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台灣匯率政策之研究
台灣的中央銀行，依據中央銀行法的規定，其經營目標有四點，包括「促進 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持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以及「於上述目 標範圍之內，協助經濟之發展」等四點。其中，「對內幣值之穩定」指的是使國 內的物價穩定，而「對外幣值之穩定」即是「匯率穩定」，而匯率又是影響出口 與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因此匯率政策成為央行為了達成這些經營目標的重要政 策工具之一。
為了探討台灣央行是否真的為了達到「維持對內及對外幣值之穩定」此一目 標，而大動作介入匯率市場進而影響匯率，楊雅惠、許嘉棟（2005）分析了央行 的干預行為，將三種分別表示央行三項干預目標之變數引入傳統的新台幣匯率方 程式，並以 1987 年 7 月至 2002 年 9 月的月資料進行實證模型分析。此實證模型 分析研究的結果顯示，表示央行三項干預目標的三種變數對新台幣匯率都有顯著 的影響，亦即當經濟景氣不佳時，央行會藉由干預引導新台幣貶值；而當國內物 價開始通貨膨脹時，央行則干預引導新台幣升值；另外結果也顯示央行的確有藉 由買賣外匯來調整匯率的變動，緩和匯率波動幅度。
吳致寧等人（2012）利用了 Balassa-Samuelson 效果之貨幣學派模型，分析 了台灣 1980 年以來的匯率政策，是否有助於穩定匯率及經濟成長。實證結果指 出台灣在 1980 年至 1987 年是採用阻升新台幣的政策，而後的 1988 年至 1997 年則採用阻貶新台幣的政策，之後 1998 至 2010 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危機期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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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採取維持匯率均衡穩定之政策。此外，結果也顯示阻升新台幣之政策是有助於 經濟成長的。由於確定台灣中央銀行是會對匯率進行干預的，陳旭昇（2013）檢 視了台灣中央銀行是否在外匯市場執行了不對稱的干預政策，他先以結構性自我 向量迴歸模型，分析了外生的結構性匯率衝擊，然後將其細分為升值和貶值的衝 擊，接著進一步探討央行在外匯市場中是否採用了不對稱的匯率干預政策，資料 時間為 1989 年至 2012 年的月資料。實證結果發現，央行在 1989 年至 1997 年之 前對於外匯市場的干預較不明顯；反之，在 1998 年到 2012 年，央行對於實質匯 率及名目匯率均有顯著的「阻升不阻貶」之行為。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台灣央行的匯率政策的確可能是保持處於較弱勢的新台 幣，且確實有實證證據顯示這樣是有助於經濟發展的，但是會不會使得所得分配 不均之狀況惡化呢？
2.2 台灣所得分配不均之研究
探討所得分配不均的研究有很多，根據國內外現有文獻之結論，說明了有相 當多的因素會影響所得分配，包括經濟成長、金融市場、勞動市場、貿易開放程 度、家庭結構及產業結構等等。
首先從經濟成長及金融市場的面向來分析，曹添旺（1996）利用吉尼係數和 大島係數的方式，研究 1980 年至 1993 年台灣家庭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該研究 發現相對於低所得之家庭，高所得之家庭有充足的資訊及資本得以在證券市場謀 取利潤，擴大所得不均的程度。Hu（2001）建立了一個兩種投資資產的模型欲 證明證券市場的存在會影響所得分配的狀況，並加進實質人均 GDP 及其平方項 這兩個變數用以驗證 Kuznets 的倒 U 型理論，亦即探討實質人均 GDP 對貧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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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的影響，而 Hu 利用 1986 年至 1990 年 52 個國家的數據進行跨國實證研究。
實證結果顯示當資訊不對稱存在時，證券市場的存在會顯著地惡化所得分配不均 的情況，而資訊不對稱會顯著正向影響吉尼係數，亦即所得分配不均差距變更大。
至於實質人均 GDP 及其平方項這兩種變數之係數，前者為正號，後者為負號，
亦即當實質人均 GDP 開始增加時，也就是國家開始發展時，會使得所得不均之 情況惡化，但等到發展至一定水準後，隨著 GDP 的成長，反而會使得所的不均 的情況改善，此一結果也與 Kuznets 的倒 U 型理論相符。
從勞動市場的面向來分析，Bstson and van der Gaag（1984）利用美國 1968 年至 1980 年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女性工作所得會使家戶所得分配趨於平 均化。劉鶯釧（1992）以 1988 年台灣地區婦女之生活狀況調查，探討夫妻均有 工作的家庭中妻子的勞動所得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妻子的勞動所得 越高會使所得分配趨於平均化。Daly and Valletta（2006）研究美國 1969 年至 1989 年家戶所得不均度上升的原因，而結果指出婦女之勞動參與率提高會使得家戶所 得不均之情況改善。
而從貿易開放程度的面向來分析，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用理論指 出自由貿易會使一國較豐富之生產要素的實質報酬上升，因而有利於該要素所得 者；反之，該國教稀少之生產要素的實質報酬會下降，所以導致所得分配不均之 情況惡化。而發現相同結論的有 Robbins（1994），Meller and Tokman（1996）與 Beyer et al.（1999），他們實證結果均發現貿易開放會導致需要專業技術與非技術 勞工之間的薪資差距擴大，進而使得貧富差距更擴大。莊希豐、陳亞為（2011）
利用門檻回歸法分析了 1960 年至 2005 年 62 個國家的資料作橫斷面分析，估計 貿易自由化對高、低所得國家之所得分配的影響，而實證結果指出貿易自由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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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所得國家會惡化所得分配之情況；而貿易自由化在高所得國家則無顯著影響國 內的所得分配情況。
從家庭結構的面向來分析，吳慧瑛（1998）利用分解後的吉尼係數與迴歸模 型的方法研究台灣家戶人口變動對於所得分配的影響，其採用 1976 至 1995 年家 庭收支調查之資料，而結果顯示家戶人口規模分配的不均會對家戶總所得分配不 均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使得所得分配不均之狀況惡化。莊文寬（2006）也採用 台灣家庭收支調查之資料，分析台灣歷年來經濟發展在改變社會型態後，影響家 庭結構與所得差距的效果，而其結果顯示家庭人口減少、高齡化及教育程度低是 使得低所得家庭所得收入更減少的主因，進而造成貧富差距更大。
從產業結構的面向來分析，Levernier et al.（1998）採用美國 1990 年的調查 資料觀察約 3000 個城市家戶所得不均度的情況，而其結果顯示大城市相對於小 城市，其家戶所得不均度顯著較大，亦即大城市之所得分配情況較不平均，除此 之外，其研究中也發現了產業結構性的變動是造成所得不均度提高的重要原因之 一。Clarke et al.（2003）利用 1960 年至 1995 年日本追蹤資料，觀察各產業部門 的發展與所得分配不均之關係，而其實證估計結果顯示經濟體系各產業的發展的 確會顯著影響所得分配不均，原因為某些產業中高階層員工與基層員工之薪水差 異甚大，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的狀況惡化。徐美等人（2015）採用台灣行政院主計 處人力運用與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分析台灣家戶所得不均度之各種原因，研究發 現產業結構性的變動對於所得分配不均有顯著的影響效果，此外，女性相對男性 之就業比例提高也使得對所得不均有顯著的影響，而人口高齡化以及失業率的增 加也會造成所得分配不均之情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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