拜堂的對聯和匾額中的捐贈者中，我們可以找到 河南分守大梁道左參政，王原膴；開封府知府，席式；分巡福建漳南兵備道按察司僉 事，趙映乘。
下列為 1663a 的一段碑文，暗示了一個內部與外部的互動模式的表現：
猶恐其久而不傳，欲勒諸石以垂不朽，而請記于予。予汴人，素知一賜樂業之教，
且與遊擊趙承基、大參趙映乘、醫官艾顯生為莫逆交。巔末頗能道其詳，因據其舊記 而增補之。俾人知其道之由來，且以見今日經寺之修，其教中諸人之功不可泯也。是 為記。26
(六) 承接建立禮拜寺的事務
在中國帝國晚期，上層社會階級精英的積極性與參與，在地方事務中是一個共同 的話題。如我在上述提到精英與地方的關係奠基於共同受益之上，精英積極參與地方 社會、政治、宗教的管理，在為了地方利益的事務中貢獻他們的資源和名字。而他們 所得的回報，不僅提高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力和名聲，也得到一個讚揚其功績的平台。
得到精英的大量資助與贊助的一類共同事務，是地方上的宗教與儀式建立。由於 這類事務需要大量的資金，也需要政府支持、官方資助，所以精英在這類事務的參與 是不可缺少的。27
而且，有鑑於為了制度化儀式和宗教信仰，而出現對抗異端儀式的運動與嚴格的 政府政策，官員和地方精英的成員成為朝廷和地方社群間互動的重要代理人。
26 Chinese Jews: A Compilation of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Jews of K'ai-Feng Fu., part II, p. 85.
27 關於這類主題的更多研究，見Brook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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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Timothy Brook 說明的，宗教機構和其信徒間的關係並非單方面，而是一個 互相依賴的關係，為了宗教機構的設立，地方紳士與精英給予地方社群提供必要的財 務與政治支援，而為了回報，他們提高他們的社會資本並保證以紀念其名作為慈善，
他們虔誠且致力於社群。28
在為了紀念廟宇的建立、重建和其他重大事件而豎立於每個廟宇中的石碑和碑文 中，發現這種相互依賴的表達。但這些碑文並不只是為了歷史的見證而豎立，更是為 了提供一個多功能平台，其功能包括寺廟與其信徒間互動的語言化；向政府宣佈社群 的意識形態，從而證實對正統的堅持；根據著作或設計碑文的階層的人的說法，也提 高了當地在全國性文化範疇中的地位。
三個豎立在開封禮拜堂的碑文也不例外。三塊石碑，包括五段個別的碑文，題為：
「重建清真寺記」(1489)、崇尊道經寺記、(1512)、重建清真寺記(1663a)，在許多情況 下，許多信徒的名字與其具體捐贈與寺廟的說明，佔據了大部分敘述的篇幅。在一些 情況，如 1489 和 1512 的碑文中，碑文含有精英成員的姓名及頭銜的清單，但未具體 說明他們與寺廟間的關係。因此，這些清單看起來是故意向外地的讀者表現出寺廟的 重要性，並宣稱這些成員中有很多高階官員；至於提到重要的儒家學者，則是為了作 為寺廟儀式活動的正統性質的證據。
組成這些碑文的真正目的，往往是將之用來作為精英互動的平台。一個核心的精 英團體會邀請不包括在此核心精英團體的其他精英成員，以撰寫碑文文本，或只是貢 獻他們的名字在樹立石碑的額外兩個面向的其中之一，即設計碑文的書法風格(中文是
「書」)；或於石碑上加入他們的紅色印章(中文為「篆」)。
另外一個精英參與宗教機構建立的表現是宗教思想的教化與儒家化，和制度的實 踐。Timothy Brook 在他的書《祈禱權力》中，介紹了由於在思想出發點上的分歧，偶 爾發生在宗教機構和地方機英間的緊張關係。機構所宣傳的宗教思想與儒家的根本思 想不能契合之時，這種緊張關係較為嚴重。29在很多情況下，這種緊張關係產生了宗教 宗教社群朝向儒家教義的思想意識的轉變。儒家的審查原則與被宗教機構對儒家詞彙 的接受是很重要的，不僅是為了化解與精英面對面的緊張關係，也可提供機構一個法 律上的認可與避免摧毀(對於經常性對抗異端的行動)。
應該強調的是，在開封建立禮拜堂的事務，雖然自然的被四個石碑記錄為一個重 大的事件，但並非這些精英成員參與的唯一事務。在史料中顯示，許多內外各方的精 英成員參與且促成中國各處的宗教與教育機構。一個石碑設立在聖山泰山的一座涼亭 中，題為「感應記碑」，作者為：艾俊，他的生平將會在文章後續描續；雲南宜良縣長
28 見Brook (1993)。
29 見Brook (1993)，頁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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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趙映斗，他被紀錄在 1633 年的兩塊碑文中，在十七世紀下半葉致力貢獻於重建禮拜 堂，並在 1649 年開始重建宜良縣儒學30；他的哥哥趙映乘，不僅是汀州眾多教育事務 的主要提倡者與保護者，也留下許多文章，強調設立這些教育機構的重要性。根據 1633 年禮拜堂的碑文，趙映乘也積極參與禮拜堂的重建事務；然而，在一篇文章中，他似 乎沒有找到紀念禮拜堂重要的程度。這些例子也許能幫助我們更深入的瞭解禮拜堂在 精英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真正功能，和精英參與開封猶太人認同的特性。
30 〈方輿彙編職方典〉，《古今圖書集成》(1725)，雲南府部，卷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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