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 博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馬來西亞首相對中國及華人選民的身份認知：
作為選舉策略的馬中關係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Chinese Voters’ Identities in the Eyes of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s Campaign Strategy
孫天美 Soon Thean Bee
指導教授：⽯之瑜 博⼠
Advisor: Chih-yu Shih,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January, 2019
Understanding China and Chinese Voters’ Identities in the Eyes of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Sino-Malaysian Relations as Campaign Strategy
中⽂摘要
本論⽂先是採用「多元啟發論」檢視三位馬來西亞首相，利用與中共的關係在 三場攸關政權延續的選舉，影響華⼈選票的作為是否犧牲了馬來西亞的國家利益；
繼⽽採用「後華性」，檢視首相對中國及華⼈選民身份認知形成的途徑。本論⽂試 圖回答的研究問題如下：（⼀）在 1974 年、1999 年及 2013 年全國選舉前 100 天內，
馬來西亞首相在與中共⾼官互動，有否犧牲國家利益以維護執政黨和首相的政權利 益？（⼆）學界習以馬共解散作為分⽔嶺，認為在馬共解散前馬來西亞對中共抱持 敵意，解散後則態度友善，不過馬來領導精英無論是在馬共解散前後，都曾對中共 實施互為⽭盾的作為及政策，究竟馬來精英是視中共為敵、為友還是敵友難分？
（三）馬來領導⼈如何形成對中國及對馬來西亞華⼈的認識？馬中關係的既有研究 層面，主要從區域主義、經濟、策略及歷史著⼿，卻未曾探討馬來西亞首相與中共 的互動，受到他們自身對馬來西亞華⼈身份認知影響的事實，及促成這份認知的原 因。本論⽂採⽂獻分析法及調查訪談法建立分析架構並發現：第⼀，縱使三任首相 都曾引⼊中國因素，以期影響華⼈選民的投票意向，但依據「多元啟發論」的分 析，首相們從來沒有為了維繫政權利益，徹底犧牲國家利益，⽽是在兩者之間尋找 最能夠達到兩全其美的⽅法；第⼆，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敵友認知，主要因應馬來領 導⼈對中共的需求⽽定義，當前者把中國視為具主觀意志的異⽂明／意識形態時，
中共就是敵；反之若把中國視為經濟資源時，中共就是朋友了；第三，三位首相對 中國及對馬來西亞華⼈身份的認知，主要是透過「後華性」的「科學的華⼈性」途 徑，僅有第六任首相納吉在「科學的華⼈性」之餘，面對中共時還有「漢學的華⼈
性」。事實上，首相對中國和華⼈身份的認知皆相當表面，⽽這也正是首相在 2013 年選舉時打「中國牌」失效的原因。
關鍵字：馬來西亞;首相; 選舉; 中國; 華⼈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Poliheuristic theory to examine if the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s had sacrificed the national interests of Malaysia when they exploited the Malaysi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relations to affect the Malaysian Chinese voting behavior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s. Subsequently,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Post-Chineseness theory to study the approach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took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1.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sacrifice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 secure the regime interest when they publicly interacted with the PRC leaders within hundred days before 1974, 1999, 2013 general election was held? 2. How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perceive the PRC? A friend, a foe or a frenemy? 3. How did the Prime Ministers perceive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hat were th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such an understanding? Existing studies discussed the Malaysia-PRC relations from the aspect of regionalism, economy, strategy and history. In fac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towar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as as well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laysia-PRC relations. Yet, this area has been long neglected, and so did the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such perception. This dissertation relies on documentary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to establish a framework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t discovers that: 1. The Prime Ministers did not entirely scarify national interests to maintain their regime interests. In fact, they endeavored to search options that could fulfil both interests. 2. When the Prime Ministers viewed China as a peculiar civilization with a subjective will, the PRC is a foe;
when they viewed it as an economic resource, the PRC is a friend.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toward the PRC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ere through the lens of Scientific Chineseness, but Najib Razak, the sixth Prime Minister developed an additional understanding on the PRC, namely the Sinology Chineseness. Ye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me Ministers on Chin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were superficial. And this is the reason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failed to rega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votes in the 2013 although he met the PRC leader before the election.
Keyword: Malaysia; Prime Minister; election; China; Malaysian Chinese
目錄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7
第三節 研究架構... 10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0
第五節 文獻回顧... 11
第六節 論文限制... 21
第七節 章節安排... 22
第二章 理論構造... 23
第一節 多元啟發論... 23
第二節 後華性... 30
第三節 多元啟發論與後華性的關聯... 35
第四節 總結...35
第三章 1974年的馬來西亞與中共建交...37
第一節 建交前的國際背景... 38
第二節 中共與馬共... 42
第三節 建交前的國內背景... 44
第四節 馬中建交過程...49
第五節 馬中建交的兩階段決策...53
第六節 總結...57
第四章 1999年的朱鎔基選前官訪與中國銀行復辦... 59
第一節 馬中關係的升溫...60
第二節 馬來西亞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64
第三節 選前的國內背景... 69
第四節 選前的馬中高官互訪 ... 72
第五節 官方互訪與中國銀行復辦的兩階段決策... 76
第六節 總結... 81
第五章 2013年的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 83
第一節 馬中關係背後的馬美關係... 84
第二節 2008年選舉與2013年選舉... 91
第三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過程... 98
第四節 馬中關丹產業園開園的兩階段決策... 100
第五節 總結... 103
第六章 結論 ... 105
第一節 馬來人 vs 華人... 106
第二節 三位首相的後華性... 111
第三節 研究發現... 116
第四節 研究建議... 119
參考文獻 ...121
附錄一 ...145
表目次
表 1-1... 5
表 2-1... 34
表 3-1... 47
表 3-2... 56
表 4-1... 62
表 4-2... 62
表 4-3... 64
表 4-4... 78
表 4-5... 79
表 5-1... 87
表 5-2... 88
表 5-3... 90
表 5-4... 92
表 5-5...10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974 年 5 月 31 日，馬來西亞1第二任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2，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在北京簽署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正式終結馬來 西亞在首任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n）3任內，把中共視為仇寇 13 年 的外交政策4。
壹、⽔到渠成的馬中建交
相對於東姑阿都拉曼任內前10 年鮮明的反共尤其是反中共立場5，自詡為「非共 份子」（Ott, 1972）的拉薩，於 1970 年 9 月 22 日擔任首相後對與中共建交則抱持相 對靈活的態度。事實上，拉薩在擔任東姑阿都拉曼副首相時後的反共和反中共立場 與東姑阿都拉曼一致，但因為國際局勢的影響和演變，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後期兩
1馬來西亞（Malaysia）於 1957 年 8 月 31 日獨立時，國號為馬來亞聯合邦，簡稱馬來亞；1963 年與一 海之隔的沙巴（Sabah）和砂拉越（Sarawak）合併，國號改為馬來西亞。本論文按事件發展時序，交 替使用馬來亞及馬來西亞。
2台灣學界對Abdul Razak Hussein 沒有統一譯名，常見的計有敦拉薩、拉薩克、阿都拉薩和拉薩。之 所以出現多種譯名，與其馬來文名字沒有統一寫法相關，其馬來文寫法有 Tun Haji Abdul Razak bin Dato Haji Hussein、Tun Razak、Tun Abudul Razak、Tun Abdul Razak Hussein、Tun Haji Abdul Razak bin Hussien、Abdul Razak Hussein 等，當中的 Tun 和 Dato 為類似英國「爵士」（Sir）頭銜，Haji 是曾到 過麥加朝聖者的尊稱，bin 具「某人兒子」之意。為了使名字簡潔其表現中立不阿，馬來西亞有些學 術文章或媒體會去掉相關稱謂，成為 Abdul Razak Hussein，簡稱 Razak。本論文為了顯示中立和超然，
全文僅以「拉薩」稱之。
3Tunku Abdul Rahman 中的 Tunku 是皇室成員稱號，由於東西方學界和媒體都已習慣稱其為東姑阿都 拉曼或The Tunku，為了避免閱者混淆，本論文保留其頭銜稱謂，無特別追捧其人之意。
4拉薩於 1970 年繼任後，開始對中共表達善意展現建交意願，但直到 1974 年兩國才簽署建交公報。
因此本論文認為在1970 年至 1974 年期，兩國關係雖然不似東姑阿都拉曼時代緊張但也不能視之為已 完全和緩，而是處於一種灰色地帶，因此本論文認為吉隆坡敵視中共應為東姑阿都拉曼任期間的 13 年 。
5 東姑阿都拉曼反共的原因，除了因為馬來亞共產黨在國內武裝作亂外，獨立後的馬來亞國防安全仍 由英軍防衛，因此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外交方針才會傾向西方陣營 （王虎，2011）。
人立場才出現變化（Baginda, 2016）。東姑阿都拉曼早年偏西方陣營的馬來亞／馬來 西亞外交政策，使馬來亞／馬來西亞在國際上受到第三世界國家的排擠，以至認同 1955 年萬隆會議精神6（Bandung Conference）的馬來西亞，先於 1964 年未被邀請參 加在開羅舉辦的第二屆不結盟運動會議（The Straits Times, 1964），後於 1965 年又有 馬來民族統一機構7（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巫統）國會議員馬哈迪
（Mahathir Mohamad）領軍的非官方代表團，申請加入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fro- 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被拒（The Straits Times, 1965），使得政府不 得不開始檢討大馬親西方外交政策的利弊（Saravanamuttu, 2010）。從 1966 年起，英 國因為積累的經濟和財政惡化開始檢討國防政策以縮減開銷，其中包括撤走馬來西 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蘇彝士以東駐軍 （The Straits Times, 1966a; 1966b），吉隆坡反共 產國家和拒絕與共產國家建交的態度出現變化。在1967 年 7 月 19 日英國正式宣佈撤 軍前兩個月的5 月 7 日，吉隆坡與貝爾格萊德經歷半年談判後宣佈建交（南洋商報，
1967e），南斯拉夫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個建立邦交的共產國家。約莫半年後的 11月 24 日，吉隆坡再與第二個共產國家蘇聯建交 （The Straits Times,1967b）。
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於1968 年 1 月 28 日分別在國會接受議員詢問時，一致表明 馬來西亞外交政策將朝區域中立化邁進（南洋商報，1968a；南洋商報，1968b；The Straits Times, 1968b）。南斯拉夫和蘇聯以後，東姑阿都拉曼內閣並未停下與共產國 家建交的腳步，陸續還有羅馬尼亞（1969）（The Ambassade of Romaniain Malaysia）
和匈牙利（1969）（Diplomacy and Trade, 2018）。儘管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7 年中旬 仍堅定表示北京歷來意圖干涉東南亞小國的內政，吉隆坡絕對不會與北京建交（南 洋商報，1967a），但在 1969 年 3 月時東姑阿都拉曼已經不再堅持，僅表示只要中共 不再干預馬來西亞內政並且承認馬來西亞主權，吉隆坡準備與北京建交（南洋商報，
1969a；1969b）。東姑阿都拉曼對中共提出如此條件，主要是因為中共曾多次公開
6萬隆精神指的是於1955 年 4 月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三世界國家會議，與會大部份國家來自亞洲，英 屬馬來亞因為仍是殖民地，僅能以列席身份出席。萬隆會議有 5 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的完整與主權、
不侵略、不干預他國內政、公平與互利及和平公處。（Evans, Graham & Jeffrey Newnham, 1998）。
7巫統成立於1946 年 5 月 10 日，黨員僅招收馬來人。成立目的是為了抗議英殖民政府於同年 4 月 1 日 賦於馬來半島上各民族平等地位的馬來亞聯邦，以爭取恢愎馬來人特權及保障馬來蘇丹的地位
（UMNO Online, 2018）。
讚揚馬來西亞國內共產黨組織，同時也是中共海外支部的馬來亞共產黨8（Malayan Communist Party，馬共）企圖破壞固有體制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的武裝斗爭。中共甚 至還曾敦促馬共應繼續斗爭直到推翻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政府為止（The Straits Times, 1966c; The Straits Times, 1966d; Berita Harian, 1966; Berita Harian,1968）。
拉薩繼任首相後，延續東姑阿都拉曼任內與歐洲共產國家建交的政策，計有波 蘭（1971 年）（Official Website of Embassy of Malaysia, Warsaw）和北韓（1973 年）
（The Straits Times, 1973a），吉隆坡在拉薩任內與北京建交因而似乎是理所當然之 事了。
貳、充滿馬中建交氣息的全國選舉
馬中建交兩個月後的 7 月 31 日，拉薩宣佈解散第三屆國會，遠比國會屆滿之日 提早 18 個月9（The Straits Times, 1974；南洋商報 1974d）。選舉委員會翌日公告投 票日定於8 月 24 日（南洋商報 1974e），是拉薩於 1974 年 6 月 2 日從中國歸國後的 83 天。競選期間，執政聯盟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國陣）在華人選區大肆宣傳 國陣和拉薩的「馬中建交」功績，街頭巷尾更是隨處可見拉薩和中共國家主席毛澤 東握手的海報或照片（Cheah, 2002；星洲日報，2013）。
8馬來亞共產黨由共產國際代表胡志明於 1930 年在大馬森美蘭州成立，二戰時曾協助原英殖民政府對 抗日本殖民，日本投降後改為對抗英殖民政權。英殖民政府於 1948 年起宣佈大馬進入緊急狀態全力 剿滅馬共，直到 1960 年暫告一段落。1968 年馬共再度活躍於大馬境內，大馬宣佈全國進入第二次緊 急狀態，一直到馬共於 1989 年無條件投降後此番的緊急狀態才宣告終結。（于洪君，2015；何啟才，
2014）
9 馬來西亞採君主立憲內閣制，馬來西亞憲法第 40 （2b）條及 55（3）條規定，國會是在最高元首於 首相建議下解散，否則國會任期從第一次召開會議的日期算起滿5 年後自動解散；第三屆國會於 1969 年5 月 10 日選出，但選舉結束 3 天後發生族群暴動，政府於同月 14 日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及國會 民主無限期中止。21 個月後緊急狀態解除，第三屆國會於 1971 年 2 月 20 日首次召開會議，按馬來西 亞憲法 規定，屆滿之日應為 1976 年 2 月 19 日。
選舉結果顯示，國陣重奪於 1969 年第三屆選舉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議席。
負責吸引華人選票的國陣成員黨馬來西亞華人公會10（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馬華公會），和馬來西亞民政運動黨11（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民政黨）
的議席勝選率都大幅增加。馬華公會議席勝選率從1969 年的 39%增加 44%達 1974 年 的 83%；民政黨則從 57%增加 6%達 63%。華人選票明顯成功回流12。儘管馬中建交 符合馬來西亞中立不結盟的外交政策，Baginda（2016）卻指出馬中建交時機是因應 國內選舉而訂，用意是為了取得仍視中國為祖國的華人選民好感，繼而把選票投國 陣。Baginda 的看法獲得曾參與馬中建交過程的馬華公會副總會長曾永森，及馬來西 亞第五任首相巴達威（Abdullah Ahmad Badawi）證實。
參、三度打中國牌的馬來西亞全國選舉
東姑阿都拉曼時代互不往來的馬中兩國領袖，在 1974 年建交後開始互訪，並於 1989 年末馬共宣佈解散後進入互動熱絡階段。 除了馬中建交已經被 Baginda 證實宣 佈時間與選舉有關，從馬中建交至2013 年間舉行過的 10 場全國選中，仍有兩場選舉 是在馬來西亞領導人與中共高官進行官訪活動後的3 個月內舉行：
1. 1999 年 11 月 29 日第四任首相馬哈迪任內的第十屆選選，是在中共總理朱鎔 基結束訪馬行程結束後 3 天舉行13。朱鎔基訪馬期間，延宕 7 年的「中國銀 行」復辦案簽署備忘錄確定落實；
10馬來亞華人公會成立於1949年2月27日，原為謀求華人福利為目的社團組織，因此黨員至本論文截 稿時仍僅招收華人而已。馬華成立之時許多華人正面臨雙重欺壓，一方面受到馬共的威脅，另一方面 則受到英殖民政府軍警人員的欺壓，馬華因而在英殖民政府和華人之間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 與英殖民政府商議釋放在緊急法令下無辜被扣押的華人、交涉被扣留和被遷徙新村的華人財產和賠償 等。爾後馬華公會覺得轉型為政黨才能更有效的保護華人在馬來亞的福利，於1952年轉型為政黨。馬 來亞於1964年更改國號後，馬華公會也把黨名改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張曉威，2017）。
11 民政黨成立於 1968 年，原為反對黨，於 1969 年首次投入選舉，後於 1973 年加入執政聯盟。
12馬來西亞1974 年的國會議席比 1969 年的 104 席國會議席增加 50 席達 154 席。與此同時馬華公會 和民政黨於1974 年競選的席次也比 1969 年減少 – 馬華於 1969 年競選 33 席（贏得 13 席），1974 年 競選23 席（贏得 19 席）；至於民政黨則於 1969 年競選 14 席（贏得 8 席），1974 年競選 8 席（贏得 5 席）。
13馬哈迪於11 月 10 日解散國會，投票日訂於 29 日，朱鎔基是在競選期間訪馬。外國領袖訪馬，至少 需要兩個月前通知，馬哈迪選擇在朱鎔基訪馬前解散國會，利用中國和朱鎔基在中文媒體製造效應的 意圖明顯。
2. 2013 年 5 月 5 日第六任首相納吉（Najib Razak）任內的第十三屆選舉，是在 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結束訪馬行程後的91 天舉行14。賈慶林訪馬的主要原因 是為馬來西亞和中共共同投資合作的「馬中關丹產業園」主持開幕儀式（表 1-1）。
表1-1：馬中高官互訪及選舉日期交互比對 選舉屆數／日期 訪中馬來西亞首相／
拜訪日期
訪馬中國高官／
拜訪日期
距離選舉日
第四屆選舉 1974.08.14
第二任首相 拉薩 1974.05.28~06.02
83 天
第十屆選舉 1999.11.29
總理朱鎔基 1999.11.22~
11.26
3 天
第十三屆選舉 2013.05.05
全國政協主席 賈慶林 2012.02.04~02.06
91 天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作出整理。
這兩場選舉與 1974 年的選舉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正好首相及國陣必須獲得華 人大部份選票，以重奪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或確保贏得選舉，以免影響首相在所屬的 巫統的政權正當性，繼而影響首相地位15。以1974 年全國選舉為例，拉薩於 1970 年 得以繼任首相之職，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東姑阿都拉曼於 1969 年的全國選舉中，失去 不少馬來人和華人選民的支持，失去國會三分之二多數被迫辭職。拉薩為了維持政 權的正當性，除了必須鞏固馬來人選票，華人選票也必須在 1974 年、也就是他帶領
14第十三屆國會於2013 年 4 月 3 日解散，賈慶林是於 2013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6 日期間官訪馬來西亞。
15自聯盟／國陣執政馬來西亞以來，歷任首相皆為巫統主席，因為巫統在歷屆選舉中都囊括國會最多 數議席 。
國陣以來的第一場全國選舉中回流。至於 1999 年選舉，是因為馬哈迪開除深受馬來 人社群喜愛和支持的副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後導至馬來選票分裂，馬哈迪必 需獲得大部份華人支持才能贏得選舉，才能使其政權正當性無恙；2013 年選舉，納 吉則面臨華人思變氛圍濃厚，希望能夠出現獨立以來的第一次政權輪替，國陣為了 重奪 2008 年自獨立以來再次失去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選票，就得設法重獲廣大華人 的選票支持。
馬來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抱持一種迷思，認為國內的馬來西亞華人，不論在馬來 西亞居住多久依舊心繫中國，對中國有一種情意結，這點本論文獲得曾經於 1990 年 至2008 年間擔任檳州首長 18 年的許子根證實。因此上述三任首相在選前 100 天內和 中共親切互動，也就不意外了。
肆、建交後⾄ 2013 年間馬來西亞對中共的態度
馬來西亞從 1957 年獨立至 2013 年的外交政策， 主要涵蓋 4 大主題：從東姑阿 都拉曼時代就開始貫穿馬來西亞各時代的伊斯蘭主義、1960 年代末開始發展的區域 主義、1970 年代初即奉行的中立不結盟，及 1980 年代以降的全球化（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laysia, 2018; Saravanamuttu, 2010）。不過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並非 全然如此。表面上，馬來西亞和中共固然因為前者的 1970 年代中立不結盟政策建交，
但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卻依舊因為馬共在馬中建交後，仍於大馬領土作亂因而對中 共充滿敵意。Baginda（2002）和 Kuik（2013a）因而依據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把 兩國關係分為敵意（hostile）和友好（cordiality）兩個階段。敵意是自東姑阿都拉曼 時代，歷經拉薩、胡先翁（Hussein Oon）及馬哈迪執政的前 8 年；友好則始於馬哈 迪執政的90 年代，也即是馬共於 1989 年 12 月 2 日， 與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協 議和平協議」（Hadyai Peace Accord）（The New York Times, 1989a），承諾解散及 放棄武裝斗爭之後。
90 年代初，馬哈迪提出「亞洲價值」（Asian Value），做為與中共和其他亞洲 國家的連結基礎，共同對抗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試圖干涉亞洲國家的民主制度和 人權狀況。此外，馬哈迪也深信若推動一個由中共領導的東亞區域組織，就能與西
方國家勢均力敵，東亞國家無需再受到西方列強的剝削。這個設想，正好與冷戰後 積極對周邊國家執行睦鄰政策，以利經濟發展及國家現代化的中共一拍即合，馬中 關係因而快速升溫。直到納吉於 2009 年執政的時候，馬中關係已經發展出相當密切 的合作關係 – 早從 2008 年開始，中國就取代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第一大貿易伙伴。
一度把中共視為仇寇的馬來西亞（BBC 中文，2010），更在 2013 年和中共締結全面 戰略伙伴關係（BBC 中文，2013；中國報，2013）。
儘管如此，本論文認為在吉隆坡對北京的「敵意」和「友好」之間，應該再區 分出「冷和」的階段，時間為馬中建交後的1974 年到馬共解散後的 1989 年止。這段 期間，吉隆坡和北京之間並非如同東姑阿都拉曼時代的全無官方往來，而是維持在 最低的互動，以高階領袖為例，馬來西亞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曾於 1979 年拜訪中央委 員主席華國鋒16，及馬哈迪於 1985 年拜訪中共國家主席李先念；中共方面，則有全 國政協主席鄧小平於 1978 年拜訪胡先翁、1981 年總理趙紫陽和 1986 年副總理田紀 雲拜訪馬哈迪。相對於1990 年起兩國高階領袖的密切互訪 – 馬哈迪於 1990 年至 2003 年卸任前共訪北京5 次；第五任首相阿都拉於 2004 年至 2008 年任期內共訪北京 2 次；
納吉於2009 年至 2013 年間共訪北京 3 次；中共高階領袖則於 1990 至 2013 年間共訪 吉隆坡 16 次17。1974 年和 1989 年這段時間兩國的互動雖然比 1990 年後遜色許多，
但也未如「敵意」期間的毫無往來，本論文因此才認為吉隆坡對北京的態度，有必 要再區分出「冷和」才臻完善。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各地學者已有不少發表，大致上可從 4 個層 面分類：區域主義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
策略層面（Kuik, 2013a）和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等。不過在這些研究中，
卻未有系統性的探討馬來西亞獨立至 2013 年間，國陣首相偏好「打中國牌」取得華
16 中共於 1978 年的第三部憲法規定廢除國家主席職，國家主席的相關職務賦於由「中共中央委員會」
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行使，直到1982 年通過第四部憲法後，才恢愎國家主席職。
17相關互訪資料是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和中共外交部網頁作出整理。
人支持以救選情的習慣；也未有研究探討巫統領導精英對中國的認識和對馬來西亞 華人的認識。
依據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外交決策的制定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可是國家利益 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 – 主戰或主和在遠程和近程的不同時空背景考量下，都 有其符合國家利益之處，但究竟是兵戎相見還是坐下協商，基本上極大部份還是受 到決策者主觀認知，再結合客觀訊息後形成的認識影響。此外有經驗的決策者，還 會進一步評估帶來國家利益的決策對其政權延續性的影響（Mintz et al., 1997a; Mintz, 2004a），因此研究外交決策若忽視決策者對特定國家的認識和影響其認識的原因，
則無法瞭解決策者何以認為做出相關決策，做為同時達到捍衛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 的原因。
馬來西亞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國的態度，從東姑阿都拉曼的敵對、拉薩的冷和，
到 90 年代後馬哈迪的友好，許多研究都個別證明相關首相的態度與國內政治發展習 習相關，其中華人因素更在馬中關係的變遷中扮演關鍵角色（Kuik, 2008; Chandran, 2009; Liow, 2009; Baginda, 2016）。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東姑阿都拉曼曾擔心如果 中共攻打馬來西亞，國內華人會裡應外合協助中共佔有馬來西亞（Baginda, 2016），
拒絕和中共有任何的官方互動。諷刺的是，巫統於 1952 年投入馬來半島首屆市議會 選舉時，因為競選資金不足必須接受馬華公會的資助，與馬華公會結盟競選。這種 合 作 關 係 ， 後 來 於 1955 年再接受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國大黨）加入，成為後來國陣於 1974 年組成的基礎（崔國強，1990）；拉 薩上任後有意與中共建交，主要是透過華人部長和華裔商人，穿梭兩國之間傳達領 導人之間的訊息（Cheah, 2002; Baginda, 2016），可是因為中共與馬來西亞建交時，
不願承諾完全放棄對馬共的物質和實質支持，拉薩以後的首相才和中共僅保持最低 的互動關係。馬共解散後，吉隆坡和北京的互動才從經貿層面開始熱絡，繼而發展 到文化、旅遊、政治、軍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這其中，華裔政治人物、華裔商 人、華裔文教界人士的身影從來沒有缺席過。從這個脈絡看下來，馬來西亞華人在 馬來政治人物的眼中，在馬中關係上之於國家利益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概 念。
事實上，華人就首相的政權利益層面亦是如此。從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以來，
華人的人口數就僅次於馬來人-- 獨立時華人佔總人口數 38.4%，馬來人 49.0%。往後 華人人口逐步遞減，馬來人口緩緩上升， 2011 年時華人為 24.6%，馬來人為 67.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18）。無論如何，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的華 人，每逢選舉都扮演著造王者或國陣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重要角色。不過華人 和馬來人之間因為歷史上的種種恩怨18（崔貴強，2007）和對「民族」認知的落差19
（Reid, 2004），使得兩個族群間的關係縱使在獨立後 56 年，只要觸及國家政策和利 益分配方面仍然相當敏感。馬來領導精英在選舉時除了面對馬來選民的壓力，本身 做為馬來族群的一份子，難免對華人有世代承傳的主觀嫌隙和刻板印象，因此很難 從政策根本面落實以取得華人選票的支持。馬來西亞在沒有強勢反對黨發出足以喚 起華人在政策上被不公平對待的怒吼，華人基本上已經對國陣政府提供華人次等公 民福利的現象認命，每次選舉仍然習慣票投國陣。可是一旦馬來選票分裂如 1990 年 第十屆選舉，或馬來領導精英沒有信心取得大部份華人選票以獲得國會三分之二多 數時，如1974 年和 2013 年選舉時，國陣就會透過訴諸華人的中國情結而與中共親密 互動，爭取華人的歡心。
有鑑於此，本文意圖釐清以下3 個問題：（一）在 1974 年、1999 年和 2013 年 選舉中，吉隆坡與北京在選舉前三個月內的互動，國家利益是否有因為執政黨的政 權利益而被犧牲？（二）學界習以馬共解散作為分水嶺，認為在馬共解散前馬來西 亞對中共抱持敵意，解散後則態度友善，不過馬來領導精英無論是在馬共解散前 後，都曾對中共採行互為矛盾的作為及政策，究竟馬來精英是視中共為敵、為友或 敵友難分？（三）馬來領導人是如何形成對中國和對馬來西亞華人的認識？
18 英殖民政府為了方便管理，按族群規劃工作領域「分而治之」—馬來人從事軍警工作，華人從事勞 動工作，兩族關係因為沒有共同語言溝通和工作領域的劃分，本來就相當疏離。日本從 1942 年至 1945 年殖民馬來半島期間，由於許多馬來半島華人曾經因為中國發生的「蘆溝橋事變」，積極捐款助 中國抗日，日軍因而對華人展開殺戮進行報復，許多華人因而加入馬共對抗日軍。由於日殖民時代，
軍警單位仍以馬來人為主，華人和日本人的恩怨，因而以馬來人緝拿華人和華人暗殺馬來人記憶被留 存。此後再加上1969 年的馬來人和華人因選舉結果促成的「513 族群衝突事件」，讓馬來人對華人產 生更多忌憚和不安全感。
19馬來人認為馬來西亞的民族／國族應為單一的「馬來人」；華人則認為應為接受不同族群獨特性質 的「馬來西亞人」。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共採取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採用 Alex Mintz 的「多元啟發 論」，探討三位首相在選舉近在咫尺時和中共的往來，在決策過程關於政權利益和 國家利益的考量。Alex Mintz 指出外交政策的中心實為國內政治，因為任何領導人的 領導合法性，都得經過國內民眾的認可，因此決策者做外交決策時會優先思考自身 的政權保障，之後才思考國家利益。本文率先以多元啟發論檢視拉薩於 1974 年馬中 建交、馬哈迪於1999 年朱鎔基來訪和中國銀行復辦，及納吉於 2013 年馬中關丹產業 園開幕的決策過程，就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算計。
第二個步驟採用石之瑜的後華性概念，探討馬來領導人對中共和大馬華人「華 人性」認識形成的途徑。石之瑜認為後華性的「華」，不應依據某人的血統或文化 認為一個人或群體是否具有「華人性」和其構成「華人性」的元素，而是應以意圖 判斷他人是否具「華人性」者的知識體系，主觀認定被解構者組成「華人性」的要 素。拉薩、馬哈迪和納吉對馬來亞／馬來西亞華人和中共的「華人性」認識，如何 影響包括他們在內的馬來政治精英在1974 年、1990 年和 2013 年對中共的外交決策，
以保巫統和國陣的政權永續，是本論文關心的另一個重點。相關理論和途徑，會在 第二章的「理論架構」中，做深入探討。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文獻分析法及調查訪談法。文獻分析法具整理、描述、分 類及詮釋的功用，透過系統化的客觀界定判斷事件最接近事實的一面20。本論文針對
「認識」作宏觀的解釋及分析，繼而建立本論文的分析架構。此外，本論文也透過 報章對三名首相的報導，建立三名首相對中共的認知和認識的脈絡。本論文資料蒐 集來源包括台大圖書館、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圖書館、馬來西亞國家檔案局、馬來
20尼采在「權力意志」一書中說道「沒有事實，只有解釋」；在「人性的，太人性的」內也提到「萬 物皆變，並無永恆的事實」。本論文認同尼采這項觀點，因為所謂事實或絕對事實，實為分析者站在 特定立場主觀解釋的結果，但若站在不同立場解讀同樣的事件就會有不同的事實面貌，因而本論文僅 能提出接近事實的研究，無法呈獻絕對事實的「真相」。
西亞外交部、馬來西亞智庫Institute of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Malaysia、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資料室、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資料室、馬 來西亞光華日報資料室、馬來西亞The New Straits Times 資料室等，蒐集的文獻計有 專書、期刊論文、學術會議論文、官方文件、新聞報導等。
本論文也將透過調查訪談法中的深度訪談法，釐清文獻上關於馬來領導精英對 中共和馬來西亞華人認識不足或語焉不詳之處，以強化本文的深度。本文採半結構 性的訪談為主，事先擬定針對各個受訪者職務上差異的訪談大綱，以開放性問題讓 受訪者自由作答。訪談對象為曾經擔任檳州首席部長 18 年（1990 年至 2008 年）及 首相署部長（2008 年至 2013 年）的許子根，及不願透露身份的政府官員。
第五節 文獻回顧
關於文獻回顧部份，本論文從兩個方面探討。第一個部份為馬來西亞與中共的 關係，釐清兩國關係的發展進程和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共認知的形成及轉變；第二部 份為馬來人和華人的國族認同／民族認同及馬來人對華人認識相關，以理解馬來領 導精英尤其是歷任首相對中共的決策，如何受到本身身為馬來人對華人和中共認知 的影響。
如前所述，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大致可分為4類，分別是區域主義 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策略層面（Kuik, 2013a）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Baginda, 2016）等。這些文獻幾乎都提及馬中 關係的發展深受國內政治發展影響，但提出具體又詳細分析者不多，本論文就相對 有深入探討的專書 ，即是Baginda的「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 中 國-- 馬 來 西 亞 關 係 與 外 交 政 策 ） ， 及 Kuik 的 期 刊 論 文 「 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馬來 西亞的中國政策意義：不對稱、鄰近及精英的本土權威）做出文獻回顧。
Baginda在「China-Malaysia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中，以James N. Rosenau 的「聯結政治」概念做為框架，探討東姑阿都拉曼時代和拉薩於1974年促成馬中建 交時，國內和國際環境影響對馬來西亞的對中政策影響，同時也引入「政治人格」
（personality politics）作為變項，探討東姑阿都拉曼親西方陣營仇中國的態度，和拉 薩決定和中共建交的因素。由於東姑阿都拉曼執政期間（1957至1970），馬來西亞 的國家安全主要依賴英國和大英國協的軍隊防衛，再加上馬來亞在1957年自英殖民 地獨立之前，就飽受馬共為了建立「馬來亞共和國」以武裝作亂作為手段的困擾，
因此東姑阿都拉曼的親西方陣營政策在冷戰背景下是「可以預測」的。不過對於國 內的華人，東姑阿都拉曼的態度卻相當矛盾。東姑阿都拉曼一方面斥責馬共顛復活 動、擔心華人協助中共入侵馬來亞，並且曾公開聲明自己並不抗拒共產主義，只是 抗拒中共利用國內華人如馬共份子破壞國土彊域，才不願意與中共建交；但另一方 面東姑又有許多華人朋友，1969年第三屆選流失許多馬來人選票，就是因為許多馬 來選民在反對黨伊斯蘭黨（Malaysian Islamic Party, 伊黨）21的宣傳中，認同伊黨所謂 東姑阿都拉曼政策過於友善華人立場。就於此，或許可以換一個角度解釋東姑阿都 拉曼的對中共和華人態度，其實東姑阿都拉曼並不仇視華人，但對於忠誠於中共的 馬共和國族認同／民族認為為中國人者，卻是使他不願意與中共建交、和對中共採 取敵對態度的主因。
拉薩執政時期（1970至1976年）則面對北越的勝利伴隨美國從中南半島撤軍，
和英國撤走包括馬來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蘇彝士運河以東駐軍的計劃，促使馬來西亞 政府必需重新評估國家的外交政策，再加上1969國內發生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事件 後，國陣政府於翌年執行「新經濟政策」拉近馬來人和華人的經濟差距（國陣政府 認為族群間的貧富不均是1969年衝突的主因），為了減緩華人由於「新經濟政策」
的落實對馬來人主導的國陣政府不滿，拉薩於是決定與中共建交，儘管馬來西亞情 報部門保持疑慮的態度。Baginda認為Rosenau的「聯結政治」解釋了國際環境和國內 環境對吉隆坡外交政策轉變的影響，同時與北京建交或不建交的決策也很清楚展露 東姑阿都拉曼和拉薩領導者的人格化（personalized leadership）。不過 Baginda在運 用「聯結政治」做為解釋的框架時，未有進一步解釋究竟是「滲透」、「反應」還
21 伊黨前身原為於 1951 年 8 月 23 號，在巫統舉辦的會議上成立的「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
（馬來文原名：Persatuan Ulamak Se-Malaya）。同年 11 月 24 日，「馬來亞（穆斯林）宗教師協會」
易名為「泛馬來亞伊斯蘭協會」（Pan Malayan Islamic Organization），決定以伊斯蘭政黨形式透過民 主手段向英殖民者爭取馬來亞獨立後，再帶領馬來亞朝向阿拉意旨的伊斯蘭國目標邁進。馬來西亞成 立後，伊斯蘭黨易名為「馬來西亞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 Malaysia, 2018）。
是「模仿」聯結「輸出」和「輸入」的過程，僅把所有歷史事件分別歸納為「國際 因素」和「國內因素」，以致Rosenau的「聯結政治」概念並無法做出深入的解釋。
此外Baginda提出首相「領導者的人格化」是主導吉隆坡在面對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 時中國政策的關鍵因素，不過Baginda也沒有深入分析和探討兩任首相的「政治人格」
的特質，僅描述兩人的背景、個人經驗和處事風格 。
Kuik 在「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 Asymmetry, Proximity, 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中指出，吉隆坡的對中國政策是建立在「避險」（hedging）策 略，因為吉隆坡在面對具有攻擊能力、攻擊意圖和國力上升的強國中國毗鄰，唯有 採取有限的扈從和非直接平衡，才能使馬來西亞在經濟和軍事上取得「最大回饋」
以達「保險」（risk contingency）目的。Kuik 認為小國會被強權吸引或對強權產生恐 懼，端賴國內層次的執政精英這個中介變項詮釋，吉隆坡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源自於 執政的國陣精英有意透過與中國的經貿和外交關係穩定其在國內權力。近三任首相 馬哈迪（1990 年—2003 年）、巴達威（2003 年—2009 年）和納吉（2009 年至今）雖 都曾在公開場合宣稱中國不是威脅，表達對北京友善的態度，不過吉隆坡和歐美強 權仍維持軍事合作關係，儘管這些合作都是於冷戰時期簽定，並非針對中國國力和 軍事能力日益增強才展開的合作。不過馬來西亞在冷戰後與歐美國家的軍事合作，
卻從未言明潛在敵人為誰，Kuik 認為吉隆坡此舉是意圖讓北京和華府相互牽制，使 兩者皆無法在亞太地區稱霸。
不過馬哈迪從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與中共的密切關係，卻是是建立在維護其政權 利益之上。1980 年代中旬，馬來西亞因為全球經濟蕭條陷入經濟不景氣，馬哈迪在 1987 年的巫統黨選時，面對黨內對手們連成一氣來勢洶洶的挑戰，主席大位險些不 保。贏得此次黨選後，馬哈迪的外交政策就開始著重在提高馬來西亞的經濟成長之 上，擁有龐大市場的中共，成為以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馬來西亞不容忽視的市場。這 樣的經濟務實外交政策，此後也被繼任的巴達威和納吉奉行著。從 Kuik 的分析可以 發現，馬來西亞對中的外交政策採取的避險策略，在馬哈迪時代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納吉時代也不惶多讓，其展現的另一面隱藏意義實際上是馬來領袖為了鞏固政權 致時馬來西亞在經貿市場上對中共不能轉移的依賴，但為了避免對中共的傾斜影響
主權受到干預，不得不同時發展與歐美其他國家在包含經貿方面的各層面合作關係，
以制衡中共可能展現的對馬來西亞政治干涉的野心。
至於把馬中關係以國際層面為主，國內層次為輔探討的，則有周聿峨和胡春艷的
「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及Baginda 的「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馬來西亞對中共態度的轉變，周聿峨和胡春艷 的「中馬建交以來馬來西亞對中國認知之轉變」做出討論。周聿峨和胡春艷以馬來 西亞國家利益為自變項，時代洪流和中國形象的變革為依變項，指出吉隆坡對中共 的認知從馬來西亞於 1957 年建國以來，分為「疑慮、恐懼」和「信任」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認知的形成源於國際層次上的冷戰，在華府和莫斯科為首的意識形態差 異下，作為前英殖民地的馬來亞／馬來西亞支持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中共則屬於 蘇聯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國內層次上北京與馬共的友善關係和北京的僑務政策，使 馬來亞／馬來西亞對自身民主制度和人口結構比率的穩定性產生不安，因而對中共 產生「疑慮、恐懼」的態度和情緒。第二個階段為冷戰時期一超多強的國際結構，
馬來西亞與東協其他國家為防美國等西方國家侵蝕主權和國家利益採取「大國平衡」
戰略，加強與北京和東京等關係；此外馬共於1989 年 12 月與吉隆坡政府簽署解除武 裝遊擊隊協議、北京立法否決海外華人持雙重國籍，及北京未在 1998 年的亞洲金融 風暴中從東南亞撤資，在在對馬來西亞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排除某種程度的威 脅。周聿峨、胡春艷其實忽略「疑慮、恐懼」和「信任」是一種認知形成後隱含在 每項國家政策之下的態度表現。Jacob Jarvis 言明決策者對世界的信仰（beliefs about the world）和對他者的印象（image）影響決策者的決定和政策，也即是國家的行為。
因此吉隆坡對於中國的認知，按周聿峨、胡春艷「疑慮、恐懼」和「信任」的解讀 應修正為從「敵人」到「朋友」的認知轉換過程。此外，周聿峨和胡春艷認為馬來 西亞的國家利益是一種「認知轉換之深層次原因解讀」，文中認為統治階級都會把 階級意志和利益上升至國家意志和利益的水平，而國家制度是保障統治階級／國家 利益的手段，因此維護既有的國家制度就是統治階級必要的任務。兩人指出馬來西
亞國家利益是「維護國家穩定以及馬來統治者22的利益，其他利益則居於次要地位」，
因此可能會動搖馬來西亞國家既有制度的馬共和華人，成為會影響馬來西亞對中國 認知的來源。 周聿峨和胡春艷雖然從中共的視角解讀馬來亞／馬來西亞對中共認知 的形成和轉變，清楚解釋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互構關係，使得馬來亞／馬來西亞的對 中政策更顯立體 。
Baginda 在「Malaysia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Hostility to Cordiality」中，與周 聿峨和胡春艷的階段分類類似，他把吉隆坡對中共的認知分為 敵意（hostile）和友 好（cordiality）兩個階段。他指出吉隆坡外交政策從親西方陣營到對共產國家開放 門戶，是受到英國於 1960 年末期決定撤離東蘇彝士運河駐軍的直接衝擊，目的是減 弱馬來西亞親西方陣營的型象。與此同時吉隆坡也極力說服東南亞鄰國也採取和平、
中立及不結盟的外交政策，以免大國勢力持續干擾各國國內事務。吉隆坡為了對北 京展示善意和作為東南亞國家的表率，在聯合國中鼓吹中共應獲得一個席位，並在 美國總統尼克森 1972 年訪問中共後成為第一個與中共建交的東南亞國家。不過 Baginda 指出吉隆坡對中共依舊存疑，縱使吉隆坡與北京建交，但外交政策從根本上 依舊親西方陣營，對中共的友好只是建立在國家安全考量之上，他認為吉隆坡此時 對中國的態度是稟持著雙軌思路（dual track approach）。此外，Baginda 稱吉隆坡對 中共的善意也受到國內因素影響，因為拉薩認為此舉有助化解執政黨在 1971 年實施 親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引起的華人與馬來人間的敏感情緒，而且拉薩也有意透 過與北京建交以使北京與馬共斷交，只不過這項要求並未獲北京同意。
Baginda 提及吉隆坡對中共認知的大轉彎始於馬哈迪內，1980 年代中期馬來西亞 面對經濟負成長後馬來西亞看到中國廣大的市場商機，馬哈迪於 1990 年代時表明既 不認同「中國威脅」論，還言明中國是個具有極大潛力的經濟體（economic power），
這主要與馬哈迪相信只要東亞能夠團結，在國際課題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極度亞 洲主義」（Asianist）思維攸關，因為唯有亞洲能夠自我主張才能正面面對西方勢力 的主導。馬哈迪在任內提出的「向東學習政策」（Look East Policy）和「東亞經濟共
22 「馬來統治者」在馬來西亞指的是馬來王室。根據此研究上下文的推敲，其所指的「馬來統治者」
除了馬來王室外，也包含巫統中的政治人物，特別是首相。
同體」（EAEC）就是「極度亞洲主義」的一種展現，而馬來西亞與中共政治關係的 改善，就是為了減少馬來西亞對西方國家的依賴。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北京穩住 人民幣匯率，使包含馬幣在內的亞洲貨幣沒有進一步受到傷害，馬哈迪言明北京此 舉讓兩國邁入 「夥伴關係」，因為兩國的國家利益有了更多的交集。馬哈迪認為中 共對馬來西亞具有認知上的善意，特別是在南海主權爭議上顯露無餘。吉隆坡和北 京在南沙群島上有主權重迭的爭議，但當馬來西亞於1983 年在燕子礁（Swallow Reef）
上駐軍時，相對於北京曾與河內於1970 年代為了西沙群島（Parcel Islands）發生軍事 衝突、於 1980 年代再與河內就西沙群島和於 1995 年與馬尼拉就美濟礁（Mischief Reef）發生爭議，北京在面對與馬來西亞的南海主權問題上，基於兩國越來越密切 的雙邊關係因而都輕輕放過。儘管如此，北京的軍事現代化加上未解的南海主權爭 議確實也刺激馬來西亞軍事安全層面上的神經，再加上冷戰甫結束未明朗的國際新 秩序，促使吉隆坡終究走上軍隊現代化之路。Baginda 於焉覺得吉隆坡對中國雖然在 政治層面上的認知是樂觀而正面，但在軍事層面上卻持保留態度。
從 Baginda 的研究中可見，吉隆坡唯有在東姑阿都拉曼的對北京外交政策上是表 裡如一。東姑阿都拉曼以後的首相，從拉薩到馬哈迪的對中共政策，都隱含著「雙 軌思維」的玩著兩面手法，只不過拉薩任內的「雙軌思維」指的是表面上拉攏中共 但實際上傾向西方之意，可是馬哈迪時代雖以「極度亞洲主義」為思想中心並在言 語和行動上對中共示好，但卻在武力裝備上以中國為假想敵，這其實也是跨越政治 和軍事領域的另一種「雙軌思維」。
在 馬 來 人 和 華 人 研 究 方 面 ， 本 論 文 在 文 獻 回 顧 上 探 討 Anthony Reid 的
「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馬來人做 為現代身份多樣化源頭的認識）、Tan Liok Ee 的「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馬來民族和華人 民族的辯論：社群和國家之間的緊張關係，1900-1955 年的馬來半島）和 Wang Gung Wu 的「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馬來亞的華人政治）。
Anthony Reid 在「Understanding Melayu (Malay) as a Source of Diverse Modern Identities」對 Melayu 這詞的出現，和做為「馬來人／馬來民族」概念的起源做了詳 盡的解釋。Melayu 是為一個非常古老名詞，最早的文字紀錄在 7 世紀以前就出現，
原先為是蘇門答臘或麻六甲海峽地區某個地點的名字，其後演變成對馬來蘇丹和其 支持者的統稱。至於 Melayu 做為一個「民族」概念的誕生，則是在英殖民政殖民馬 來半島的時候建構的，是被視為新加坡於 1819 年的開埠者的萊弗士（Thomas Standford Raffles）的作為。萊弗士於 1805 年先被派往檳島擔任檳島總督 Philip Dundas 的秘書，在這段時間他開始對「馬來人」的概念產生興趣，並與比他更早投 入 「馬來人」研究的約翰雷登博士（John Leyden）持有同樣觀點，認為「馬來人」
應為散居在蘇祿海和南冰海之間、具有單一共同語言、保存民族特質等，他並將這 一想法投稿到英國的期刊中。不過使「馬來人」的概念普及化並讓當事人具共同體 想像依據的，是萊弗士把 1821 年首次列印出版、講述歷代帝王儀式、原本名為「諸 王起源」（Sulalatus Alatin）的書易名「馬來紀年」（英文：Malay Annals；馬來文：
Sejarah Melayu）。至於 「馬來人是土地之子」的概念，也同樣是英國人的作為。自 從英國人萊特（Francis Light）於 1786 年「發現」檳島後，英殖民者開始對檳島對岸、
與暹羅接襄的半島產生興趣，主要原因自然是這個地方物產豐沃並且具有作為跨國 經貿據點的潛力。英國人在書寫和探討這個地方時開始使用 Malay（馬來）和 Malayan（馬來人），代替過往歐洲人慣以「麻六甲」（Melacca）23 指涉暹羅以南的 和新加坡以北的土地，改以「馬來半島」稱之，讓「麻六甲」回歸地方名字以減少 混淆。第一本清楚提及「馬來半島」（Malay Peninsula）的是 P.J. Begbie 於 1834 年 撰寫的書籍，他的書名使用了「Malayan」字眼，隨書附贈的地圖則使用了「馬來半 島」，使得馬來人開始對於自身做為這片土地的主人有了依據的根源。
「馬來人」做為民族和族群概念的誕生也是英國人促成。在馬來統治者提供英殖 民者經貿之便後，英殖民政府為了確保經濟利益永存，覺得有保護提供這項利益的 馬來統治者（或「蘇丹」），和效忠馬來統治者但天性保守散漫的「真馬來人」
（real Malay），但同時也得確保馬來人的馬來性不會被西化或都市化，要維持他們
「接近懶惰」的本性不被改變，以做為和此地華人的區別。Reed 未詳加解釋英殖民
23 15 世紀，馬來半島曾經出現 盛極一時的「麻六甲王朝」。1511 年遭到葡萄牙攻打後，麻六甲王朝 自此消滅。葡萄牙之後，麻六甲又先後遭到荷蘭和英國殖民。由於麻六甲過去的盛名，歐洲文獻在提 到半島時也以「麻六甲」稱之。事實上麻六甲原為半島上西南邊的一處地名，是「麻六甲王朝」的首 府，也是麻六甲王朝發跡之處，位於現今的柔佛州（Johor）和霹靂州（Perak）之間，緊靠麻六甲海 峽。
維持「真馬來人」特質的原因，但合理推論應為避免馬來人西化或都市化，又或者 變成如華人般的勤奮後，就會向英殖民政府索回應屬於他們的經濟利益和對這片土 地的主宰權利，此舉對英國人絕對無益。英政府因而在針對「馬來人」提供教育的 學校，特別設計馬來人的起源的相關課程，將這個族群解釋為麻六甲王朝蘇丹的血 脈，同時也讓馬來學生閱讀馬來經典著作。在英殖民者精心設計下，許多在馬來半 島出生並成長和穆斯林移民學生，開始對這個建構出來的「馬來民族」產生認同感，
「馬來人」從一個南中國海上的群島離散（archipelago diaspora）觀念，演變成立基 於地理彊界產生的民族 。由於馬來文深受梵文的影響，馬來文中用以形容民族的 bangsa 原帶有階級之意，在梵文古藉中舉凡沒有 bangsa 之人都是出身卑微者，導致 在英文理解中原是個中庸字眼的 nation， 在馬來文中卻成為一個具歧視性的字眼。
隨著 1930 年代的馬來報紙對馬來人／馬來民族／馬來國族的渲染，馬來民族主義／
國族主義在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間形成，做為對西方和中國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 回應，「馬來民族」並被賦予包含土著及擁有這片土地之意。曾有一家馬來報紙回 應在此地誕生的華人要求享有政治權力時回應，「馬來人」有這項權力不是因為他 們在此成長，而是他們屬於馬來 bangsa，並且是此地的第一個 bangsa。「馬來民族」
的排他性，由此可見。
Tan Liok Ee 在「The Rhetoric of Bangsa and Minzu: Community and Nation in Tension, the Malay Peninsula 1900-1955」中，探討馬來人的 Bangsa（中譯：民族；英譯：
Nation）定義和馬來西亞華人對「民族」的定義，在內涵和本質上的根本差異。正是 這份完全無法對話的差異，影響馬來西亞政治的發展和馬來人及華人在此地的關係，
儘管 bangsa 和「民族」在字面上似乎都在表達英文的 nation，但在解釋上卻大相逕
庭。Tan 指出在 20 世紀前的文獻中，bangsa 是皇族的稱號，但同時也用以代表族群 和社會群體，例如馬來人、阿拉伯人、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直到 19 世紀以後，
馬來文獻開始展現出馬來人的自我概念，強調 Bangsa Melayu（馬來民族）的共同歷 史、共同文化和共同語言的 排他性立場。在馬來亞獨立前，馬來人主張馬來亞的 bangsa，應由單一民族即是馬來人和單一文化即是馬來文化組成。至於馬來亞／馬 來西亞的華人「民族」觀念，則深受中國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時的孫中山和梁啟超 等革命派的思想啟迪。孫中山和梁啟超對國族主義的解釋在表面上有所分歧 — 前者
認為「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是同樣的概念，是基於對「中國」土地的認同而 產生24；後者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應該團結漢族和各種少數民族，才是「國家」
的最適切體現。雖然如此，孫中山也承認中國境內有基於各自血統、生活方式、語 言、宗教、習俗和習慣連接的不同共同體（民族），因而也強調中國土地上的各民 族都是平等的。Tan 因而指出，bangsa 和「民族」同樣是一種自然構成或無法逃避的 共同體，可是當 bangsa 和「民族」用於定義馬來亞／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過程 之時，前者是一種主張擁有，後者是一種抵抗被主導。很顯然，Bangsa 和「民族」
在語意上的解釋相互抵觸，但也因為兩者之間都奠基於各自的歷史和文化，使得這 兩種觀念在解釋馬來亞／馬來西亞做為一個國家時都試圖取代對方，形成一種權力 爭奪和意識型態衝突的局面。
從 Reed 和 Tan 兩人的言論中可以發現，英殖民在建構「馬來民族／馬來人」的 觀念時，受限於印尼25當時仍為荷蘭殖民地，因此僅能從語言、傳統特質等塑造，而 無法如同「中國人」或「華人」這個民族以固有彊域和「中國」符號構成。這種差 異，因而造成後來馬來人在塑造馬來亞／馬來西亞民族或國族的概念上訴諸同化，
可是馬來亞／馬來西亞華人在馬來亞／馬來西亞民族或國族的想像中，是一個能夠 包容不同民族的國族。兩個族群從根本上對民族或國族認識的差異，也就形成馬來 亞／馬來西亞獨立後「誰才是馬來西亞人」的爭議，難以達到共識。
Wang Gung Wu 的「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a」把在馬來亞的華人分為三個組別：
A組別視中國政局發展與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與中國有直接和間接的聯系，並且積 極表達他們的政治立場；B 組別對低政治性的經貿和社團組織較感興趣，擅與各類統 治階級打交道換取權與利，對國家或國際政治議題極少表態，輕易讓他人留下對政 治不感興趣（non-political）的印象，在三個組別中佔大多數；C 組別在三個組別中 最為少數，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效忠馬來亞，但對自身的國族身份不太確定，主要為 峇峇、海峽殖民地華人及馬來亞國族主義者。不過這樣的分類並不固定的，會隨著
24 孫中山對「民族」的想法則是全然的 nation 概念， 因為他有意把「中國」這個國家做為人民政治效 忠的唯一焦點，取代傳統對家庭、宗族和地方的效忠意識 。
25麻六甲王朝全盛時期的領土包含現今的馬來半島和現今屬於印尼領土的部份蘇門答臘，可見得英殖 民者建構馬來民族時，仍受到麻六甲時期的
馬來亞政局的發展流動。戰後在籌備英屬馬來亞獨立之時，B 組別華人為了捍衛自身 在馬來亞獨立後的福利，與 C 組別華人攜手合作，在公民權、華文教育、馬來人特 殊地位等課題上，與馬來人及英殖民母國產生激烈爭辯。以捍衛華人福利為宗旨的 馬華公會就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從一個社會福利團體轉變為政黨26。儘管如此，
由於 A 組別華人歷來毫不掩飾對中國政局的關注及展開行動，例如在日軍入侵中國 的一系列事件中的1931 年 「九一八事變」、1937 年 「盧溝橋事件」和 1938 年 「南 京大屠殺」，因而展開大規模的示威行動、拒買日貨、捐錢捐物資甚麼到返回中國 參加抗日活動，當地華文報紙更紛紛嚴厲撻伐日本的行徑；此外馬共受到中共在中 國大陸上勝利激勵，在馬來半島展開武裝行動意圖建立馬來亞共和國等行為，應而 讓馬來人因為少數華人的作法，卻形成華人都是「人在『馬來亞』，心在『中國』」
的印象。
Wang Gung Wu 關於馬來人對華人的想法，可從巫統創辦人之一翁惹化（Oon Jaafar）27 的一場談話中可發現。翁惹化曾經 1953 年公開表示，居住在大馬的華人 98% 效忠中國，剩餘 2%為共產黨，他並且指控馬華公會雖然是一個馬來亞的政黨，
但卻同時扮演著類似中國領事館的角色，此外中國國民黨又透過新加坡中華商會控 制馬華公會，馬華公會的目地就是意圖使馬來亞成為中國的第二十行省（崔貴強，
2007）。 不過 Wang Gung Wu 也指出，A 組、B 組和 C 組華人的分類不會固定不動，
而是為因為不同的時空背景出現流動的現象。在馬來亞爭取獨立過程，由於攸關華 人此後居住在馬來亞的權利和福祉，許多 B 組華人不再對自己的政治態度秘而不宣，
他們流向 C 組和原本的 C 組華人，一起捍衛獨立後在華人在馬來亞的地位。與此同 時，也有 C 組華人因為面對華人在獨立後可能淪為二等公民的狀況不滿意，因而流 向A 組加入馬共，以期建立一個不會歧視華人的新國家。
從上述文獻可發現，馬來人和華人在馬來西亞的土地上毗鄰而居多年，但是因 為對「民族」的定義大相逕庭，兩個族群始終無法對「馬來西亞人」做出一個共同
26馬來西亞華人公會，原名馬來亞華人公會（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創辦於 1949 年 2 月 27 日，成立之 初本為協助因遭馬共池魚之殃，遭英殖民軍隊滅村後計劃遣返的中國華人留在大馬的社會福利團體，後於 1952 年轉型成為政黨。馬來西亞於1964 年成立後，改名為「馬來西亞華人公會」。
27 後退出巫統組織反對黨的大馬知名政治人物，組成「馬來亞獨立黨」（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曾是英 殖民者寄予厚望的馬來亞獨立後的首相人選。
都能接受的定義。如果我們從馬來人的立場看華人，也就明白何以就算馬來亞／馬 來西亞獨立至今 61 年，許多馬來領導精英至今為止仍然認為華人心繫中國，而非馬 來西亞。依據馬來人的邏輯，只要華人願意被同化 -- 依據馬來西亞憲法第一百六十 條第二款闡明，只要「一個人信仰伊斯蘭教，日常使用的語言為馬來語，遵受馬來 人的習俗」，此人就是馬來人 – 就可以成為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的主人，就能夠享用 國家保障的所有權力。不過華人即使僅能在馬來西亞以二等公民方式生活也拒絕被 同化，在馬來人眼中即是不願意成為對這片土地的主人，不願意承擔對這片土地的 責任和義務，馬來西亞自然只是他們暫居或寄居的土地。即然華人對擁有這片土地、
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有所保留，也就等同於華人仍舊心繫中國，認同的是「中國民 族」而不是馬來西亞民族。這也就解釋了何以馬來領袖在選舉告急需要華人選票時，
才會認為打「中國牌」能夠討得華人的歡心，獲得華人選票的支持。
第六節 論文限制
由於本論文內容主要探討首相和馬來政治精英選情告急時，在對中共決策上的 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構成的思考模式及他們對華人及中共的認識，本論文的研究主 要目的著重在解答相關問題，也因而產生內容和技術上的限制：
1. 除了有其關鍵必要性之外，本論文沒有觸及中共對馬來領導人的思維、態度 和反應。
2. 華人對馬來人的認識和在選舉時面對巫統／國陣打「中國牌」的反應和投票 的結果分析，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3. 由於馬來西亞唯一一家獨立民調機構遲至 2000 年後才成立，本論文僅在探 討第六任首相納吉的章節內採用民調數據，藉以佐證民間對首相個人和國陣 政權的態度及反應。
4. 本論文無意涉入「中國」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的探討。
本論文在指涉政權時以「中共」稱之，是因應台灣學術界和民間習慣的用法，
至於使用「中國」時，則是視中國為一文化概念或做為中華民族身份的認知。
5. 本論文也沒有對民族主義和國族主義做出深入的解釋，除非論文中特別聲明 或標註，否則提及nationalism 時，皆以「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形式呈獻。
第七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共有六個章節。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文的背景、研究動機與目的、提 出分析架構、檢討相關文獻、研究限制和章節安排；第二章介紹Alex Mintz 的「多元 啟發論」和石之瑜的「後華性」途徑；第三章探討馬中建交與 1974 年全國選舉的關 連性，並分析馬來領導精英決策過程的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的計算；第四章探 討馬哈迪未取消朱鎔基在馬來西亞 1999 年全國選舉時的官訪，和「中國銀行」復辦 的決策心態；第五章探討納吉於賈慶林訪馬主持「馬中關丹產業園」後的三個月內，
舉行 2013 年選舉的算計；第六章的結論則把三位不同世代的馬來首相，對馬來西亞 馬華人和對中共認識做一個系統性的梳理。
第⼆章 理論構造
從1957 年到 2013 年止，在馬來西亞選舉史中共有三任首相：拉薩（Abdul Razak Hussein）、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及納吉（Najib Razak）為了維護自 身政權， 在全國選舉前不到 100 天和中共高層領導人互動，或建交或簽署重要的合 作方案，藉此引起華人選民的關注，以此做為中共對執政黨政權的加持。三任首相 利用外國勢力影響國內選情的行為，在政權和國家利益的之間作了何種程度的取 捨？此外，馬來領導人對中國的認識是如何形成，並且他們又是如何連結國內華人 和中國的認知？Alex Mintz 提出的「多元啟發論」和石之瑜提出的「後華性」，將是 本論文用以解釋相關問題的理論架構。
第⼀節 多元啟發論
Alex Mintz 提出多元啟發論（Poliheuristic Theory），做為一個連接外交決策理 論領域兩個主導模式，即理性行為者模式和認知模式的橋樑（Mintz, 2004）。理性 行為者模式主張國家是由理性和有遠見的領導人領導，決策時是依據預期效應理論
（expected utility theory），也即是極大化政治選擇的預期收益。決策者決策前，對 於決策方案的優劣利弊會事先全面評估，再從中挑選能夠承襲過去和未來、帶給國 家價值極大化、成本極少化的方案。這個學派的學者計有 Graham Allison、Greg Cashman等。認知模式主張國家的決策者面對主客觀環境限制時，面對決策方案的價 值複雜性和不確定性，雖然一樣會在決策前全面性分析所有決策方案的利益得失，
但卻是透過經驗法則做出決策的判斷，是為一種有限理性。主張這項看法者的學者 為 Herbert A. Simon、Daniel Kahneman、Amos Tversky、Jervis 等。多元啟發論認為 兩種決策模式，都僅解釋決策的一個面向，理理性行為者模式解釋決策是「如何」
（how）形成，認知模式僅回答「為何」（why）形成（Mintz et al., 1997a；Mintz &
Geneva, 1997b; Mintz, 2004），兩者都無法完整解釋決策過程從無到有的過程。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