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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古治下猶太人的社會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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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沒有跡象顯示猶太人選擇了哪一邊。

忽必烈掌權以後,他展採取相對和平的態度來面對景教徒及穆斯林,欣然接受兩 個宗教,並支持他們。連馬可波羅(Marco Polo)也引用忽必烈的言談來讚賞忽必烈的寬 容態度:在中國,有四個先知受到人們的崇拜與景仰。基督徒說耶穌基督世他們的神;

薩拉森人說穆罕默德是他們的先知;猶太人說摩西是他們的先知;崇拜偶像的人們則 說第一個偶像釋迦牟尼佛(原文:Sagamoni Burcan)是他們的先知;我真心地尊崇他們,

誰在天上最偉大且真實,我便會向他祈求幫助。2

毋庸置疑地,那些出現在馬可波羅說法中的論述出自他自己而非可汗。然而,元 代中國出現猶太教,同時又引自忽必烈汗,可見其中必有值得深究的地方。

隨著元的建立,大量中亞民族進入中國,成為建築師、科學專家,且在中央政府 中擔任要職,特別是經濟與天文方面的部門。其他則在中國境內四處移動,有些則擔 任護衛軍,或者屯田軍。或成為商人、工匠,在中國北方為蒙古皇室生產工具、武器、

葡萄酒或絲綢。3

正如Morris Rossabi 在《元代早期的穆斯林》書中描述,蒙古對中亞民族的政策,

特別是穆斯林,顯得相當矛盾。新建的社會結構由西亞及中亞民族為蒙古人擔任收稅 的工作,同時也但任皇室與中國百姓之間的中介人。很多時候,他們被當作「代罪羔 羊」4,藉此轉移漢人對蒙古人的仇視。而元政府透過二元社會法律制的建立,將這個 階級結構穩固地深植於社會當中。

元代的社會法律系統包含四類:最上層的蒙古人;中西亞民族為色目人(按字面解 釋是許多種類的意思),他們被世唯一個介於上層蒙古人與下兩層之間的獨立階層。北 方漢人、女真人與契丹人為「漢人」,而南方漢人則為「南人」。這四類又可根據個別 種族再行更細的區分。「中西亞民族」裡就包括了非常多元的民族群體,這些差異源自 不同的文化、民族背景、使用的語言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在他們之中又可以在區分 出「回回」。透過這個清楚的社會民族分類系統的維繫,元的管理政策產生了新的文化 社會認同,例如:回回,用以去除其他不具代表性的民族。5

(二) 蒙古治下猶太人的社會政治地位

猶太裔波斯歷史學者與醫生Rashîd ‘Ad-dîn Hamâdani (ﻲﻧاﺪﻤه ﻦﻳﺪﻟا ﺪﻴﺷر, 1247–1318)是 Jamî‛ ‘At-tawârîkh (ﺦﻳراﻮﺘﻟا ﻊﻴﻤﺟ)的作者,是一部針對伊兒汗國的全面性研究,同使也是

2 Morris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272.

3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 263-265.

4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 259.

5 Rossabi, “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uan Dynasty,” p. 259.

被升職為「大維齊爾」(Grand Vazir, Vazîr-e-Bozurg گرﺰﺑ ﺮﻳزو),雖然他的職務很多,但 是在他作品中沒有一項與他的猶太背景有關,或與國內其他區域的猶太人有關。此事 護猶太人的權力仲介者」(Jewish Retainers as Power Brokers)概念7,所謂「保護者」

(retainers)在此結構中指的是「某個依附於貴族的人」8,或者換句話說,為統治階級提 供不同服務的猶太人,例如:官員、軍人、廷臣。透過社會外進入猶太社群的因素, 曾經出現於中國的海岸城市及內陸地區。1286 年,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 – 1324) 在他的遊記中提到大都(Khanbaliq,今北京)的猶太人10,他描述道「一個官方認可且組 織化的猶太社群。」11馬可波羅也記述蒙古人禁止穆斯林(可能也包含猶太人)行屠牛儀

6 見Felix Klein-Franke, Ming Zhu and Qi Dai, “The Passage of Chinese Medicine to the West,”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2001); Joseph Needham and Ling Wang, Science and Civila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Vol.1; Herbert Franke, “Some Sinological Remarks on Rashid Ad-Din’s History of China,” Oriens 4 (1951).

7 Walter P Zenner, “Jewish Retainers as Power Brokers,” The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81.1-2 (1990), p.

127.

8 Zenner, “Jewish Retainers as Power Brokers,” p. 130.

9 Zenner, “Jewish Retainers as Power Brokers,” p. 148.

10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p. 15;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p.171.

11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p.171; Leonardo Olschki,

式。121326 年,刺桐(後來的泉州)主教 Andreas of Perugia 在一封寄給佩魯賈修院(Convent of Perugia)托缽僧 Warden 的信中,記述了關於他在刺桐試圖使猶太人及穆斯林改宗未 果的事情:猶太人與薩拉森人沒有改變他們的信仰,但許多偶像崇拜者倒是已經受洗

對‘Ibn Battûtah 而言,這些穆斯林特區看上去就如伊斯蘭世界一樣。以下是他關於 杭州(Hangzhou)穆斯林特區的相關記載:

Marco Polo's As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198.

12 Leslie,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Jews: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Kaifeng, p. 171.

13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trans. Henry Yule, ed. Henry Yule, vol. 4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4)., p. 74

14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110.

15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131.

16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p. 122.

‧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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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密關係可以由‘Ibn Battûtah 的紀錄觀察出來,同時在地方法規中也可看到:

當穆斯林商人抵達中國城市時,他會根據他的信仰選擇該特區一位商人同住,

或者到旅店。如果他想要跟一位商人同住,那麼他會清點錢財並將之託付給他 所選的商人;後者必須根據客人的需求誠然地負責所有開銷。當客人要提走他 的錢時,一樣會進行清點,而主人必須補足任何缺額。17

在某種程度上,居於中國的穆斯林與外國的訪客之間所擁有的緊密關係,乃源自 中國穆斯林強烈的大離散認同(diasporic identity)。這份認同反應在穆斯林的名號上,

即便久居中國,任何穆斯林訪客抵達當地後,都會受到熱情的款待。‘Ibn Battûtah 的紀 錄中經常提到這種狀況:

隨後有來自 Kazi 的伊斯蘭教徒和一個正直慷慨的 Tajuddin of Ardebil 拜訪了 我;一位來自伊斯法罕的伊斯蘭教長Kamaluddin Abdallah 也拜訪了我,他是一 為虔誠的人;地方首要的商人們也拜訪了我。這些人中,我只會提到一位商人 Sharrif-uddin of Tabirz,他是我第一此到印度接濟我的商人……這些商人居於非 信教的區域,可想而知,他們見到穆斯林來訪時有多麼高興,他們還說道:「啊,

來了一位自伊斯蘭國度的人!」且根據法律,他們將一切物資都給了他。18 雖然,作為一位穆斯林,‘Ibn Battûtah 特別注意中國的伊斯蘭同胞,且用他的觀點 及論述方式來描述穆斯林社會的真實狀況。很有意思的是,在他討論穆斯林的同時,

我們也在他的日記中發現猶太社群的蹤跡。這些相關文獻出自於他在1346 年到訪杭州 (Khansâ, ﺎ ﺴﻨﺧ)的紀錄,他寫到:

隔天,我們同過「猶太門」進入第二座城市。這個市鎮居住著猶太人、基督徒 以及一些崇拜太陽的土耳其人;他們為數不少。市鎮的領袖是位中國人,第二 天晚上我們在他家過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