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政府支出與經濟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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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間較高的失業率，而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規模大者顯著地增加了長期失業率。

Lowery and berry (1983) 也指出政府部門提供財貨與勞務的基期價格成本若相對 於私部門上升，亦即公部門的通膨率較高，公部門佔經濟產出的份額也會隨之成 長，這也是政府規模成長的原因之一。

Paul Light (1999) 觀察美國政府規模提出新論點，政府規模若只計算政府全 職人員則有低估的疑慮，「真正政府規模」應將所有來自於政府薪資的人力納入，

涵蓋政府委外契約及非政府的約聘人員。公務人力被視為政府營運的範圍且佔大 多數政府的人事費用，然政府財政赤字嚴重不單只是因為龐大的人事費用，逐年 增加的社會福利支出、公共建設費用等支出也是主要原因，因此以人事支出來衡 量政府規模似乎有失準確，且以單一指標衡量政府規模是困難的，因為沒有一種 指標能夠完整歸納出政府對整體金融市場的影響。

歐美經濟學者在研究政府規模大小時以政府支出或收入的討論最為廣泛，

Scully (1991)以稅收佔 GDP 的比例來衡量，發現政府規模接近 19%GDP 時，經 濟成長率最大。Bird (1982) 指出同時以支出與收入衡量政府規模較為適當。World bank (2007) 觀察東歐及中亞財政政策對經濟影響時，將政府支出結構分類為生 產性支出、非生產性支出與其他支出。經濟學者多從財政支出面著眼探討政府規 模，由於透過政府的預算、決算可以窺視政府施政時所購買的各項財貨與勞務，

亦可發現政府所施行的各項建設計畫。因此，本文便以政府支出角度探討政府規 模的趨勢。

第一節、探究政府支出與經濟之關聯性 一、消耗性支出與經濟之關聯性

政府支出種類繁多，西方經濟學者在探究政府公共支出時，多從政府支出結 構的消耗性支出與移轉性支出兩大層面探討。消耗性支出包含政府直接使用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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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資源，移轉性支出則否，移轉性支出把部分政府資金無償地轉移給企業和個人，

這兩種支出的義涵、其在經濟上是否獲得等額補償的分類方式、對經濟產生的效 用互異，對國民生產毛額形成的作用也不同。在研究公共支出時分別整理歸類為 消耗性及移轉性支出是必要的，也易於透過這兩類支出了解政府施政情形。

消耗性支出又稱為購買性支出，代表政府部門的消費和投資性支出，政府藉 由消耗性支出購買等價的財貨或勞務，維持政府的營運活動，涵蓋內容廣泛，如 國防、教育、公路和水利等。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兩者雖性質明顯不同但都屬於 消耗性支出，皆是社會生產營運中所不可或缺的，透過觀察政府消耗性支出可以 顯現政策對經濟資源的使用。

Aschauer (2000) 觀察 1970 年至 1990 年美國 48 州的追蹤資料，實證發現公 共資本占私人資本的比例低於經濟成長極大化時，增加核心公共投資支出或其他 公共資本支出都能增加平均每人產出，促進經濟成長。Fan, Hazell and Thorat (2000) 以 1970 年至 1993 年的印度農村作為研究對象，以政府不同支出型態作為聯立方 程式模型，對農村的貧窮與生產力作分析，研究發現印度政府應優先增加投資於 農村道路與農業研究上，不僅改善貧窮的問題也可以提高生產力的成長。

Landau (1983) 檢驗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比例與平均國民所得間之關連性，

以廣義的投資支出看待政府消費支出，尤其是教育與健康照護，作者認為政府將 資金用於基礎保健與教育重要於花費在奢侈品上，文章指出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例與平均國民所得呈現負相關，顯示政府規模的擴大會傷害經濟成長，但也 指出雖然消費支出會降低 GDP 的成長卻也可能意味著社會福利的增加。

Kolluri et al. (2000) 採用G7國家為範例，檢視長期政府支出與經濟間的關 係是否符合華格納法則。文中將政府長期支出劃分為政府消耗性支出、移轉性支 出與總支出，多數國家中顯示消耗性及移轉性支出所得彈性大於一，在長期政府 總支出方面則皆符合華格納法則，所得彈性大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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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ekson (1993) 為華格納法則提供了相反證明。作者指出以往用時間序列 方法驗證華格納法則的文獻可以得到強烈證明，即經濟成長與政府支出為正向關 係，但若以非恆定狀態的變數作測試，其結果卻令人質疑。作者觀察瑞典 1861 年至 1990 年的長期數據，限定使用消耗性支出作為變數分析，其包含了政府非軍 事消費與投資支出，從數據得出每人實質所得與政府支出份額看似符合華格納法 則，然而考慮誤差項與迴歸數後卻得到不同結果。

二、移轉性支出與經濟之關聯性

移轉性支出是將稅收由納稅人至受益人間的所得重分配，政府將部份稅收按 照一定程序無償地轉移至個人或企業，透過移轉性支出政府並不獲得等額補償，

主要包含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兩大層面，涵蓋政府補貼、失業救濟金和養老金等。

由於移轉性支出類似累進稅的效果，經濟學者在探討政府支出效率時多從移轉性 支出角度出發，當所得來自於移轉性支出的比率窮人高於富人時，社會福利政策 才能達到所得重分配。

移轉性支出是否應納入政府總支出計算也是不斷爭論的問題。Beck (1976) 認為若排除移轉性支出，會低估整體政府部門的規模，將移轉性支出納入是較好 的指標，並不會誇大政府職能。Samuelson (1958) 有別於亞當斯密的政府自由放 任職責，社會福利需要政府政策重分配所得，強調移轉性支出的重要性。

Helms (1985) 以美國 1965 年至 1979 年 48 州的長期追蹤資料為數據，檢視 各州政府的財政制度與經濟間之關聯，並把財政收支與預算式連結。研究發現地 方稅對個人所得有明顯的負面效果，又依支出型態有不同影響，當租稅用於資助 移轉性支出時，國家和地方增加稅收會顯著阻礙經濟增長；然而當租稅用於資助 改善公共服務如教育、公路和公共安全上則有正面影響，即課稅的不利效果將被 公共服務支出的有利效果所抵銷，有助於經濟成長。研究強調地方支出的動機與 稅收同等重要，當地方發展商業活動時，不能忽視支出形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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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idi and Stone (1990) 延用 Helms (1985)的實證模式，觀察美國各州 1962 年至 1982 年間製造業的投資及就業率，結果與 Helms 相同，顯示租稅用於公共 服務的效果優於移轉性支出。

Landau (1985) 觀察 1952 年至 1976 年 16 個已開發國家政府支出份額與每人 所得成長之關聯性，分別將政府總支出歸類劃分為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及移轉性 支出探究，結果顯示消費及投資支出與經濟成長間是負相關，移轉性支出比其他 支出有較輕微的負面影響。顯示政府消費與投資支出的成長是造成經濟減緩的原 因，政府支出的結構對每人所得有影響，而非政府規模。

Rowley and Tollison (1994) 觀察 Peacock and Wiseman 以位移效果解釋社會 發生重大因素像是戰爭或經濟大蕭條時，政府擴大公共成長的模型，然而作者質 疑位移效果對冷戰後的公共支出是否還適用，因此研究冷戰後美國的總支出趨勢，

將支出主要歸類為防衛、非防衛支出及移轉性支出，數據顯示自 1969 年至 1992 年間，防衛費用比重下降而移轉性支出占比增加，顯現移轉性支出日益增加的趨 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