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評述

人們用以指稱地理文獻的詞彙繁多,也並無明確的定義,諸如方志、地志、

地記、地方志、風土記、地理書等等,使用上往往令人困惑。主要是古人之書寫,

往往有其主觀意見,故對於文體詞彙的使用上,各有持見。本文採用「地記」一 詞,主要是參考倉修良的研究。倉修良力圖辨證「方志」的起源來自於兩漢「地 記」,並駁斥其他學者主張的《禹貢》、《山海經》、《周官》、古代諸國國史等說法。

他強調,「地記」的產生,與人物傳記的發展有關。「地記」最初是以「風俗傳」

的名義出現,而後又因應魏晉時期門第和郡望制度,發展出地方「耆舊傳」、「耆 老傳」等。也就是說,「地記」與一般地理書,乃至於隋唐「圖經」的差別,在 於其對地方人物、文化和歷史的重視。南朝時,任昉曾將所見之志書,與陸澄《地 理書》匯為一編,得二百五十二卷,命名《地記》。《地記》所蒐羅的著作,並不 全然是「地記」,然而「地記」之名及其大致的體例,有了較明確的定位。「地記」

之名較「方志」為早,兩者基本上是相近的文獻,然而後者在體例上,相較下更 為完備充足。到了唐代,地理著作以官方修製的「圖經」為主流,然「地記」並 未消失,仍似「私史」般補充著地方的文化軼事。12本論文以「地記」稱呼這批 唐代的地理著作,主要欲標舉者有三。首先是其較一般的「地理書」,多了一層 歷史、時間的關注向度。其次則是隱伏於主流「圖經」之外,「補闕」的史傳(野 史)精神。最後則是體例上未及「方志」完熟、仍在發展中的動能。13

12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主要見〈論方志的起源〉、

〈再論方志的起源〉、〈地紀與圖經〉等章節,頁 16-104。

13陳凱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方文獻,無論是地記、風土記、人物傳、譜牒等,都屬於「方 志」的前身,是一種「準方志」。見陳凱:〈舊方志文獻分類芻議〉,《廣西地方志》第四期(2010 年),頁 24-26。事實上,唐代的地方文獻在體例上雖相對完足,然與宋代的方志相比,仍差距 甚遠。

「地記」固然有其書寫內容的慣例與特徵,然要為之「定義」,仍難免有所 缺漏。借用近代學者李傳軍對於「風土記」的定義,即是:

我國漢唐時期的風土記既不同於我國古代以記載人物傳記、政治事件為 主的正史,也不同於專記地理沿革和州郡設置的方志筆乘,具有鮮明的 文獻特點。和流傳至今的一般古代方志不同,中國古代風土記並不是單 純的地理書,它們還包含著歷史、物產、傳說、神話、歌謠等資料。可 以說,在一定的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 。14

李傳軍以「風土記」名之,主要是為了與其研究的主要對象,即晉人周處的《風 土記》有所掛連。「風土記」的內容包羅甚廣,然若簡而言之,就是「在一定的 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的地理書寫。其所謂「風 土記」,與本文所稱「地記」並無甚大差別,只是研究範疇和關注重點有些不同。

例如,本文所研究的《桂林風土記》名「風土記」固無不可,然《蠻書》和《北 戶錄》若稱「風土記」顯然有些扞格。因此,本為採用「地記」,是取較廣義處 著眼。

要考察漢唐地記有哪一些著作,目前最完整亦較權威的鈔本,當屬清人王謨 編纂的《漢唐地理書鈔》。然由於其輯錄之著作,往往因為年代久遠,而造成內 文的不完整,甚至只留存目。本文並無意對其所述之著作,皆加以著墨,只能從 大處著眼,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一、本文所論「地記」書寫的體例,並不包含全國性或普世性的志寫。後者 包括在《漢唐地理書鈔》中收錄的《河圖》、《括地圖》、《地鏡圖》、摯虞《畿服 經》、樂資《九州志》、黃恭《十四州記》等。

14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49。

二、《漢唐地理書鈔》所收錄「地記」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 是「一地之記」,其包羅較廣,記述之事也較雜。撮舉如盛弘之《荊州記》15、 楊曄《徐州記》、裴淵《廣州記》、劉欣期《交州記》等等。另一則是「一地」之 特定類別之記,諸如「一地之山水記」、「一地之風土記」、「一地之歲時記」、「一 地之異物記」、「一地之耆舊記」等等,如唐人劉知幾《史通.書志第八》所稱:

「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以下 為劉知幾通過問答方式所做的舉例:

或問曰: 「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 憑舊說,茍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 曰: 「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 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 《晉宮闕名》,於北 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

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主 《百家譜》 ,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 《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厥類衆多,諒非一族。是以地 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 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茍爲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16

此類地理著作,主要按照其所設定之類別書寫,如都邑,氏族,方物等等,然而 並不一定全然如此。例如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因為「耆舊」二字,往往被人

15《漢唐地理書鈔》作「盛宏之」,與《隋書.經籍志》等著錄之「盛弘之」不同。見清.王謨:

《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3。

16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卷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89。

們視為單純的人物傳記。例如《隋書.經籍志》將其列入「雜傳類」,而新舊《唐 書》、《崇文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也都作《耆舊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對此作出修正,而指出應寫作《耆舊記》,其理由是:

《襄陽耆舊記》五卷,晉習鑿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

後載其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 傳》,觀其書記錄叢脞,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17

對晁公武來說,「傳」意味著人物傳記,而「記」顯然涵蓋更廣,還包括「山川 城邑」以及「牧守」。此即可證明,《襄陽耆舊記》「記」、「傳」性質兼而有之,

所以造成目錄學家各執一端的現象。18本文所稱「地記」,可以借用晁公武對「傳」

與「記」的分辨來理解。所謂「記」,不只是人物傳記,更包括地理景觀、風物 知識、制度沿革等等。此外,「記」的邊界模糊,蒐羅廣闊,體例並不穩定,或 也可以視為一個特徵。

此外,「異物志」與本文所討論的南方「地記」最有關係,因此撮舉為例。

這類著作,可以說是在「博物」的傳統觀念下,發展而成的書寫體系。在中國文 獻史上,以《異物志》命名者,從東漢楊孚《交州異物志》,至唐人房千里《南 方異物志》、佚名《嶺表異物志》,根據近代學者王晶波的考察,計有二十二種。

主要是漢、唐所作,人宋後即少見(或與地志發展完熟有關)。這些《異物志》

大多已無全貌,而分散於史傳或地理著作之中。19細加考索,會發現這些《異物 志》中,記述「南方」風物的著作佔據極大比例。以時代區分,有東漢楊孚《異 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三國文人萬震《南州異物志》、朱應《扶南異物志》、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薛瑩《荊陽以南異物志》、孫暢《南中異物志》、《南方

17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頁 101。

18以上討論,可詳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頁 91。

19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S1 期(2000 年),頁 178-184。

異物志》、《南中八郡異物志》等;而唐代則有孟琯《嶺南異物志》、房千里《南 方異物志》。此外,唐人孟琯《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雖不直名「異物」,

而皆以「異」為視角,載錄南方的奇聞軼事。而許聖和則爬梳晉人張華《博物志》, 指出其亦通過「異物」的觀點,對南方風土民俗加以載述。20《異物志》書寫的 興起,與政治勢力的拓展有關。當帝國霸業拓張,則其眼目所及的疆界,便擴及 南越、西南夷及西域等遠方異域的山川地理、風俗物產。如向達指出的:「漢時 南方漸與中國相通,殊異之物,多為中原所未有。覽者異之,遂有《異物志》一 類書籍出現,與《山海經》、《博物志》相先後。」21

王晶波研究指出,歷代《異物志》的書寫,呈現了文學與知識性共生的現象。

初期的《異物志》,較重視博物知識的展示與積累。而至六朝時期,發展出志怪 的成分,到唐代則拋棄《異物志》的事實與傳聞之知識基礎,以華美詞藻與荒誕 敘事取代。22《異物志》的書寫,雖帶有知識性的博物成分,卻始終與「志怪」、

「錄異」脫不了關係。知識性與文學性,往往難以區分界定。從《山海經》夾帶 著神話思維的紀載,及至張華《博物志》,一連串的「異人」、「異俗」、「異產」、

「異地」之傳述,所謂知識的徵實性與文學的想像性之間,邊界始終模糊,存在 著互涉、流動的可能。

20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97。

21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頁 567。

22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古小說的關係〉,《西 北師大學報》34 卷 4 期(1997 年 7 月),頁 60-64。

二、「南方」研究與地理書寫研究評述

(一)以「南方」作為研究框架之評述

傅斯年曾指出,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往往因為政治分裂,或者北方為外族 所控制,而區分出南北中國。23日本早期學者桑原隲藏則以淮水、漢水為界,從 政治情勢、戰爭流動、經濟規模等角度,切分出「南北中國」。24傅斯年和桑原 隲藏的觀點,提供我們一個思考南北中國的框架,然必須警覺的是那樣的「南」、

「北」是相對參照,而非要指出其「本質」就是如何。在「南北中國」的思考脈 絡之下,許多唐代的文學研究應運而生。

例如,有些學者從宏觀、歷時性的視角,來探勘「南方文學」的樣態。例如 鄧敏文的《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就從民族文化和民族 史的角度,討論了「南方文學」的特質。此書主要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北方文人 如何與南方文化如何互動交流,其中牽連了移動、抒情性以及民族情懷等特質。

二是討論南方各族的創作,包括漢文書寫、傳說、歌謠體系等等。25另外如李德 輝的《唐代交通與文學》,則是以「交通」為思考進路,輻射出唐代文學與行旅 心態、媒介傳播和異族交流等等的討論。該書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 區文學的發展〉,就從「南」、「北」的空間阻隔和文化差異,以北方文人移動至

二是討論南方各族的創作,包括漢文書寫、傳說、歌謠體系等等。25另外如李德 輝的《唐代交通與文學》,則是以「交通」為思考進路,輻射出唐代文學與行旅 心態、媒介傳播和異族交流等等的討論。該書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 區文學的發展〉,就從「南」、「北」的空間阻隔和文化差異,以北方文人移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