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整體來說，本文的提問可以分為三點：民法中的同居義務如何具體化 為夫妻住所、婚姻關係？其部分的改造對社會現實的意義為何？文化、社 會運動等又如何在歷史進程中形塑同居義務的樣貌？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已婚夫妻應該住在一起」這個概念，因為民法第 1001 條規定原則 上「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而取得了法規範的效力，然而同時作為一個長 久以來被廣泛實踐的習慣，「夫妻同居」的意義似乎便不僅在於法律保障 的權利，更成為某種權力。本文的文獻回顧便從此觀點分為法學研究與其 他領域研究；而我就搜尋過去文獻的問題意識，則包含了同居義務及對於 婚姻制度整體的反省。
回顧台灣歷史上對於同居義務最明顯清楚的抵抗，莫過於「逃妻和（少 數的）逃夫」。先行研究對警告逃妻廣告的分析指出，1970 年代的高峰過 後，這類廣告的刊登數量已逐年下滑3。然而這是否確實代表同居義務對妻 的束縛日漸下降？這份研究中指出，「警告逃妻」廣告的減少，並不代表 沒有逃妻，或女人不再需要逃家──這段期間中以惡意遺棄起訴離婚的案件 量並未下滑4。過往的婚姻家庭研究與法學研究對「沒有婚姻的同居關係」
多有討論，卻沒有對「婚姻中的同居義務」提出質疑5。在台灣的脈絡中，
除了第1001 條但書的「正當事由」解釋之外，同居義務也往往與第 1002 條夫妻住所、第1052 條的裁判離婚事由，在實際運用上連動。因此，要 完整的理解夫妻同居義務規範上的意義及其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便不能忽
3 陳逸，「警告逃妻」的歷史及其性別政治，1952-2000，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
（2014 年）。
4 陳逸（註 3），頁29-30。我進一步檢視了由夫提出的惡意遺棄離婚案件數量，也呈現上升的趨勢。
5 這個現象不論在英文或中文世界中皆然──以同居（cohabit/ cohabitation）所蒐集到的文獻，幾乎 皆以未成立婚姻的同居關係為討論對象。有趣的是，這跟同居義務的消解，是分別從不同的方向將
「同居」與「婚姻」關係脫鉤，然而另一方向的脫鉤（消除婚姻中的同居義務）卻幾乎未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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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民法第1002、1052 條的變遷。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在民法修正的歷 史中不斷被提出，卻從未被真正納入法律中的「分居條款」──夫妻雙方在 分居一定時間後，即可請求裁判離婚，而不以無責為要件──也同樣關乎同 居義務的定義與寬嚴。在1990 年代末以後，此一條款出現了各種不同的 提案版本，其中有遭到婦女團體反對者，卻也有受到支持者，更反映出與 夫妻住所選擇、同居義務之間有不同的關聯。
在現有的法學研究文獻中，有關夫妻住所指定權的相關評論，散見於 在教科書以及修法之後的一些婦女運動參與成員的回顧、身分法學者的評 論。婦運參與者的論述中，主要批評以夫之住所為夫妻住所的法律規範是 父權結構下的產物，而需要反省、改變6。身分法學者則認為修正後的夫妻 住所在無法達成協議時由法院定之的規範方式，使得國家不當介入私領域
7。我們可以發現，既有的婦運論述中，並沒有直接挑戰國家何需規範住居 所的問題，也沒有進一步檢討同居義務是否應該作為婚姻中的預設8？而親 屬法學者認為修正後公權力過度介入私領域的主張，則忽略了現實中的性 別不平等往往使得私人間的協商也不平等。分居條款的增訂雖然一直爭議 頗大，然而相關討論並不特別豐富，而且是以比較法研究為主9。這些比較 法的研究提供了台灣法規範下一步發展的可能走向，不過應注意的是，研 究者在討論中，傾向將爭議重點放在甚麼情況下國家應允許婚姻解消？離
6 如：王如玄，民法親屬編第二階段修法紀要──以夫妻住所及刪除禁止相姦者結婚規定為中心，
全國律師，2 卷 9 期，頁 65-67（1998 年）。
7 如：林秀雄，婚姻住所決定權──兼評司法院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及新法之修正，月旦法學雜誌，
39 期，頁 116-125（1998 年）；李弘仁，夫妻履行同居之訴與婚姻住所決定，全國律師，3 卷 8 期，
頁44-46（1999 年）。
8 如：王如玄，嫁雞隨雞飛，婚後一定要住夫家嗎？──夫妻住所釋憲聲請紀要，月旦法學雜誌，
38 期，頁 118-120（1998 年）；尤美女，台灣婦女運動與民法親屬編之修正，萬國法律，90 期，頁 11-12（1996 年）。例外的是劉毓秀，男人的法律，男人的「國」「家」，及其蛻變的契機，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20 期，頁 110-114（1995 年）。劉文中不但批評夫妻住所以從夫居為原則的問題，更 進一步引用親屬法學者的論述批評同居義務是隱藏了貞操義務，而且對夫要求寬鬆、對妻嚴格。
9 如：曾進發，別居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 年）；施綺雲，別居制度 之比較研究，收於：戴東雄編，民法親屬‧繼承論文選輯，頁52-117（1984 年）；李允煉，事實上 離婚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1998 年）；簡適敏，別居法制化之硏究：以我國親屬法 之修正為中心，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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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法制上是否應該採納無責離婚？這樣的作法是否有違國情？在討論甚 麼是「國情」、「公序良俗」外，相較之下更為重要的問題：「現實生活如 何受此規範影響」，則未見於這些討論中。也因此，縱然在法律實踐上同 居義務的確與婚姻解消緊緊相連，但這樣的關係中，研究者僅看見了婚姻 解消的一端，而欠缺對於同居義務的討論，也無法看見法律與人民生活間 的互相形塑的動態發展。
在法學的討論之外，婚姻中的空間分配問題，也可見於其他學科領域 的研究。在簡文吟、伊慶春依據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統計結果所以提 出的分析中，便將住所選擇、房地產購置作為分析變項之一，其中房地產 購置雖然不論受訪者性別皆以共同決定為多，但也同樣呈現出男性單獨決 定多於女性單獨決定的狀況；且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無助於其取得家庭決 策權10。陳雅蓮則以女性購置別居的現象做為其論文研究題目，其認為購 置別居的需求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妻子在家中缺乏空間的狀況，而這當 然也與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權力角力相關。此外，在購買、使用別居的歷 程中，她也觀察到家庭成員的影響。儘管研究者未以之為論述重點，不過 在其研究中，其實可以看到夫妻同居義務在現實中的複雜樣貌11。此外，
在部分研究中，則因為研究個案為「從夫家居」，更延伸出「婆媳關係」
的分析，反映了台灣社會脈絡中，住所不但是夫妻間的選擇、協商，更可 能是女人在婚後走入另一個家庭後所必須接受的要求12。這些研究中雖然 相對著重家內的空間分配，但其也是住所選擇的其中一環（居住型態），
10 簡文吟、伊慶春，夫妻權力模式的持續與變遷：家庭決策與家務分工的分析，收於：伊慶春、
章英華編，台灣的社會變遷1985-2005：家庭與婚姻，頁 148-149（2012 年）。陳淑美在 2000 年也 曾經以台北市的統計為分析基礎，提出住所選擇中展現的夫妻權力關係。見陳淑美，家戶住宅調整 決策與區位選擇之硏究：兼論女性的影響力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博士論文（2000 年）。
11 陳雅蓮，窗外有藍天？──別居購置對女性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年）。
12 畢恆達，住宅空間體驗的性別差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1995 年）；
顧愛如，住宅空間使用的性別差異：三個家庭空間的個案經驗研究，私立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論文（1993 年）；馬國勳，夫家妻家誰較親：比較已婚子女和雙方家長之同住安排及聯絡頻率，研 究台灣，6 期，頁 45-81（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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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較於法學研究，這些研究往往更具有女性主義的批判性，也更能回到
「婚姻生活」的脈絡中理解空間分配、選擇的意義。此外，這些研究也更 能展現出女人使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抵抗丈夫對於空間的控制──例如吳鄭 重在《廚房之舞》中說明妻子如何在國宅的固定格局之下「變通使用」空 間，使原本狹窄、陰暗、封閉的廚房能盡量符合其使用需求13。這些研究 補足了法律研究的不足，提醒我們在法律所帶來的（可能的）制度性變革 外，個人的抵抗仍然可能，而可作為進一步論述婚姻中女人如何用不同方 式嘗試抵抗權力結構的基礎14。
回應本文所使用的女性主義觀點，歷來研究者對於親屬法的反省並不 侷限於同居義務相關的法律，也提出更廣泛的、對於婚姻制度的批評。當 國家以法律管制婚姻時，婚姻便不僅是一個社會制度，同時也是一個法律 制度。國家更可以透過法律賦予婚姻各種不同效果，以服務其所認定的價 值觀15。Tamara Metz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出發，分析婚姻做為一個社會制度 所代表的社會意涵及其本身「被建構」的特性，同時也指出婚姻不同於母 職，其更高程度地仰賴「國家認證」16。而Nancy Cott 則在其經典著作《The Public Vows》中以梳理史料的方式更具體地說明，在美國的脈絡之下婚姻 從來不是「私領域」，而充滿公權力（法律）的形塑痕跡──從誰可以締結 婚姻這個契約、誰可以為其公證、契約中雙方所負之權利義務到契約是否 可被終止、若可以，如何結束17。她並進一步把對於婚姻的一夫一妻、合
13 如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2010 年）。
14 不論何種抵抗都有其限制。法律改革比個別家庭中的空間使用改變更有制度上的力量，特別在
14 不論何種抵抗都有其限制。法律改革比個別家庭中的空間使用改變更有制度上的力量，特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