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

關於文獻回顧部份，本論文從兩個方面探討。第一個部份為馬來西亞與中共的 關係，釐清兩國關係的發展進程和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共認知的形成及轉變；第二部 份為馬來人和華人的國族認同／民族認同及馬來人對華人認識相關，以理解馬來領 導精英尤其是歷任首相對中共的決策，如何受到本身身為馬來人對華人和中共認知 的影響。

如前所述，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大致可分為4類，分別是區域主義 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策略層面（Kuik, 2013a）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Baginda, 2016）等。這些文獻幾乎都提及馬中 關係的發展深受國內政治發展影響，但提出具體又詳細分析者不多，本論文就相對 有深入探討的專書 ，即是Baginda的「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 中 國-- 馬 來 西 亞 關 係 與 外 交 政 策 ） ， 及 Kuik 的 期 刊 論 文 「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馬來 西亞的中國政策意義：不對稱、鄰近及精英的本土權威）做出文獻回顧。

Baginda在「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中，以James N. Rosenau 的「聯結政治」概念做為框架，探討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和拉薩於1974年促成馬中建 交時，國內和國際環境影響對馬來西亞的對中政策影響，同時也引入「政治人格」

（personality politics）作為變項，探討東姑阿都拉曼親西方陣營仇中國的態度，和拉 薩決定和中共建交的因素。由於東姑阿都拉曼執政期間（1957至1970），馬來西亞 的國家安全主要依賴英國和大英國協的軍隊防衛，再加上馬來亞在1957年自英殖民 地獨立之前，就飽受馬共為了建立「馬來亞共和國」以武裝作亂作為手段的困擾，

因此東姑阿都拉曼的親西方陣營政策在冷戰背景下是「可以預測」的。不過對於國 內的華人，東姑阿都拉曼的態度卻相當矛盾。東姑阿都拉曼一方面斥責馬共顛復活 動、擔心華人協助中共入侵馬來亞，並且曾公開聲明自己並不抗拒共產主義，只是 抗拒中共利用國內華人如馬共份子破壞國土彊域，才不願意與中共建交；但另一方 面東姑又有許多華人朋友，1969年第三屆選流失許多馬來人選票，就是因為許多馬 來選民在反對黨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 伊黨）²¹的宣傳中，認同伊黨所謂 東姑阿都拉曼政策過於友善華人立場。就於此，或許可以換一個角度解釋東姑阿都 拉曼的對中共和華人態度，其實東姑阿都拉曼並不仇視華人，但對於忠誠於中共的 馬共和國族認同／民族認為為中國人者，卻是使他不願意與中共建交、和對中共採 取敵對態度的主因。

拉薩執政時期（1970至1976年）則面對北越的勝利伴隨美國從中南半島撤軍，

和英國撤走包括馬來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蘇彝士運河以東駐軍的計劃，促使馬來西亞 政府必需重新評估國家的外交政策，再加上1969國內發生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事件 後，國陣政府於翌年執行「新經濟政策」拉近馬來人和華人的經濟差距（國陣政府 認為族群間的貧富不均是1969年衝突的主因），為了減緩華人由於「新經濟政策」

的落實對馬來人主導的國陣政府不滿，拉薩於是決定與中共建交，儘管馬來西亞情 報部門保持疑慮的態度。Baginda認為Rosenau的「聯結政治」解釋了國際環境和國內 環境對吉隆坡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同時與北京建交或不建交的決策也很清楚展露 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領導者的人格化（personalized leadership）。不過 Baginda在運 用「聯結政治」做為解釋的框架時，未有進一步解釋究竟是「滲透」、「反應」還

21 伊黨前身原為於 1951 年 8 月 23 號，在巫統舉辦的會議上成立的「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

（馬來文原名：Persatuan Ulamak Se-Malaya）。同年 11 月 24 日，「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

易名為「泛馬來亞伊斯蘭協會」（Pan Malayan Islamic Organization），決定以伊斯蘭政黨形式透過民 主手段向英殖民者爭取馬來亞獨立後，再帶領馬來亞朝向阿拉意旨的伊斯蘭國目標邁進。馬來西亞成 立後，伊斯蘭黨易名為「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 Malaysia, 2018）。

是「模仿」聯結「輸出」和「輸入」的過程，僅把所有歷史事件分別歸納為「國際 因素」和「國內因素」，以致Rosenau的「聯結政治」概念並無法做出深入的解釋。

此外Baginda提出首相「領導者的人格化」是主導吉隆坡在面對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 時中國政策的關鍵因素，不過Baginda也沒有深入分析和探討兩任首相的「政治人格」

的特質，僅描述兩人的背景、個人經驗和處事風格 。

Kuik 在「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中指出，吉隆坡的對中國政策是建立在「避險」（hedging）策 略，因為吉隆坡在面對具有攻擊能力、攻擊意圖和國力上升的強國中國毗鄰，唯有 採取有限的扈從和非直接平衡，才能使馬來西亞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最大回饋」

以達「保險」（risk contingency）目的。Kuik 認為小國會被強權吸引或對強權產生恐 懼，端賴國內層次的執政精英這個中介變項詮釋，吉隆坡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源自於 執政的國陣精英有意透過與中國的經貿和外交關係穩定其在國內權力。近三任首相 馬哈迪（1990 年—2003 年）、巴達威（2003 年—2009 年）和納吉（2009 年至今）雖 都曾在公開場合宣稱中國不是威脅，表達對北京友善的態度，不過吉隆坡和歐美強 權仍維持軍事合作關係，儘管這些合作都是於冷戰時期簽定，並非針對中國國力和 軍事能力日益增強才展開的合作。不過馬來西亞在冷戰後與歐美國家的軍事合作，

卻從未言明潛在敵人為誰，Kuik 認為吉隆坡此舉是意圖讓北京和華府相互牽制，使 兩者皆無法在亞太地區稱霸。

不過馬哈迪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卻是是建立在維護其政權 利益之上。1980 年代中旬，馬來西亞因為全球經濟蕭條陷入經濟不景氣，馬哈迪在 1987 年的巫統黨選時，面對黨內對手們連成一氣來勢洶洶的挑戰，主席大位險些不 保。贏得此次黨選後，馬哈迪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著重在提高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之 上，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共，成為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馬來西亞不容忽視的市場。這 樣的經濟務實外交政策，此後也被繼任的巴達威和納吉奉行著。從 Kuik 的分析可以 發現，馬來西亞對中的外交政策採取的避險策略，在馬哈迪時代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納吉時代也不惶多讓，其展現的另一面隱藏意義實際上是馬來領袖為了鞏固政權 致時馬來西亞在經貿市場上對中共不能轉移的依賴，但為了避免對中共的傾斜影響

主權受到干預，不得不同時發展與歐美其他國家在包含經貿方面的各層面合作關係，

以制衡中共可能展現的對馬來西亞政治干涉的野心。

至於把馬中關係以國際層面為主，國內層次為輔探討的，則有周聿峨和胡春艷的

「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及Baginda 的「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馬來西亞對中共態度的轉變，周聿峨和胡春艷 的「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做出討論。周聿峨和胡春艷以馬來 西亞國家利益為自變項，時代洪流和中國形象的變革為依變項，指出吉隆坡對中共 的認知從馬來西亞於 1957 年建國以來，分為「疑慮、恐懼」和「信任」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認知的形成源於國際層次上的冷戰，在華府和莫斯科為首的意識形態差 異下，作為前英殖民地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支持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中共則屬於 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國內層次上北京與馬共的友善關係和北京的僑務政策，使 馬來亞／馬來西亞對自身民主制度和人口結構比率的穩定性產生不安，因而對中共 產生「疑慮、恐懼」的態度和情緒。第二個階段為冷戰時期一超多強的國際結構，

馬來西亞與東協其他國家為防美國等西方國家侵蝕主權和國家利益採取「大國平衡」

戰略，加強與北京和東京等關係；此外馬共於1989 年 12 月與吉隆坡政府簽署解除武 裝遊擊隊協議、北京立法否決海外華人持雙重國籍，及北京未在 1998 年的亞洲金融 風暴中從東南亞撤資，在在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排除某種程度的威 脅。周聿峨、胡春艷其實忽略「疑慮、恐懼」和「信任」是一種認知形成後隱含在 每項國家政策之下的態度表現。Jacob Jarvis 言明決策者對世界的信仰（beliefs about the world）和對他者的印象（image）影響決策者的決定和政策，也即是國家的行為。

因此吉隆坡對於中國的認知，按周聿峨、胡春艷「疑慮、恐懼」和「信任」的解讀 應修正為從「敵人」到「朋友」的認知轉換過程。此外，周聿峨和胡春艷認為馬來 西亞的國家利益是一種「認知轉換之深層次原因解讀」，文中認為統治階級都會把 階級意志和利益上升至國家意志和利益的水平，而國家制度是保障統治階級／國家 利益的手段，因此維護既有的國家制度就是統治階級必要的任務。兩人指出馬來西

亞國家利益是「維護國家穩定以及馬來統治者²²的利益，其他利益則居於次要地位」，

因此可能會動搖馬來西亞國家既有制度的馬共和華人，成為會影響馬來西亞對中國 認知的來源。 周聿峨和胡春艷雖然從中共的視角解讀馬來亞／馬來西亞對中共認知 的形成和轉變，清楚解釋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互構關係，使得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對 中政策更顯立體 。

Baginda 在「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中，與周 聿峨和胡春艷的階段分類類似，他把吉隆坡對中共的認知分為 敵意（hostile）和友

Baginda 在「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中，與周 聿峨和胡春艷的階段分類類似，他把吉隆坡對中共的認知分為 敵意（hostile）和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