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要回顧對於菲律賓國語問題及更廣泛 的語言政策議題的相關研究，第二部分則要回顧探討語言與民族主義關係的相關 研究，並針對本研究將使用的概念進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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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菲律賓的語言政策研究
菲律賓的語言政策研究，主要還是把焦點擺在英語的問題上居多。許多社會語 言學家透過政策分析與論述分析，指出菲律賓政府及政治菁英長期崇尚英語的態 度，例如 Doplon（2018:29-46）研究了阿羅約（Gloria Macapagal-Arroyo）時代的 語言政策，包含阿羅約所發表的國情咨文（State of Nation Address, SONA）以及阿 羅約政府所頒佈的相關行政命令，這些資料皆指出阿羅約政府對英語教育的格外 重 視 。 許 多 學 者 對 於 這 種 獨 尊 英 語 的 政 策 抱 持 批 判 的 態 度 ， 例 如 Tollefson
（1991:136-166）指出，菲律賓政府以經濟為導向的英語教育鞏固了階級分化，因 為在貧富差距嚴重以及教育資源不足的結構下，英語教育一方面排除了缺乏資源 的底層階級，另一方面又創造出大量廉價的英語勞動者，最終得利的只有菁英階級。
這也能夠解釋，走向社會運動甚至加入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CCP-NPA）武 裝革命的底層群眾，為何會倡議要廢除英語而改用 Pilipino（他加祿語），因為英 語的確阻礙了他們翻身的機會。不過在這些英語政策的研究當中，英語主要是作為 一種經濟資本，或作為鞏固階級利益的手段，至於英語和菲律賓國家或民族認同的 關係，則鮮少被觸及。
談到菲律賓的語言與民族主義，就不能不提菲律賓語言學家 Andrew Gonzalez
（1940-2006）的著作－《語言與民族主義：菲律賓迄今的經驗》（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Thus Far, 1980）。該書描述了菲律賓國語政 策在 1973 年憲法通過之前的演變，而且特別著重 1934 年和 1971 年兩次制憲大會 的審議過程以及社會輿論。不過 Gonzalez 僅是描述了各方立場的分岐，以及法律 政策的變動，對於書名當中的「民族主義」究竟如何影響菲律賓的語言政策或被語 言政策影響，比較沒有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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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語言與民族主義
因為本研究涉及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問題，因此我們首先要界定
「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許多民族主義的研究者都使用了 Gellner（1983:1）
對「民族主義」所下的定義：「...主要是一個主張政治與民族單位應一致的政治 原則。22」若違背了這項原則，就會激起所謂的民族主義情操或民族主義運動，這 種情況包括：國家的範圍無法包含所有的民族成員，或是國家的範圍內攙和了「外 來者」，或是同屬一個民族卻分成好幾個國家，無法確定哪一個國家可以代表該民 族。從字面上來看，Gellner 的定義似乎預設了先有國家和民族的存在，接著才有 民族主義的問題，然而，雖然 Gellner（1983:3-5）確實認為國家要先存在，才會有 民族主義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Gellner（1983:52-61）卻認為，民族是被民族主 義創造出來的，是先有民族主義才有民族。其實包含 Gellner 在內的許多民族主義 研究者，都著重於民族如何被建構的過程，但 Gellner 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並無 法反映的這個過程。此外，民族並不是被建構出來之後就必然會一直存在或定形。
民族主義者都會年老凋零，而剛出生的嬰兒則是白紙一片。要讓後代既成同樣的民 族概念，必然要透過教育，教育的方式可能是長輩的口耳相傳，可能是學校教育的 灌輸，也可能透過大眾媒體傳播。有時候這些民族教育的過程是隱晦不明的，人們 不一定會發現自己正在被灌輸民族觀念，但是這些觀念卻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 當中。Michael Billig（1995）將這種隱微的、日常的民族再生產過程稱為「平淡民 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為了將民族建構與再生產的面向包含近來，本文將
「民族主義」定義為：為了民族或民族國家的建構與再生產，所進行的各種政治實 踐。
無論是 Gellner 原本的定義，還是本研究所採用的定義，都涉及到「民族」要 如何定義的問題。對於要如何理解「民族」，Gellner 給了兩個思考的出發點（李 金梅、黃俊龍譯，2001：8-9）：
22 原文：...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which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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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只有在兩個人分享同一個文化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而這文化，
指的是一套思想、表達、社交，以及行為與溝通方式的體系。
2. 只有在兩個人承認彼此屬於同一國族時，這兩個人才屬於同一國族。也 就是說，國族塑造個人；國族便是出於個人的信念、忠誠以及團隊心的 產物。只有在彼此認定成員相互之間必須遵守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時，
一群人（也許是生活在同一個領土之上、或說著同樣的語言）才可能構 成國族。正是因為他們對彼此的認定，才將它們轉成為一個國族，而不 是根據用以區分『非我族類』的屬性（無論那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來 判定該國族的要件。
簡而言之，一個是共享文化，一個是主觀意願。Gellner（1983:6-7）認為，這 兩種要素，單取其中一種，都會有範疇過廣的問題，因此必須要將兩者結合起來。
Gellner 認為，只有在社會條件成熟的「民族主義年代」，才會產生這樣的需求和 可能性，將共享文化與主觀意願結合，並連繫到政治單位，進而形成「民族主義」
的規範。
不過，Gellner 也指出，民族主義所運用的文化是有選擇性的，甚至是從根本 上被轉變過的。事實上，連主觀意願本身也可能是被民族主義者擅自認定的。所謂 的共享文化和主觀意願，其實都是被想像出來的，我們怎麼可能一個一個地向每一 位國民確認他們是否和我們享有同樣的文化和成為同一民族的主觀意願？從這一 點來說，我認為 Benedict Anderson 對於「民族」的定義是比較貼切的：「...一種 想像的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 共同體。23」（吳叡人譯，2010：41）
23 原文：...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 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
(Anderson,1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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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完「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概念之後，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語言與民族 主義的關係。Anderson（1991:37-46,67-82）解釋了語言為何在歐洲的民族主義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所創造出來的「印刷語言」 （print-languages）改變了地方口語（spoken vernaculars）易於變易、零碎化的性質，將其 形式給固定化，並整編、淘汰了不具市場競爭力的語言，這使得原先因口語的歧異 性而無法互通的人們，透過印刷語言產生了聯繫。
另一方面，地理大發現讓歐洲人發現了比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等歐洲古 老神聖語言還要更歷史悠久的語言（例如印度的梵文），使得這些古老語言的權威 性受到嚴重的打擊，而地方語言的地位則相對提升。
如果現在所有的語言都有相同的（內部的，intra-）世俗地位，那麼原則上它 們都同樣值得被研究與仰慕。不過要被誰研究仰慕呢？照邏輯推論，既然現 在已經沒有語言屬於上帝，則自然是他們新的擁有者：也就是以每個特定語 言為母語的說話者－還有讀者。（吳叡人譯，2010：118）
於是，在歐洲及鄰近地區，19 世紀成了研究地方語言的語言學家的黃金時代，
同時，這些語言學家也是印刷市場上的生產者，透過他們所出版的辭典、文法、文 學等作品，在他們可能的消費者之間－主要是下級官僚、專業人士與工商資本家等 新興中產階級，但也可能包括貴族、地主與教士等舊統治階級，因地而異－創造了 連結。這些被 Anderson（1991:75）稱為「閱讀階級」（reading classes）的人，正 是歐洲民族主義的主要推動者。
相較於 Anderson 強調語言的演變如何讓民族的想像成為可能。Eric Hobsbawm 則從經濟利益的角度出發。Hobsbawm 認為：「語言民族主義的核心關懷，都是圍 繞著權力、地位、政治以及意識形態打轉，在他們眼中，語言的溝通與文化意義是 無關緊要的。」（李金梅譯，1997：149）因為許多國家的案例都顯示，他們所選 擇的民族語言，並不是文學成就很高或便於溝通的語言。因為語言民族主義的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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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主要是書寫語言或公共場合所使用的口語，而不太在意私人領域的語言，因此 它對於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比較沒有號召力。對於上層階級來說，他們的語言往往 會成為主流語言，即便不是，要學會多種語言，對於他們來說也不是困難的事情；
對於下層階級而言，因為他們的生活主要仰賴口語而非書寫語言，因此對他們來說 也沒差。最容易受到語言民族主義影響的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因為中產階級多 從事非勞力活，他們的工作顯然會和書寫語言密切相關，那麼官方語言對於他們的 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就會有顯著的影響。當中產階級發現自身的社經地位，隨著經 濟變遷與外來移民的增加，而同時受到上下階層的擠壓，他們便訴諸民族主義來排 擠外來的資本家或移民。
儘管 Anderson 和 Hobsbawn 都指出語言在歐洲的民族主義中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他們都不認為語言和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連結。Anderson 指出：
然而，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儘管今天幾乎所有自認的（self-conceived）
民族－與民族國家－都擁有『民族的印刷語言』，但是卻有很多民族使用同 一個語言，並且，在其他的一些民族之中只有一小撮人在會話或書面上『使 用』民族的語言。...換言之，當代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formation）與特定 印刷語言所涵蓋的確定範圍絕不相符。」（吳叡人譯，2010：89）
Hobsbawn 則表示：「語言與民族的關係正好和民族神話所說的相反，民族語言 並非民族意識的基礎，而是正如豪根（Einar Haugen）所說的，是民族意識的『文
Hobsbawn 則表示：「語言與民族的關係正好和民族神話所說的相反，民族語言 並非民族意識的基礎，而是正如豪根（Einar Haugen）所說的，是民族意識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