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公民權

文化是人類長久互動產生的產物，包含語言、文字、習俗、制度等，而透 過保障文化，或以文化作為一項權利時，有被保障的立意，亦有行使的目的，

透過公民權利的運作，使得文化得以延續。本節先歸納文化權之相關探究，進 而整合本章第二節少數群體權利的內涵，且歸納相關研究之論述，整理出文化 公民權的框架。

壹、 文化權之相關探究

上述關於原住民族權的內容，林淑雅（2000）提及文化權是原住民族以集 體方式行使的權利，文化權這類以人權為權利主體的權利觀，不單純僅以原住 民族或少數群體、弱勢群體，任何群體都有自由發展個別文化的權利。為何特 別關注原住民族或少數群體呢？主要是因為其文化特徵與主流社會明顯不同，

因其於文化發展上飽受歧視或同化的威脅，有鑑於此，除了個人之外，國際對 於族群之間的文化差異亦多加關注。

「文化」被視為一種資源，更是一種權力的表徵，透過文化公民權，人們 得以質疑既存的文化符碼，重塑更具正當性的文化體系。也透過彼此的相互競 爭，破除文化壟斷的社會結構，形成多元文化與觀點並存的價值系統（林淑雅，

2000）。

UNESCO（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權的內涵與關注要點歸納為十一種 範疇，分別為文化認同的尊重、被認可為一個文化社群的權利、參與文化生活、

教育與訓練、資訊權、接近文化遺產權、保護研究、創意活動、智慧財產權與 文化政策參與權，而這些相關權利多半是被國際組織所認可（引自王俐容，

2006a）。

依據《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可將原住民族的權利概分為生存權及平 等權二大類。生存權的涵蓋範圍較窄，關切的是如何維持原住民族的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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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平等權則從基本人權角度出發，積極推動原住民族相關權利。而平等權 又可細分為公民權與集體權，於集體權尚可細分為：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

財產權以及補償權（施正鋒，2005）。公民權的部分是確保原住民族「個人權利」

的保障與不受歧視。而本研究要討論之文化權，則屬於集體權的議題之一。於 宣言中，第七條、第三部份、第四部分的條文內容，明確規範文化權之保障、

保護與尊重。而探究宣言內容，可得知保障文化權落實的架構，幾乎都是採「自 治權」的方式來行使民族自治，也就是說同意原住民族或少數群體有權決定自 己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且可要求各國政府尊重其權利。

而施正鋒（2005：62）認為「自治權成立的前提是民族自決權（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係指一個民族或群體要求決定自己的未來及命運的集體權 利」。在國際性的條約，如《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中早已規 範的一清二楚。但自決權可能會牽涉到：是否會造成國家的分裂的問題，如 Van Dyke 認為「自決權可能的結果有二：一是建立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二是由該 民族自由決定而融入其他政治體系之中」（引自陳秀容，1999：142）。自決權對 外表示群體的政治地位受到認可，對內則是對於其所屬成員的生活管理之權。

因此自決權容易遭到政府單位的心生疑慮而抵制。於是，便產生自治權的概念，

經由自治單位來行使自決權的架構或理念。

陳建榮（2006）整理諸位學者論述，認為文化權不僅包含個人權利文化主 張，也包含集體的文化權利主張。就個人面向而言，文化權是每個人都應享有 的權利，不論是多數或少數成員；就集體面向而言，文化權利則是專屬於少數 族群及其成員所享有。而個人文化權利的實踐，仍須依靠國家法制度保障之，

而少數群體的集體文化權，除了國家法制度保障外，更須社會環境的尊重，才 得以確切保障。

貳、 文化權遭遇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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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權理應在人權議題與建構公平的世界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未 來的世界裡，不僅須重視分配的公平性，更應認可不同文化的表現，以及增進 對文化權和其他人權間不可分割性的了解。然而，在國際法所保障的人權中，

對文化權的保障最含糊不清且最不完整，主要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文化本身 的複雜性；對經濟、社會及文化權的忽視（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2005）。

對文化的不同定義是導致文化權高度複雜的原因之一，例如文化有以下數 種定義：文化是對藝術、文學、科學理論的認識；文化是人類行為的整體，包 括語言、思想、行動及事物。「文化來自人類學習能力及世代相傳的知識；文化 是種族、宗族和社會團體的信仰、社會制度及物質特徵」（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 究中心編譯，2005：249）。人類經常無意識的沉浸於特定文化中，從出生便使 用特定的思考、言語和行為模式，除非與其他文化接觸，否則甚少察覺自己文 化的特色。因此許多事物被視為理所當然，而文化權的省思需要人類有意識的 面對這些理所當然的事物。文化的傳承有物質也有價值觀的傳遞，其中價值觀 帶有是善惡的判斷依準，以至於文化權的討論易具爭議性。

此外，文化價值與自我認同相關，對文化的挑戰常被詮釋為對個人或個人 價值的挑戰，易招致強烈及情緒性的抨擊反應；且尚須面對權力的問題，主流 文化將其思想、言語或行動強制施加於弱勢群體身上，以致形成社會的不公平

（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編譯，2005）。這兩點因素也是讓文化權的討論受 到阻礙的因素。

平等與不受歧視是人權的基本原則。由於文化影響人類各個層面，因此文 化權是眾多權利中，最能反映出權利之間的不可分割性。文化、文化價值與權 利皆是高度複雜的議題，使之於推動時，遭遇許多困難。例如：「文化傳統」是 極具爭議性的問題，爭議的關鍵點在於人權原則間的衝突，一方面要保護每個 群體的特殊文化，另一面遵守人權的普遍價值，如此一來，若遇到某些文化習 俗違背國際法的共同規範時，該如何處理？（輔仁大學社會文化研究中心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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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文化也易被主流或優勢群體所利用，壓抑少數群體，違反人權的普世價 值，為鞏固權力而導致其他團體邊緣化，也是對人權之侵害。

由於文化權十分複雜，必須仔細分析問題，才能提出策略。文化權屬於經 濟、社會權，因此文化權的內容須與周圍經濟社會相連結。除了分析社會的權 力架構，文化的傳遞也應注意制度性的文化傳遞，以免文化權成了壓迫的工具。

將文化視為人權討論的要點之一，對於推動多元文化社會有很大的助益。

參、 文化公民權的建構

傳統公民權論述中，公民權被認為只與公領域的活動，且強調以法律形式 界定其伴隨而來的權利與義務。晚近以來，隨著文化研究的興起，開始注意到，

文化作為一意義生產的活動與過程，對於個人的認同有著重要作用（陳素秋，

2006）。此一認同直接影響個人對於公共事務及社會的實踐與關懷，便促成文化 公民權概念之興起。

在多元化的社會當中，如何去包容彼此的差異性、平衡權利與義務的均衡，

對此文化公民權試圖建構一範疇來加以闡述。王俐容（2007）引述英國學者 Marshall 於 1950 年代提出一個分析公民權的模式，他認為公民權的發展由市民 權（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政治權（如政治參與權、投票權）發展到社會權

（如勞動權、環境權、社會福利）。過去文化權被視為社會福利的一種形式，是 社會權所保障的範疇。然而，隨著社會變遷，Turner 指出，隨著全球化以及同 一性國族文化的斷裂，我們必須再去構想新的「文化的公民權」（cultural citizenship）的內涵，以作為一個公民落實民主的基本過程與條件（引自王俐容，

2007）。文化權的概念被提出，將其當作新興公民權的一部份，文化成為公民權 重要的面向與實踐目的。

而 Aihwa Ong 認為文化公民權成為劣勢團體對主流社會訴求文化認同與差 異的權利，文化公民權的落實得以保有更完整公民權的可能。此外，文化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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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更應被視為文化實踐與信仰的一環，在文化霸權的權力網絡中，從事雙重的 自我製造與再製；「文化公民權既是被定位的，亦是公民意識自我形成的重要部 分」（引自王俐容，2006a：136）。而 Stevenson 將文化公民權定義為：所包含的 是實現一特定社會現況的權利，在此社會中，每個人都可獲得必須的符號與物 質文化資源，以使其生活有意義，且能對於宰制提出批評性行動，並且能在容 忍與相互尊重的環境下肯認差異（引自陳素秋，2006）。

另外，許育典（2006）認為教育、學術、藝術、宗教等作為文化基本權，

可視為廣義的文化權，而文化公民權可視為狹義的文化權，是特別強調「參與」

的共享權面向。他認為文化公民權以參與文化事務作為其權利的主要內容，保 障人民得以共享文化資源，並追求精神生活的權利。參與是指個體加入群體的 過程，要成為完全的行動主體，除理解自己外，亦須藉由與他人互動和對話，

即獲得他人的肯認，藉以形成文化認同。而其認為文化公民權是憲法應保障人 民享有文化基本權，且特別強調在共享文化藝術的權利，透過此項權利，可以 要求國家不干涉人民的文化開展自由，亦可要求國家讓人民平等共享文化生活 資源，並要求文化公民權受到國家的文化立法、行政與司法保障。

即獲得他人的肯認，藉以形成文化認同。而其認為文化公民權是憲法應保障人 民享有文化基本權，且特別強調在共享文化藝術的權利，透過此項權利，可以 要求國家不干涉人民的文化開展自由，亦可要求國家讓人民平等共享文化生活 資源，並要求文化公民權受到國家的文化立法、行政與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