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成政府監理社群網站利用數位足跡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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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以及觀察近來重大事件，即使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推定社群網站同時廣泛 地與深入地搜刮使用者近乎所有的生活細節，應無太大疑義。第二，是雙方嚴重 的資訊不對稱；筆者是使用反追蹤程式，才稍微能描繪追蹤瀏覽模糊的輪廓；一 般非技術使用者對於社群網站實際搜尋了哪些資料，可說是毫不知情，社群網站 對此也想必多予隱瞞，懷疑實情應遠比能發現的事實嚴重得多。資訊豐富者為追 求利潤極大化，以價格歧視或類似勾結行為剝削使用者的情形也可能愈加嚴重

（伯納賽克、蒙根，2015；麥爾荀伯格，2015：147）。資訊不對稱的本質也是 權力不對稱，若人際的應有平等關係，隨著財務與資訊的落差逐漸流失，也無異 為對民主的戕害。在缺乏隱私與遺忘的環境下，人傾向謹言慎行甚至自我審查以 自保，也失去了言論自由與行動的自由（麥爾荀伯格，2015：146）。如果我們 認為線上行為受到監控與言論審查不應姑息；線下的行為資料被日趨廣布的監測 系統與資料仲介紀錄與轉賣，也就絲毫不應容忍。尋求合宜監理策略以矯正亂 象，成為當務之急。

第二節 贊成政府監理社群網站利用數位足跡的理由

系統性地了解贊成政府監理社群網站的相關論述，既可確立權責界線，也能 釐清成功的政府監理措施，應達成何種目標。本研究認為成功的監理措施，應至 少達到捍衛使用者隱私、維護公共利益、保護寡占市場下的使用者權益及杜絕欺 罔行為等四大目的，茲分述如下：

一、 捍衛使用者隱私

雖然我們身處民主社會，監控通訊的除政府外，另有企業建立的近乎無所不 在的追蹤網路。隨著通訊科技的急速發展，方式也從傳統的監聽，進化成為大規 模的第三方追蹤瀏覽、與資料仲介的買賣與資料聚合，及個人的輪廓剖繪等

（Christl, 2017a）。保護使用者免於上述威脅，以免重蹈威權時代的覆轍，顯然 刻不容緩。由於資料蒐集是所有侵害使用者權益行為的開端，若能從源頭限制業 者收集使用者的行為，除了能較大程度避免對使用者隱私的侵害，也能直接降低 資料外洩的風險。

隱私權的內涵主要內涵是人際相處「不被干擾」（the right to be alone）及私 人交談免於被宣揚的權利（Warren & Brandeis, 1890: 195）。人在被監視的情況 下，出於擔心言行被永久側錄，甚至日後為不知名第三方所評價的恐懼，造成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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蟬效應甚至行為改變，景況恐怕也與極權體制下的生活趨近 （劉靜怡，2006：

42；麥爾荀伯格，2015：146；Christl, 2017b: 25）。業者對於數位足跡近乎無限 制的收集、處理甚至轉賣，不僅貶損個人尊嚴，也可能戕害民主體制。儘管許多 主要國家並未明文將隱私權寫入憲法，且憲法的隱私權主要是規範政府與人民關 係，而非企業與人民之間的互動，使得隱私權在後者的法益地位履受質疑，甚至 被批評信念大於實質（Determann, 2012）。但是承認其地位並逐步擴張解釋為人 民積極權力的法律學說與實務仍不在少數（劉靜怡，2006；洪家殷，2019）。隱 私權的存在與否顯然不應該拘泥於是否有成文法的基礎，而是該以怎樣的形式來 表達或實現。

然而這問題也轉變為，誰能夠擔綱捍衛隱私的角色？由於政府在歷史上不論 是濫權的惡名，或其管制的業務特質，均與人民的隱私多有抵觸。儘管在追究這 類問題的時候，仍必須將一般性的管制業務，與履受罵名的犯罪偵防業務甚至特 務體系適度區分（Loo, 2019: 1606-1614），政府角色的適格性仍不無疑問。但是 如果我們同意業者能以自律顯然太過天真，也勢必需要有比政府更適合的人來擔 綱制衡的角色。以下探討也會繼續圍繞這個問題。

二、 保護寡占市場下的使用者權益

社群網站呈現使用者高度集中化的現象。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17）

的調查顯示，國人常用的社群網站或類似服務，穩居龍頭的Facebook 與 LINE 覆 蓋率大約九成；第三名起則急遽下滑，批踢踢實業坊與Twitter 則分別未滿四成與 兩成，推得台灣社群網站服務顯然已處於寡占市場的狀態，且考慮Facebook 已併 購Instagram、WhatsApp 等潛在競爭者的情況下，國人若要滿足日常的社交或通 訊需求，幾乎可說別無選擇。保護使用者權益免受業者濫用市場權力的傷害，也 成為當務之急：

（一） 提供使用者實質選擇與消弭權力不對等

寡占意味著業者與使用者處於高度權力不對等關係，當業者片面給予使用者 較差待遇時，使用者也幾乎無法招架，可能衍生業者濫用權力，甚至實施掠奪性 定價（predatory pricing）的風險（Bostoen, 2019; Graef, Clifford, & Valcke, 2018;

Robertson, 2019）。這不僅挑戰前述對於公平的規範性價值，權力優勢者作惡時 也可能更加有恃無恐，如透過權力轉嫁風險與傷害予弱勢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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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民主體制下，政府不可能以公權力干預個人意志，要求其轉移至其他 服務。卻可能促使政府延伸思考資訊應用公共化的議題。從效率的觀點，政府長 期倚重特定網路服務作為傳播的窗口看似合理，然而若民眾必須仰賴特定服務的 媒介才能接觸重要訊息，業者同時採取資訊高牆的營運策略，也顯然違背公共服 務的開放透明精神，也與服務外包應基於公平競爭的原則存在抵觸。當上述網路 服務明顯有隱私或資安疑慮時，也可能讓民眾捲入資料濫用甚至剝削的風險。雖 然政府無法直接要求業者改變應用數位足跡的行為，仍可能仿照異地備援的精 神，在多種不同傳播載體之間靈活操作，例如除了在LINE 之外，同時在新型通 訊軟體如Telegram 發佈訊息，以增加民眾媒介的選擇減少該風險，或可作為一種 嘗試。雖然在新型通訊載體的衝擊下，傳統網頁的訊息傳布途徑，料將面臨業績 慘澹的困境，但就風險分散的考量而言仍不可偏廢。

（二） 捍衛合理取價信念

業者知道使用者的資訊越多，也愈有可能從中得知或推敲其所能或願意支付 的最高價格，透過個別定價策略追求最高利潤，結果可能犧牲消費者的福祉；業 者也可能操縱消費者可得資訊及排序，如搜尋引擎的顯示內容與排名，以誘導點 選利潤較高的廣告或產品（伯納賽克、蒙根，2015：139; Loo, 2019: 1591）。若 我們對於極權國家控制媒體，只允許報導有利執政者的訊息的作法感到毛骨悚 然，我們日常依賴用以通訊的社群網站，與資訊主要來源的搜尋引擎，做法恐怕 也很相近，只是以往都是在檯面下進行。魏則西事件使搜尋引擎的競價排名機制 及伴隨的風險開始被華人社會廣為討論。劍橋分析事件則讓民眾對於針對式廣告 的疑慮延燒至政治場域。

使用者人數與資料集中於特定網路服務的趨勢，則可能衍生業者坐擁權力實 施掠奪性定價的弊端。若業者挾市場優勢，片面訂立對使用者漸趨苛刻的條約，

以便更大限度地利用數位足跡，甚至以增加對使用者推播廣告密度等方式攫取更 多利潤，進而降低服務品質，也可能是變相哄抬價格的行為（Bostoen, 2019;

Graef et al., 2018; Robertson, 2019），而與公共利益中合理取價信念嚴重抵觸，成 為監理政策急欲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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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保對使用者的透明

確保資訊透明有助於避免隱匿有害生產過程與成份，暨舞弊行為造成的危 害，現行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通說也保護消費者「知的權利」。然而社群網站利 用使用者數位足跡的機制，現今仍存在許多外界不清楚之處，不是包裝成各種模 糊之術語散置於資料政策之字句，便是被視為營業祕密而拒絕公開。使用者若非 對後台演算法之運作機制有相當概念，便無從得知與判斷，社群網站基於使用者 資料客製化所為之決策機制，如對動態消息（news feed）之排序、顯示的針對性 廣告等，是否構成歧視或其他弊害。此處強調的不限於常見或可直接觀察之歧 視，使用者或商家尚可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得知是否被排在較後面的順位；

但是當可操弄之變數一多，且演算法設定者居心不明時，便潛藏舞弊的空間，使 用 者 經 常 已 不 自 覺 地 受 害 ， 或 得 知 時 往 往 已 經 事 態 嚴 重 （Loo, 2019: 1596-1598）。有鑑於使用者與社群網站專業嚴重落差的現實，本文一再強調在制度設 計，應儘可能偏向對使用者有利之舉證責任分配的重要性，當使用者對於社群網 站的作法有疑慮時，宜由舉證較容易（或成本較低）之社群網站來自證清白，業 者也始有足夠誘因自律。

三、 杜絕業者欺罔行為

商業活動需要專責監理機構，保障交易秩序及弱勢者免於受到欺罔行為的傷 害。由於社群網站主要獲利來源為廣告業務，不實廣告也成為重要的問題。第一 類不實廣告主要來自外部，社群網站透過中介機制所媒合的廣告。社群網站雖不 主動生產數位內容，僅提供廣告服務者與使用者之間的媒合機制賺取收益，實則 可能透過演算法，競價排名、甚至特定政治偏好等因素，操弄顯示特定內容的順 序，進而剪裁與控制使用者的消息來源，而應以與傳統媒體相似的標準加以檢 視。劍橋分析公司涉嫌搜刮Facebook 使用者資料，投放針對式廣告操弄多次選舉 便為顯例。雖然基於法定言論自由權的保護，政府對於廣告的實質內容與投放方 式，所能監理的範圍相當有限，但是確保廣告業務關鍵資訊的透明，如資金來 源、投放者資訊、錨定對象與議題的揭露等，則為可能的方向（Wood & Ravel, 2018：1255-1263）。

第二類不實廣告則是社群網站本身欺騙使用者之廣告用詞，例如對免費服務 的誤導。網路服務常主打免費服務以吸引使用者，然而「免費」一詞應僅限無條

第二類不實廣告則是社群網站本身欺騙使用者之廣告用詞，例如對免費服務 的誤導。網路服務常主打免費服務以吸引使用者，然而「免費」一詞應僅限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