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政府規模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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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idi and Stone (1990) 延用 Helms (1985)的實證模式，觀察美國各州 1962 年至 1982 年間製造業的投資及就業率，結果與 Helms 相同，顯示租稅用於公共 服務的效果優於移轉性支出。

Landau (1985) 觀察 1952 年至 1976 年 16 個已開發國家政府支出份額與每人 所得成長之關聯性，分別將政府總支出歸類劃分為消費支出、投資支出及移轉性 支出探究，結果顯示消費及投資支出與經濟成長間是負相關，移轉性支出比其他 支出有較輕微的負面影響。顯示政府消費與投資支出的成長是造成經濟減緩的原 因，政府支出的結構對每人所得有影響，而非政府規模。

Rowley and Tollison (1994) 觀察 Peacock and Wiseman 以位移效果解釋社會 發生重大因素像是戰爭或經濟大蕭條時，政府擴大公共成長的模型，然而作者質 疑位移效果對冷戰後的公共支出是否還適用，因此研究冷戰後美國的總支出趨勢，

將支出主要歸類為防衛、非防衛支出及移轉性支出，數據顯示自 1969 年至 1992 年間，防衛費用比重下降而移轉性支出占比增加，顯現移轉性支出日益增加的趨 勢。

第二節、衡量政府規模指標

確認將政府支出劃分為消耗性支出與移轉性支出後，另一項常被質疑的觀點 究竟該以名目項或實質項衡量政府規模大小？在 Beck 之前，以名目項觀察政府 支出往往可以發現顯著成長，此也驗證了華格納法則。Beck (1976) 提出以實質 項觀察政府支出趨勢，觀察 1950 年至 1970 年間 13 個已開發國家的政府支出佔 GDP 之比例，在衡量政府部門成長時若未經過平減，這些國家支出確實明顯地上 漲，然而以實質項觀之，大多數已開發國家政府部門規模是下降的，其餘的只有 輕微地成長，代表政府的平減指數成長率超過 GDP 平減指數，而未經平減的衡量 方式將無法把公私部門的物價指數納入考慮，政府成長規模容易有誤，因此強調 實質衡量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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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eck 的其他論著中，都可以觀察到他對實質政府規模的強調。Beck (1981) 再次強調經過正確的物價指數平減後，可以得到政府實質支出呈現下降而名目支 出上升。Beck (1979a) 將政府支出歸類為消費性支出與移轉性支出探討其趨勢，

並以適當的平減指數求得實質支出，結論顯示透過物價調整，政府消費溫和上升，

而政府移轉性支出則顯著增加，亦即代表著企業及家戶從國家支出中得到了豐富 的利益。

Heller (1981) 探討如何選擇適當的政府平減指數，並在政府平減指數成長超 過 GDP 平減時給予不同政策建議，並提出不同於 Beck 的觀點，由 Beck 的結論 提出政府實質支出份額超過名目支出，然而從納稅人負擔觀點來看，購買政府公 共服務的機會成本則是平穩地增加。

一、政府支出平減指數之決定

Beck 以實質項作為探討政府支出後產生了 Beck 現象，Beck (1976) 認為使 用不同的平減指數衡量政府規模會造成不同的結果，觀察政府支出在平減指數調 整前後是否會有顯著的改變，名目與實質支出的趨勢及改變為何，政府規模若未 經過適當的平減指標，則政府活動範圍需要重新評估。在探討政府實質支出時，

將私人指標納入考慮 (private index for component)，以此指標作為衡量接受者的 實質所得是較適當的。Beck (1979b) 選擇適合作為移轉性支出的平減指數時，考 慮到其大部分是轉移給個人，個人衡量上以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或個人消費 支出指數 (PCE) 做選擇較為適當，又由於 PCE 屬於費氏指數，與衡量政府規模 指標的平減指數一致，而 CPI 屬於拉氏指數，因此選擇以 PCE 作為衡量移轉性支 出的指標。除 Beck 對平減指數有許多精闢的見解外，亦有多名學者從事此類觀 察。

Garand (1989) 觀察 1945 年至 1984 年美國 50 州，分別以五種政府成長模型 衡量政府規模大小，並觀察經過平減與未平減的政府規模與這五種模型之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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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隱含價格平減指數 (implicit price deflator) 作為政府消費及 GNP 的物價指數，

以平減後的政府規模代表政府實際的活動範圍，並清除不同物價指數對公部門與 私部門的影響，發現美國政府部門消費通膨率遠遠超過 GNP 的通膨率。Garand (1991) 將政府成長歸因於兩部分：一部份來自政府活動的實質成長，一部份來自 物價的膨漲，以佛羅里達及紐約作樣本，若實質規模增加是由於政府職能，政府 則應調整公共財，若是由於公私部門通膨率的不同，則探究造成不同的通膨率的 原因為何。作者使用隱含價格平減指數作前後對照，將政府消費及 GNP 直接以平 減指數平減以求得政府活動實質規模，研究發現佛羅里達政府部門的成長可以歸 因於公私部門通膨的不同所造成，政府實質活動範圍並無增加，而紐約政府的成 長主要來自政府職能的實質增加。Garand 皆以 IPD 作為政府消費及 GNP 的平減 指數，因為在給定的任一年度各州 IPD 指數的價值基準都是相同的，因此以 IPD 作為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消費的平減指數是較為適當的選擇。

Berry and Lowery (1984) 由於相對價格改變造成公部門的通膨率大於私部 門，了解政府部門物價上升快於私部門的原因則相當重要，作者透過將政府消費 及 GDP 變數以隱含價格指數平減，觀察每年物價指數增加的比例可以顯示出政府 部門的物價增加多於私部門，透過平減政府購買與 GDP，觀察私部門薪資率與實 質政府成長之間的關係。

隱含平減指數從性質來看，較接近費氏價格指數 (Paasche index) ，IPD 包 含了政府、國外及家計部門購買的數量，顯示國民生產毛額 (GNP) 組成成分的 變動比例，也能反映物價的變化，IPD 以當期交易量為權數反映當期價格水準，

然 Beck (1985) 認為 IPD 不是純粹的物價變動指標，平減過後的支出也非純粹的 交易量指標，並非固定權數的平減指標，造成低估生活成本的現象，高估實質數 量的上漲，亦即高估實質支出。

衡量政府規模的平減指數非常重要，使用不同的指數會有高估或低估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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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部門與私部門該使用相同的平減指數嗎？Mahler (1992) 對此提出了看法，

選擇何種平減指數來衡量政府規模相當重要，且應視情況決定該使用哪一種指標 較為合適，若為研究政府部門提供財貨與勞務改變的範圍，使用不同的平減指數 為佳；若目標為評估政府支出規模對經濟成長的情況，則使用相同的平減指數較 佳。作者分析政府當前比重相當高的社會支出，並將此分成四種面向：教育、健 康照護、社會安全退休金、失業補償金以衡量政府規模，以實證方式分析相同的 物價指數與不同物價指數間與政府規模之關聯性。在平減指數方面，健康及教育 支出以增加的成本或以政府消費平減，社會安全退休金及失業補償金因為包含了 現金移轉因此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而總社會支出則以加權指數的概念作為平 減指數。

Alt and Chrystal (1983) 指出使用不同的指數去衡量實質政府支出會低估政 府成長，反之用 GDP 平減指數或一般物價指數會使政府部門物價膨脹誇大政府資 源的消耗，因此認為政府支出與 GDP 兩者都應以相同的物價指數平減。

Landau (1985) 支持以實質政府規模作為探討，可從支出或收入兩方面作為 平減基礎。從支出面看，政府支出必須找出適當的指數平減消費、投資及移轉性 支出；若從收入面看，平減著重於政府支出的機會成本的概念，即私部門消費，

因此政府的平減指數應該為私部門消費及投資的加權平均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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