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關於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的研究，各地學者已有不少發表，大致上可從 4 個層 面分類：區域主義層面（Achrya, 1999）、經濟層面（Liow, 2000；顧長永，2006）、

策略層面（Kuik, 2013a）和歷史敘事層面（王虎，2011）等。不過在這些研究中，

卻未有系統性的探討馬來西亞獨立至 2013 年間，國陣首相偏好「打中國牌」取得華

16 中共於 1978 年的第三部憲法規定廢除國家主席職，國家主席的相關職務賦於由「中共中央委員會」

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行使，直到1982 年通過第四部憲法後，才恢愎國家主席職。

17相關互訪資料是作者依據歷年報章報導和中共外交部網頁作出整理。

人支持以救選情的習慣；也未有研究探討巫統領導精英對中國的認識和對馬來西亞 華人的認識。

依據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外交決策的制定是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可是國家利益 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 – 主戰或主和在遠程和近程的不同時空背景考量下，都 有其符合國家利益之處，但究竟是兵戎相見還是坐下協商，基本上極大部份還是受 到決策者主觀認知，再結合客觀訊息後形成的認識影響。此外有經驗的決策者，還 會進一步評估帶來國家利益的決策對其政權延續性的影響（Mintz et al., 1997a; Mintz, 2004a），因此研究外交決策若忽視決策者對特定國家的認識和影響其認識的原因，

則無法瞭解決策者何以認為做出相關決策，做為同時達到捍衛政權利益和國家利益 的原因。

馬來西亞馬來領導精英對中國的態度，從東姑阿都拉曼的敵對、拉薩的冷和，

到 90 年代後馬哈迪的友好，許多研究都個別證明相關首相的態度與國內政治發展習 習相關，其中華人因素更在馬中關係的變遷中扮演關鍵角色（Kuik, 2008; Chandran, 2009; Liow, 2009; Baginda, 2016）。在東姑阿都拉曼時代，東姑阿都拉曼曾擔心如果 中共攻打馬來西亞，國內華人會裡應外合協助中共佔有馬來西亞（Baginda, 2016），

拒絕和中共有任何的官方互動。諷刺的是，巫統於 1952 年投入馬來半島首屆市議會 選舉時，因為競選資金不足必須接受馬華公會的資助，與馬華公會結盟競選。這種 合 作 關 係 ， 後 來 於 1955 年再接受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國大黨）加入，成為後來國陣於 1974 年組成的基礎（崔國強，1990）；拉 薩上任後有意與中共建交，主要是透過華人部長和華裔商人，穿梭兩國之間傳達領 導人之間的訊息（Cheah, 2002; Baginda, 2016），可是因為中共與馬來西亞建交時，

不願承諾完全放棄對馬共的物質和實質支持，拉薩以後的首相才和中共僅保持最低 的互動關係。馬共解散後，吉隆坡和北京的互動才從經貿層面開始熱絡，繼而發展 到文化、旅遊、政治、軍事、教育等方方面面，而這其中，華裔政治人物、華裔商 人、華裔文教界人士的身影從來沒有缺席過。從這個脈絡看下來，馬來西亞華人在 馬來政治人物的眼中，在馬中關係上之於國家利益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概 念。

事實上，華人就首相的政權利益層面亦是如此。從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以來，

華人的人口數就僅次於馬來人-- 獨立時華人佔總人口數 38.4%，馬來人 49.0%。往後 華人人口逐步遞減，馬來人口緩緩上升， 2011 年時華人為 24.6%，馬來人為 67.4%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2018）。無論如何，做為馬來西亞第二大族群的華 人，每逢選舉都扮演著造王者或國陣取得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重要角色。不過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