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反思法律改革成果：控制「家」、掌控婚姻
第一節 改變帶來了平等？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整理了目前所能見的史料，回顧台灣這塊土地上所曾適 用過、與同居義務相關的法規如何成形，法律的網又如何密密交織而影響人們的 現實生活。我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說明，特別是在解嚴之後，台灣的婦女運動如何 推動民法親屬編的法律修正，使長久以來的女性主義思想種子，得以發芽茁壯。
1995 年的新晴版民法親屬編修正案中，不但要求修正第 1002 條的夫妻住所指定權，
也要求有正當事由的分居應在法條明文成為積極請求權，而非如實務所認定的消 極抗辯權；而在同居義務直接相關的條文之外，她們還希望「事實上分居一段時 間」能夠成為裁判離婚事由。然而直至今日，僅夫妻住所指定權的規範被成功改 變，這樣有限的改變，是否足以帶來平等？或者說，已經改變了什麼樣的不平等？
下一步，婦運所要挑戰的不平等，又以何種面貌呈現？
第一項 誰決定住所？
在本節的檢視中，第一項列出的是夫妻住所決定權的實踐。民法第 1002 條在 1998 年修正後，將夫妻住所的決定權交由夫妻雙方共同決定，
無法決定時可聲請法院定之，期間則以共同戶籍地為住所。而這條的實踐 可以分為兩個層次檢視。本項中，我從以量化資料和訪談記錄為研究材料 的先行研究為基礎，說明台灣夫妻如何在現實上安排夫妻住所，亦即第 1002 條的日常的實踐。另一個層次，與後續的討論關係較為密切的則是，
法律實務上如何認定夫妻住所──當夫妻住所有爭執時，台灣法院如何認 定？
回答第一個問題，王俊豪在〈台灣初婚夫妻的家庭居住安排〉一文中，
131
引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中1999 及 2000 年兩波調查樣本，試圖以量化研 究描繪台灣當代家庭代間居住、從夫/妻居的狀況及誰在這些居住安排上享 有較高的決策權。其中雖然有不同變項影響結果的詮釋，但大體而言仍符 合夫妻相對權力關係的命題推論，也就是佔有資源優勢者在從夫居或從妻 居上有比較高的決定權，而傾向與自己原生家庭代間居住379。伊慶春的研 究則指出不論在購屋、搬家或兩代同居的決策中，以共同決定為最主要的 決策方式，其次為丈夫（兩代同居中則為其他人，可能是同居之父母或其 他家屬），妻子的決策權最低380。從另一個角度，馬國勳運用華人家庭動 態資料庫在1999、2000、2003 年的統計數據，發現與丈夫父母同住的比 例仍高達四成，同時，與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則只有3%381。中央研究院 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中，則更進一步指出父母與已婚兒子同住的比例遠高 於與已婚女兒同住之比例──從 1991 年到 2011 年皆然382。從以上研究結 果看來，台灣夫妻仍以從夫居為主流的居住安排。這個答案從內政部《101 年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中土地所有權及住宅補貼兩項統計結果或許可 以略窺一二。直到2012 年，台灣的土地所有權人仍然男多於女，男性擁 有的土地面積、土地價值也都高於女性；住宅補貼的申請人的性別比例也 不平均──不論是一般戶或弱勢家庭戶，皆以女性為多383。
而值得更進一步探究的是，即使住所由雙方「共同決定」，其中也可 能存在著協商權力高低的問題。在這個面向上，雙方的權力大小則仍傾向 回歸雙方資源多寡。例如：搬遷的確是夫妻共同決定，但是由丈夫先決定 地區、住宅型態，最後再從幾個建案中、甚至同一層樓中與妻子「共同」
379 王俊豪，（註 2），頁 74-75。
380 陳建良，夫妻間決策機制之形成及其對夫妻相對地位之隱含，社會經濟發展與婦女家庭地位：
三個華人社會之比較學術研討會，頁2-30、2-31（2004 年）。
381 馬國勳（註 12），頁 73-74。
382 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報告，2012 年 7 月，http://www.ios.sinica.edu.tw/sc/cht/datafile/tscs11.pdf（最後瀏覽日：2014 年 6 月 12 日）。
383 101 年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http://sowf.moi.gov.tw/stat/gender/101analysislist.doc（最後瀏覽日：
2014 年 7 月 20 日）。
132
選擇。Clare Cooper Marcus 在其著作《House as a Mirror of Self》中以一整 章的篇幅討論伴侶如何共創家園，並以「權力鬥爭（power struggle）」為 本章章名。的確，家對於每個人來說都有不同的意義，有人將之視為睡覺、
吃飯的地方，有些人卻期待在其中有更多不同的活動。兩個人的共同生活 因此必須在深層的家的意義與具體的家的形貌間彼此溝通、妥協。書中呈 現的訪談雖然有雙方溝通成功的案例，但也有溝通失敗甚至因而離婚的例 子。
Marcus 的研究雖然非以台灣作為其田野地，然而對討論台灣的案例卻 有一定的啟發性。溝通成功的案例雙方都有（性質類似）的工作，而溝通 失敗的案例則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傳統的性別分工。擁有相似的生活模式使 得雙方對於空間有更多相近的需求。而其中對於地點爭執的案例，更是明 顯的性別分工家庭──丈夫為生意人、妻子為家庭主婦，受訪者為妻子，
在選擇住處時，覺得自己沒有權力要求、選擇，所以一切由丈夫做主，然 而雙方賦予家不同的意義，也有不同的需求。丈夫將家看作社會地位的象 徵，需要引人注目、令人讚嘆，但未必實用；對妻子、小孩來說那則是生 活的地方，需要有一定的便利程度，但不必獨一無二384。
陳雅蓮在其論文《窗外有藍天？別居購置對女性的意義》中，討論到 這些女性為什麼要為自己設置「第二個家（second home）」。她在第五章中 歸納了九個原因385，但大體仍然不脫一個主軸：離開家庭生活常軌（服侍 丈夫、照顧小孩、做家事）。儘管多數研究中顯示，在家負擔照顧責任的
384 本書中第七章說明家內空間分配、使用與伴侶間的權力關係、溝通等，第八章雖然重在說明地 點選擇與自我形象的關係，但也多少反映出不同權力大小下配偶間對此決定的不同影響力。CLARE COOPER MARCUS,HOUSE AS A MIRROR OF SELF:EXPLORING THE DEEPER MEANING OF HOME 161-220 NC (2006).
385 九個原因分別為：從生活常規中逃離、擺脫「那個人」、休閒──旅行之外的另一章、尋找良好 的居住環境、帶著如田園詩般的想像、個人工作室、退休的居所、與鄉土的連結、身分地位的表徵。
其中除了工作室、鄉土連結、身分地位表徵三者外，訪談內容中都透露出「離開現在的生活」的意 味，而受訪者所要離開的不只是住所及其周遭環境，也往往包括有丈夫在的生活。這些訪談中，幾 乎所有的別居都主要僅供受訪者使用，而其丈夫、子女的使用則受其限制。陳雅蓮（註11），頁 35-49。
133
女性多半希望住所交通方便，使其不致過度與外界隔離，然而在這份研究 中，因為是「別居」，而有能力負擔第二棟房子的，也多半是職業婦女，
所以這份研究中個案所選擇的房屋區位以郊區為主；即便如此，也無損其 中女性對空間的需求無法被滿足的事實。其研究甚至進一步指出對於空間 的需求未必是區位選擇問題，而在於「擺脫父權社會所加諸的生活桎梏」。 此外，陳雅蓮與Marcus 的研究相比，值得特別注意的是，Marcus 的研究 中引用的案例幾乎將所有影響因素限縮在「夫妻」之間，若非無子女的配 偶，便是子女已離巢的家庭。在《窗外有藍天？》中，住所的選擇則相對 立體，丈夫的意見或許在某些例子中有不成比例的重要影響力，但其中也 不乏工作、子女的影響386。而從夫家、妻家的比較中，與夫家長輩同住比 例遠高於與妻家長輩同住387或住所安排以夫家所在區域為主388的現象，不 但說明夫妻雙方就住所安排的決策權力大小，更提醒我們從夫「家」居的 特性及親屬的影響力。
在複雜化住所選擇，看見夫妻雙方以外的家庭成員與其他因素外，另 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則是再次強調「性別」因素的重要性。雖然前引 研究認為夫妻間的資源的確影響其決策權大小，也有研究在更細緻的分析 了夫、妻的單獨變項後發現在婚姻中即使女性的教育地位提高、有工作收 入，其對於購屋區位的選擇影響並未顯著提升，然而單獨看年輕世代的選 擇則否389。這樣的研究結果指出的是，我們必須將婚姻制度中的各個面向 合併觀察、理解，但是也必須留意每一個面向的不平等也有其特定、獨自 的原因，甚至傳統觀念的束縛或許仍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386 陳雅蓮（註 11），頁 35-36。
387 馬國勳（註 12），頁 73-74。
388 林如萍，台灣家庭的代間關係與代間互動類型之變遷趨勢，收於：伊慶春、張英華編，台灣的 社會變遷（1985-2005）家庭與婚姻，頁 75-124（2012 年）。
389 陳淑美（註 10）。必須說明的是，這個研究所使用的是 1990 年台北市普查的資料，儘管並非這 個階段所關照的年代，但今昔對照之下，仍能提供更多的觀察，我認為也藉此彰顯出歷史研究的意 義。
134
在日常生活中的夫妻住所選擇權就既有的研究資料來說有些模糊、改 變緩慢，甚至日常生活中談判、協商本質上的特性便使得這個決策過程的 面貌註定是不清楚的。然而從法院的判決中卻可以相當確定的是，法院在 認定住所時，因為法律的改變，不能主張夫之住所即為雙方住所，也因此 開始在離婚訴訟中有「雙方對住所無法達成共識」的主張。然而這樣的改 變是否就已經足以改變過去同居義務的司法實踐樣貌？
第二項 誰違反同居義務？
本文在前面的章節中，檢視了同居義務如何從具體實踐中被抽離為抽 象的法律概念，進而藉由與「從夫居」的互相搭配而在法條操作層面上形
本文在前面的章節中，檢視了同居義務如何從具體實踐中被抽離為抽 象的法律概念，進而藉由與「從夫居」的互相搭配而在法條操作層面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