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監理策略的實施與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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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恐怕尚難獲得妥善處理，但是預期在境外也多以司法程序處理，來自業者 主動的賠償機制恐怕也不多見。與一般消費糾紛相比，這類賠償機制的發展恐怕 也相對不成熟，然而相關實務的發展，或可成為日後的一個研究重點。

第四節 政府監理策略的實施與相關議題

由於社群網站業者運用使用者數位足跡的行為，不論在自律或法遵措施的實 施過程，表現皆難以獲致外界大致的滿意與信任，政府相關監理策略的介入，也 將成為一道重要的防線。這也衍生兩個問題：第一，監理的執行狀況究竟為何？

第二，外界對於政府監理策略的實施情況又為何？透過一系列訪談分析，筆者認 為結果不甚樂觀。本節依序先指出可利用資料不足的現實，並指出各類法制面與 實作面的缺陷，作為後繼者的研究參考。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外界對於政府擔任 監理的角色，並未表示明確的反對態度，但是對於政府執法能力與決心的質疑可 謂不絕於耳，這也值得政策主事者留心。

一、 關於評價監理實施現況的資料不足

筆者綜合受訪者意見後認為，探討監理策略的首要障礙為資料的缺乏，以及 傳播效率的低落，外界也難以適時搜尋到必要的資訊。目前缺乏可清楚了解政府 監理社群網站利用數位足跡的概況的資料，筆者甚至認為，相關資料的缺乏程度 可能更甚於業者。業者做了什麼事即使稍嫌含糊，至少還有若干公關文件可供參 詳。但是當問及受訪者政府的施政狀況時，回應的基調也常是未看到，或不知道 政府做了什麼事等，甚至表示幾乎未感覺到政府有出手監理（受訪者A1，行 487-498；受訪者 A3，行 714-721；受訪者 B1，行 475-477），連業者委任律師也 表示似乎找不到公開的資料庫，以知悉歷屆的裁罰案例（受訪者 B1，行 492-494）。但是實情可能不是政府刻意隱瞞，而是對於大型業者迄今就是沒有裁罰 案例，外界也就感受不到政府做了什麼事情。況且政府對於個資保護政策的後續 規劃，也幾乎不是沒有就是還在起步。例如業者委任律師也表示，雖然知道主管 機關正要蘊釀下一波個資法的修訂，但是一切幾乎還在紙上談兵，業者也還沒有 機會加入討論（受訪者B1，行 173-177、218-219），若連修法的狀況都不太明 確，要談接下來的監理如何執行，也有明顯困難。

除了資料不足以外，也可能是資訊傳遞的效率不彰。除裁罰之外的行政措施 及相關勸導，例如國發會介入LINE 片面更改隱私權政策的過程，若非訪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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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外界恐怕也只能知悉很零碎的片段，遑論對其施政過程與績效做出評價。

這些也導致欲探究政府監理社群網站運用數位足跡的實際狀況，處於資料不足的 狀態，甚至可能認為政府敷衍。

如何提升政府在監理事務上的資訊傳播效率，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主要 需借重在兩種角色與層面。首先是資訊傳播的協助者，例如以筆者與受訪者 C1 的訪談經驗而言，對方熱心提供了筆者許多監理過程的相關公文與新聞稿，並表 示都是可公開查閱之資料。問題的關鍵，可能不是政府不願意提供這些事務的相 關細節，而是缺乏有效的資訊彙集與傳播機制，或者類似受訪者C1 的「領路 人」，能協助相關研究人員將資訊以更有效率的形式傳遞。

然而第二個層面不但較為尷尬，且可能與前者論點存在相當抵觸，由於探討 監理策略的時候，難免要談到行政（指）勸導甚至裁罰的相關議題，揭露這類紀 錄對於業者往往甚不光彩，且可能造成業者與政府關係的緊張。儘管受訪者 C1 未言明，然而筆者揣摩其在LINE 片面更改隱私權政策事件的態度（詳見受訪者 C1，行 317-385），推測政府在業者願意對話與改善的前提下，通常儘可能大事 化小，小事化無，更不輕言威脅裁罰。儘管純屬筆者臆測，然而政府顯然有相當 誘因，不管是基於產業推動的任務需求，或者純屬風險規避的考量，在合法的前 提下也儘量不要張揚太多監理業者的執行細節，遑論出手裁罰與公開相關紀錄。

這也可能是可得政府資料甚少的原因之一。

二、 外界對於政府角色的期待

儘管各受訪者對於政府對於監理社群網站使用數位足跡的議題，難免抱持迥 異的態度或立場。甚至筆者一度懷疑，會否有受訪者以通訊監察侵害使用者隱 私、或對言論自由的侵害等疑慮反對監理。然而筆者執行訪談迄今，似乎未見受 訪者明確提出上述疑慮。即使筆者將通訊監察的疑慮詢問曾於人權團體任職的受 訪者A1，對方卻也回應對此詢問感到意外，甚至表示受訪當下未想到資料保護政 策會和通訊監察扯上關係（受訪者A1，533-534）。儘管還缺乏足夠證據，且證 據能力也非常薄弱，但是筆者猜測在台灣，即使民間不完全對政府信任，但是對 於言論自由與使用者隱私的保護，應不至於成為反對政府監理社群網站使用數位 足跡的明顯理由。反倒是在政府任職的受訪者C1 表示，仍然感受到相關指控與 阻力的存在而不敢大意（受訪者C1，行 56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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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外界對於政府在此議題的角色，總體而言沒有抱持正面的期待。

儘管角度與立場各異，主要的原因倒也不是原本筆者擔心的通訊監察及伴隨的傷 害，而偏向對政府能力的質疑。受訪者B3 作為曾經的同業人員，認為政府管得 愈少愈好，首要的原因是政府通常必須以單一標準來對待所有業者，但是這會帶 來許多不必要的不公平，相關問題在本文第23 頁，對於管制可能扭曲市場機制的 討論也甚豐，也與後續對於廣告產業的壟斷現象的討論高度相關；受訪者B3 也 認為業者通常能獨立解決與使用者之間的爭端，實務上也少有案件嚴重到須對簿 公堂，且基於行政資源的合理分配，政府只需扮演被動的角色（受訪者B3，行 519-523）。受訪者 A2 也提出類似看法，認為現在的局勢，也還沒發展到亟須政 府出手的地步，並認為社會規範（social norm）也將逐漸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受 訪者A2，行 220-230）。對此，筆者承認其指出第一個關於公平的爭議，是監理 過程中常見且嚴重的問題；但是以使用者的立場，並不完全同意其第二個論點，

畢竟許多時候表面上使用者與業者沒有糾紛，實則可能只是由於對使用者而言，

向業者申訴或發起訴訟的成本過高，造成使用者對於小事也多予隱忍。監理者顯 然不應視若無睹，也不應樂見業者抱持這種苟且偷安的心態。筆者雖不明確反對 受訪者A2 的論點，但是認為坐等社會規範的形成，可能太過樂觀與天真，如同 經濟學家凱因斯的名言：「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社會規範的形成可能需要長達數年的時間，然而濫用使用者個資所造 成的危害，則可能立即發生。也認為若非GDPR 及類似法令的強勢施行，或其他 裁罰的壓力（儘管這也可能有違市場期望），業者恐怕也不會立即改變其可能長 期有害的利用使用者資料的方式。筆者認為至少在重大資料外洩事件發生時，政 府的介入管制，可能還是有立即的需要，但也坦承長期而言可能需要更多討論與 調整，才能逐漸達致社會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另一方面，受訪者A2、受訪者 B3、受訪者 D2 與受訪者 E1，則偏向認為政 府缺乏能力做這些事情。受訪者B3 表示，雖然政府因應數位轉型的能力，特別 是在唐鳳上任之後，已經比以前好上很多，法令與組織結構整體仍然落後於今日 趨勢，況且數位轉型也不可能單靠唐鳳即可成功（受訪者B3，行 452-456）。又 如從事實層面而言，以本例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工業局為例，該局處理既 有產業推動業務 已 經 自 顧 不 暇 ， 遑 論 新 增 的監理業務 （ 受訪者E1，行 954-962）。且政府在缺乏跨境執法能力的情況下，強行管制恐怕也只會傷到國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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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產業，對於解決問題幾乎沒有幫助（受訪者A2，行 337-340、568-574）。何 況政府也沒有足夠專業能力，處理目前飽受爭議的演算法的問題（受訪者D2，行 112-115、行 285-289）。

雖然綜觀各受訪者的意見，應該不致完全否定政府在監理相關角色的正當 性，但是不認為採取主動與強勢的「硬監理」會得到很好的收穫。隱含鼓勵將資 源投注在被動或緩慢，但可能有長期效果的「軟監理」事務。例如資訊素養的教 育（受訪者A2，行 328-331；受訪者 A3 ，行 551-560；受訪者 B2，644-647）、

建立有利 本土資訊產業的發 展環境，也有利資料落地（ 受訪者 A1，行 620-631）、或者鼓勵民間組織到國際舞台去發聲（受訪者 A2，行 332-338）等。然 而筆者認為兩者仍不可偏廢，政府仍然須在必要的時刻，適時發揮維護市場秩序 與使用者權益的職責。為確保該職責的遂行，政府也應先釐清自己的監理角色和 限制，以下也將述及政府在監理社群網站運用數位足跡時所遭遇的問題。

三、 個資法的缺陷

由於完善的法令規範，是監理策略能妥善執行的主要前提。在正式談到行政 組織本身的問題之前，應該先談談我國法令規範（主要為個資法）可能的缺陷。

整理各受訪者的意見，發現個資法有下述缺陷：

首先，我國個資法第2 條區分了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規定的疊床架屋徒 增訓練與執行成本，比照GDPR 的模式廢止此硬性區分的模式，或許是可以考慮 的修法方向。第二，個資法第20 條將「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作為資料目的外利 用合法條件之一，在字面上也啟人疑竇，擔心業者的濫用。第三，個資法只能說

首先，我國個資法第2 條區分了公務機關與非公務機關，規定的疊床架屋徒 增訓練與執行成本，比照GDPR 的模式廢止此硬性區分的模式，或許是可以考慮 的修法方向。第二，個資法第20 條將「有利於當事人權益」，作為資料目的外利 用合法條件之一，在字面上也啟人疑竇，擔心業者的濫用。第三，個資法只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