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背景變項與中介變項、組織公民行為的關連

以下分別從教師的性別、婚姻、學歷、服務年資、擔任職務、任教地區與族 群等為背景變項，探討與本研究的中介變項，含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氣氛、教師專 業認同、教師制控信念，與依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關連。

一、性別

教師的性別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是否有關連？各研究者之研究結果 並不一致。有研究發現，有些研究發現教師的性別與整體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並 無顯著差異存在（邱麗蓉、單小琳，2005；范熾文、蔡家媛，2007；鄭燿男，2004）； 但也有研究指出，男性教師整體組織公民行為表現高於女性教師（吳煥烘、方啟 陽，2007），這可能是因為男性教師擔任行政工作的機會較多，知覺校長的社會 支持行為較高所致（黃盈彰，2002a）。

二、婚姻

至於教師的婚姻狀況與其組織公民行為之展現的相關研究，國內並不多，鄭 燿男（2004）的研究發現，已婚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表現顯著高於未婚教師，這 可能是因為已婚者已有家庭，申請調校的機率較低，在校服務年資較長，對學校 環境較熟悉，擁有較佳的學校社會網絡，所知覺的學校社會支持行為（含校長關 懷領導及教師間社會支持行為）也就較多（巫惠貞、巫有鎰，2001），因此，較 會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三、學歷

教師的最高學歷與其組織公民行為之展現是否有關連？各研究者的研究結 果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發現教師的最高學歷與整體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並無顯著 差異存在（范熾文、蔡家媛，2007）。但也有研究發現學歷越高的教師，越容易 展現組織公民行為（吳煥烘、方啟陽，2007），原因可能是學歷愈高，越相信自 己的能力，工作較為積極投入，其教師專業認同也就越高（楊賀凱、黃毅志，2009）

所致。不過，也有研究發現學歷愈高者，成就感較低，因為其對自我要求較高及 對報酬的預期也較高，而不易實現所致（巫惠貞、巫有鎰，2001），這是否意謂 著高學歷會降低其教師專業認同感，本研究將做驗證。

此外，鄭燿男（2004）的研究則指出，師專畢業者最會展現出組織公民行為，

這可能是因為其服務年資較長，教學工作經驗較豐富，擔任行政職務的機率較 高，知覺學校的社會支持行為較多，及所擁有的資源較多所致。

四、服務年資

教師的服務年資與其組織公民行為之表現是否有關連？各研究者的研究結 果並不一致。有研究發現教師的服務年資與整體的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並無顯著關 連存在（邱麗蓉、單小琳，2005）；但也有些研究發現，教師的服務年資越高，

越會展現出組織公民行為（吳煥烘、方啟陽，2007；范熾文、蔡家媛，2007）， 這可能是因為服務年資較長者，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調校機率較低，對於學校 有深厚的情感，擔任行政職務的機率較高，知覺學校的社會支持行為較多，及所 擁有的資源較多所致。

五、現任職務

在教師現任職務方面，擔任不同職務之教師在整體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差 異存在。研究結果顯示兼任行政職務的教師越會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當中以兼任 主任者的表現最佳（邱麗蓉、單小琳，2005；吳煥烘、方啟陽，2007；范熾文、

蔡家媛，2007；鄭燿男，2004），這可歸因於兼任主任者是屬於學校行政主管，

較熟悉學校的行政運作，有較多與校長直接溝通、參與決策和獲得更多支持、獎 勵、升遷的機會，及有職務加給等外在報酬（巫惠貞、巫有鎰，2001；黃盈彰，

2002a），可以知覺到較多屬於校長的社會支持行為（關懷式領導）所致。

在現任職務與中介變項的關連方面，國小教師兼任主任及組長的專業認同顯 著高於科任（專任）教師（黃彥超、翁福元，2009），筆者認為，這是由於國小 科任（專任）教師所需的學科專業能力較中學或大學教師為低，而且沒有自己的 班級，缺乏歸屬感，此外，在工作上的成就感又不如兼任行政職務的主任及組長，

所以專業認同較低。

六、學校所在地區

不同學校所在地區之教師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是否有關連？各研究 者之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吳煥烘與方啟陽（2007）的研究發現，「偏遠地區」教 師在整體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高於「一般地區」教師，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 偏遠地區學校為小型學校，學校成員間（校長和教師、教師和教師）的互動較密 切，教師知覺到良好的學校組織氣氛，亦即學校社會網絡中的社會支持行為（校 長關懷領導及教師間社會支持行為），則較會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但是范熾文和蔡家媛（2007）與鄭燿男（2004）的研究則發現，都市化程度 較高的學校教師，較會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由於都會區學校

的家長社經地位較高，較關心子女的學校教育，促使教師更重視自身的教育工 作，積極的投入教師工作所致。以上研究的結論迥異，因此，本研究將再次做驗 證。

在學校所在地區與中介變項的關連方面，有研究發現偏遠地區的國小教師，

其專業認同度高於一般地區的國小教師，這可歸因於政府近年來在教育機會均等 原則下，對偏遠地區學校實施積極差別教育經費補助（教育優先區），積極充實 設備，加強課業輔導，在面對偏遠地區之弱勢學生時，更能突顯出教師的專業性 與重要性，因此專業認同較高（黃彥超、翁福元，2009）。

七、族群

關於原漢族群教師的組織公民行為由何不同之相關研究，筆者檢視文獻並無 所獲。或許此變項在之前的研究中，因其研究範圍及對象並不是原住民比例偏高 的地區，即使有，也可能因原住民教師樣本數過少而無法探討原漢教師的組織公 民行為之差別；然而，台東是我國原住民人口比率（34％）最高的縣市（內政部，

2008a，2008b），原住民教師人數比率也高居全國第一位（行政院原民會，2008；

教育部統計處，2008），原住民在台東的人口組成居重要地位。因此，本研究將 族群列入背景變項進行探究。

在族群與中介變項的關連方面，楊賀凱與黃毅志（2009）的研究發現，原住 民教師內控信念與教師專業認同都比漢人教師高。原因可能是原住民族群中受過 高等教育、從事高聲望職業的人數不多，使得原住民教師往往自視為精英份子，

並認為成功是透過自身的能力與努力而獲致的（李文益、黃毅志，2004；黃毅志，

2001），所以內控信念較高；此外，原住民教師中有許多原住民公費生返鄉任教，

任教於偏遠地區學校（楊賀凱、黃毅志，2009），在面對偏遠地區之弱勢學生時，

更能突顯出教師的專業性與重要性，因此專業認同較高（黃彥超、翁福元，2009）。

2002a），工作較為投入（李新鄉，1996；陳惠芳，2008；黃盈彰，2002a）；高教 師專業認同者，成就感較高（楊賀凱、黃毅志，2009），較有自信心，會認真積 極的投入工作（黃彥超、翁福元，2009），而工作越投入，越會展現組織公民行 為（陳春希等，2007；Diefendorff et al, 2002），因此，擁有高內控信念與高教師專 業認同的原住民教師，有可能較會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八、小結

綜合上述的實證研究，可以發現個人背景變項與教師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 連，在探討各變項影響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的實證研究中，有不一致的結果，除了 樣本特性的差異之外，也有可能是因為所控制的影響變項不一致，或是控制得不 周延，甚至完全沒有作任何統計控制所致。

根據上述之文獻，本研究將以教師的背景變項為自變項，學校組織氣氛、教 師專業認同與教學制控信念為中介變項，教師組織公民行為為依變項，建構出本 研究的架構。並以量化實證研究，來瞭解教師的個人背景變項、中介變項與教師 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連，更要做進一步的統計控制，以對其間可能存在的因果機 制，做更精確的分析與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