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有六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文的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提 出分析架構、檢討相關文獻、研究限制和章節安排；第二章介紹Alex Mintz 的「多元 啟發論」和石之瑜的「後華性」途徑；第三章探討馬中建交與 1974 年全國選舉的關 連性，並分析馬來領導精英決策過程的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計算；第四章探 討馬哈迪未取消朱鎔基在馬來西亞 1999 年全國選舉時的官訪，和「中國銀行」復辦 的決策心態；第五章探討納吉於賈慶林訪馬主持「馬中關丹產業園」後的三個月內，

舉行 2013 年選舉的算計；第六章的結論則把三位不同世代的馬來首相，對馬來西亞 馬華人和對中共認識做一個系統性的梳理。

第⼆章 理論構造

從1957 年到 2013 年止，在馬來西亞選舉史中共有三任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及納吉（Najib Razak）為了維護自 身政權， 在全國選舉前不到 100 天和中共高層領導人互動，或建交或簽署重要的合 作方案，藉此引起華人選民的關注，以此做為中共對執政黨政權的加持。三任首相 利用外國勢力影響國內選情的行為，在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之間作了何種程度的取 捨？此外，馬來領導人對中國的認識是如何形成，並且他們又是如何連結國內華人 和中國的認知？Alex Mintz 提出的「多元啟發論」和石之瑜提出的「後華性」，將是 本論文用以解釋相關問題的理論架構。

第⼀節 多元啟發論

Alex Mintz 提出多元啟發論（Poliheuristic Theory），做為一個連接外交決策理 論領域兩個主導模式，即理性行為者模式和認知模式的橋樑（Mintz, 2004）。理性 行為者模式主張國家是由理性和有遠見的領導人領導，決策時是依據預期效應理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也即是極大化政治選擇的預期收益。決策者決策前，對 於決策方案的優劣利弊會事先全面評估，再從中挑選能夠承襲過去和未來、帶給國 家價值極大化、成本極少化的方案。這個學派的學者計有 Graham Allison、Greg Cashman等。認知模式主張國家的決策者面對主客觀環境限制時，面對決策方案的價 值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一樣會在決策前全面性分析所有決策方案的利益得失，

但卻是透過經驗法則做出決策的判斷，是為一種有限理性。主張這項看法者的學者 為 Herbert A. Simon、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Jervis 等。多元啟發論認為 兩種決策模式，都僅解釋決策的一個面向，理理性行為者模式解釋決策是「如何」

（how）形成，認知模式僅回答「為何」（why）形成（Mintz et al., 1997a；Mintz &

Geneva, 1997b; Mintz, 2004），兩者都無法完整解釋決策過程從無到有的過程。為了

彌補兩者的缺示，Alex Mintz 和 Geva Nehemia 因而在外交決策領域中，提出一個新 穎的概念和一個新創的名詞Poliheuristic，中文即為「多元啟發論」。

Poliheuristc 是個複合詞，由 poli 和 heuristic 組成。Poli 兼具「多種」和「政治」

（politics ） 的 意 思 ， 意 指 政 治 人 物 採 用 政 治 單 位 （ political units ） 或 政 治 任 期

（political terms），做為衡量外交決策選項的成本利益及可履行性；Heuristic 則含有

「啟發式」或「捷逕」之意，指在複雜的局勢及資訊雜亂或有限的狀況之下，決策 者習於採用認知捷徑補充資訊缺失的部份，也即是透過經驗累積想像可能發生的結 果，繼而將相關資訊加以組織再進入決策程序（Mintz et al., 1997a; Mintz, 2004a）。

壹、 政治面向的重要性

多元啟發論推翻政治人物決策是以國家利益做為決策原則的假設，反之，多元 啟發論認為外交決策的關鍵要素（the essence of decision）攸關國內政治。一般上，

決策者關注他們在政治上存活的可能性，例如民調和選舉時取得的支持度、對手和 黨員對他們領導地位的挑戰等，都影響他們政治壽命的長短。因此決策者做政治決 策時，考量的是公眾的支持及認同，而政治聲望，就是他們政治權力和在位的穩當 性指標，也是一個非補償性的原則（Mintz et al., 1997a）。因此，對選項方案後果的 認知，成為外交決策的關鍵指標。

Keller & Yang（2008）挑戰多元啟發論以國內政治解釋外交決策的做法，質疑 並非每個政治人物都以政治面向做為決策的唯一依據，因為他們認為，有些政治人 物的決策是與意識形態或特定任務相關。他們以冷戰時代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子飛彈 瞄準美國南方後院的古巴危機為例子，指出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和「國家安全會 議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EXCOMM）

的決策考量重點，是避免核子戰爭為原則，甘迺迪因而拒絕空襲和入侵的提議，但 這樣的決策卻會使甘迺迪看起來太過軟弱不利選情，尤其是此事是緊接著豬玀灣事

件²⁸之後發生，由此他們便反證出甘迺迪並沒有在考量國內政治。Keller & Yang 的說 法忽略的是，倘若甘迺迪選擇激發核戰以使自己看起來並不軟弱的後果，是三分之 二地球將被夷為平地，而美國也被摧毀，因此也將沒有後續的甘迺迪政權之說，若 美國未被摧毀，核輻射的後果造成美國民眾的生靈涂炭，甘迺迪必然遭到美國民眾 譴責，政權也一樣無以為繼。因此，在 Keller & Yang 口中所謂甘迺迪假如根據多元 啟發論就應該會擔心自己的軟弱形象影響政權延續，而理當挺而走險的推斷，似為 過激之論。其實多元啟發論所言，是立於「對選項方案的後果認知」，Keller & Yang 眼中軟弱的甘迺迪，正好是一種對後果的深謀遠慮。此外，Keller & Yang 所謂的政 治人物做決策是基於某個使命或遵奉某個意識形態，忽略了政治人物的特性，若政 治人物不考量政權的延續性，就不會選擇當政治人物，而是當義工或神職或其他職 業，除非是這名政治人物已無心戀棧，才會在做決策時不以國內政治因素和關鍵選 民的意志為考量重點，或者政治人物錯誤評估形勢，認為這是他的關鍵選民所希望 他執行之事，又或者他相信關鍵選民或許不滿意他的決定，但在他執行後選民必然 會認同他的決策。至於甚麼樣的條件影響決策者做出無關政權延續的決策，則不在 本論文的討論範圍。

多元啟發論指出，在決策過程中，通常會有三個角色存在：提供專業意見的顧 問（團）、非專業但對民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及非專業政治決策者或中間選 民，而這三個角色對決策方案都會有不一樣的看法（Dacey & Carlson, 2004）。專業 決策者的決策建議通常是基於數據分析，和預期價值效應的最大化回報；但是非專 業但對民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和中間選民，則因為無法如同專業顧問般掌握 細微資訊代表的意義變化，因此通常都會和前者的專業意見相左。儘管如此，對民 調相當敏感的政治決策者，在從政生涯中培養了比中間選民更準確的預測決策產生 後果的能力，Dacey & Carlson 再把他們分為「溫和厭惡損失型」和「極度厭惡損失 型」。在心態上，決策者一般偏向於採取避免個人政治生命失敗的決策選項，而非 選擇能達到成功的決策選項的思維模式；操作上，決策者則偏向依據關鍵選民偏好，

28 豬玀灣事件發生在 1961 年 4 月 17 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入侵卡斯楚領導的古巴行動。執行任 務的是在美國流亡的約 1400 名古巴人。美國入侵古巴後，卡斯楚僅用了三天就打敗入侵者， 死亡人 數約100 人，被俘人數約 1200 人（John F. 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2018）。

順從這些選民的意向做決策，因為唯有相關決策獲得重要選民群體支持（同時也得 獲得政黨內部的支持），才能保障決策者的政治聲望，才能保障決策者政治前景的 存活（Mintz, 2004a）。因此，當專業顧問提供的意見與選民的想法迴異時，溫和厭 惡損失型的決策者的決策結果，通常落於專業顧問和選民之間；反之極度厭惡損失 型的決策者，決策結果則會偏向選民的喜好（Dacey & Carlson, 2004）。

不過，這並不代表決策者完全無視或忽視國家利益。按多元啟發論的兩階段決 策，決策者做決策時第一階段是按政權利益為決策准則；第二階段是按國家利益為 決策准則，也即是說政權利益考量雖然置於國家利益之前，但國家利益並未全然被 犧牲。決策者在思考他們的決策行為帶來的國內政治後果，確保他們的政途或政權 無虞後，就會開始檢討相關決策對國家利益的影響性。因此按多元啟發論的決策模 式，在決策過程中政權利益和國內利益是互補的，每一項決策結果的差別，或許僅 是政權利益和國內利益的比重不一，因為倘若決策者完全忽略國家利益的考量，導 至大部份選民的生命、財產、人身安全等利益受到威脅時，這些決策者也一樣會被 選民唾棄，以至政權和政治生命不保，因此國家利益必然是決策者決策的一環，但 並非如現實主義認知的唯一考量。換句話說，縱使決策者的決策有時看似是受到外 在情境例如國際安全因素影響（Keller & Yang, 2008），但也是基於國家安全等國家 利益前提下的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條件為考量，才能確保人民對其政權的繼續 支持。換句話說，表面上雖然有些領導人的決策，看似為了更宏觀的國家利益考量，

實則仍舊擺脫不了看不見的政權利益算計。

貳、兩階段決策過程

多元啟發論首次於1997 年 由 Alex Mintz 和 Geva Nehemia 於「外交決策的多元 啟 發 論 」 提 出 ， 集 合 了 預 期 效 用 理 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 和 控 制 論 模 式

（cybernetic model）的理性決策及認知心理學的重要元素 （Mintz etl., 1997a）。預期 效用理論和控制論模式主張決策者採「補償性原則」，即是決策者就每個選項的優

（cybernetic model）的理性決策及認知心理學的重要元素 （Mintz etl., 1997a）。預期 效用理論和控制論模式主張決策者採「補償性原則」，即是決策者就每個選項的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