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將以當代「文化地理學」為基本思考進路，並進而參 照和辻哲郎《風土》、鄭毓瑜「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等論述，掌握中國傳統
「南方」地記的特點。所謂「文化地理」，顧名思義，就是人與自然環境互動，
而生產出物質或精神上的總和，此間牽涉了包括經濟、政治、歷史、技術等因素。
59在當代「文化地理學」的討論中，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要目。其一，是學者 點出了「地方作為一種認識方式」之論題。此涉及了個人的知識與觀感，如何將 只有物質意義的「空間」，轉化為帶有情感和文化意涵的「地方」。此間固然涉及 被觀看的事物和觀看方式的互動關係，及其所引發如「刻板印象」、「命名」、「地 方感」等論題。60其二，則是強調地理學是「建構」，而非「天生固有」；因此我 們必須對地理知識和權力形式保持敏感，描述並思考所謂「事實」背後，可能帶 有的辯證關係。61
在日本學者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中，則從西洋哲學的觀點，
提供了對於人與風土關係的另一層面思考。1927 年，和辻哲郎奉命赴德國留學，
在彼時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於同年發表的《存有與時 間》（Sein und Zeit）之影響，起心動念，展開了《風土》的撰作。在序言中，和 辻哲郎敘說本書的主旨，在於「闡明人的存在方式與風土的關係，而不是論述自 然環境如何制約人的生活」。他認為，人與風土的關係，並非主客之別，而是一
59關於「文化地理學」的定義及其涉及範疇，可參李旭旦主編：《人文地理學概說》（北京：科學 出版社，1985 年），頁 135。
60[美]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5-25。
61[英]Pual cloke 等編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XVIII。
種相互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人如何通過感知、進入風土，並在風土中發現自 己，並展示出人的「自覺存在的表現」。62綜觀《風土》全書，和辻哲郎花費很 大的篇幅，討論風土的類型與人的關係。他並不著眼於彼些風土類型的地理學意 義（例如農作、交通、經濟模式），而是更宏觀的關注不同風土下展現的文化現 象、民族性特徵，乃至於藝術的表現。例如討論「季風型」風土時，指出印度民 族「易於感受」、「忍辱負重」的特質，乃至於《吠陀經》的藝術性格；而在討論
「牧場型」氣候時，則連結到希臘文化對於人的自由、解放之關注。63
鄭毓瑜則回返「抒情」的中國傳統脈絡，點出了「自我」與「空間」的相互 定義，以重新看待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其指出：
空間意象並不就等於從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方位，當然也不 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相續乎動下的經 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浮顯的立體座標。64
此論點與其後來「引譬連類」觀點可以相互對話並且連貫。65其突破了「疆域－
認同」的地域和國族限制，指出「典律－認同」的知識框架：也就是，所謂「地 方」，是古今同情共感知所在，而「認同」存在於彼此共享的文體語碼之中。「文 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拄
62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序言、第一章〈有關風 土的基礎理論〉，頁 1-18。
63[日]和辻哲郎：《風土》，第二章〈風土的三種類型〉、第三章〈季風型風土的特殊形態〉、第四 章〈藝術的風土性〉，頁 19-182。
64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2015 年），見 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 16。
65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4-27。
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66
承上所述，本文一方面參照了「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資源，並交相比對、審 視中國「南方」地記的特殊意義──包括其中蘊含的認同與抒情向度。理論提供 我們思考的起點，然最終仍要落實到文本的掌握。當我們在觀看這些「地記」作 品時，一方面固然要考索其與實存地理空間的對應性，然另一方面，亦必須警覺 那樣看似記實的書寫方法，可能透顯出作者的主觀意念、知識框架乃至其夾帶的 時代意義與政治謀劃。借用 Mike Crang 之語，是「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67 本文一方面要檢視地記著作中「再現」的南方，另一方面，更要從「再現」出來 的南方，進一步去勾勒與思考，在知識與想像之間展示出的對話與張力。
二、章節安排及內容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章節安排各章要旨，略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和問題意識，並界定「南方」地記 的研究範疇、審視歷來的相關研究，交代論文結構及簡介各章內容。
第二章〈注視／注釋「南方」：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唐代南方風土圖像〉， 則聚焦段公路書寫嶺南風物的《北戶錄》，去探勘唐人筆下的南方風物，及其背 後「如何理解萬物，而萬物又如何存在」的知識體系。首先，將以「家學」與「南 遊」，引介段公路其人及其創作《北戶錄》的文體淵源，及「異」的觀看模式。
並進而檢視《北戶錄》的書寫方式，指出段公路通過親身經驗，注視「在南方」
的所見所聞，驗證或修正前人的說法。接著，爬梳「異物志」的發展，指出這些
「異物」撰述，並非作者獨佔的「發現」，而是對同一風物或現象的繼承與變造。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北戶錄》的特別之處，在於通過文本和歷史典故的大量援
66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見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 19-20。
67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2003 年）， 頁 58。
引，用以「注釋」南方。此不只是中晚唐文人追異獵奇或炫學的心態，亦關乎段 公路特殊的博物家學背景。使段公路筆下的「北戶」，不只是實在的南方地景，
更是字詞符碼聯繫而成的文化圖像。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蠻書》中的西南敘事〉，則呼應胡曉真的說 法，指出「中國西南」是人類學、歷史學上的經典題目，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近代學者對《蠻書》中史學及民族學的考察，已有一定成果，而輯佚考據工作，
也有為數頗眾的校注本。然而，對於《蠻書》專書更進一步的詮釋與研究，至今 仍然匱乏。本章聚焦唐人樊綽的《蠻書》，一方面是補充前輩學者的研究，另一 方面，則回應到筆者自身關心的兩個課題：首先，唐人如何理解並建構比「南方」
更邊緣偏遠的「西南」風土圖像？如何在華夷之辨的傳統視角下，看待這個帶有 辯證意味的「自我中的他者」，並藉著這個「他者」來審視自我？其次，如何從 看似紀實的治理之書，考察作者的敘事策略，並詮釋其撰作策略與時代意義？唐 人樊綽《蠻書》作為一部地方志，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 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 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 與記憶。本文將以「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為思考進路，從戰爭、風物知識 與歷史記憶的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時代因素、書寫動機與文化 意義。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 唐人對於「南方」邊陲的想像，多奠基於被派任乃至被貶謫的官員書寫之上。例 如記述嶺南風土異物的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孟琯《嶺南異物 志》，乃至於描寫雲南的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等。
大抵來說，這些作品的書寫，幾乎不脫北方知識分子的「外部觀點」。他們往往 通過南北的地域差異，乃至於文化傳統上的華夷之辨，來審視他們暫時作客的「南 方」。在這樣的「外部觀點」籠罩下，「南方」往往呈顯出野蠻、兇惡、怪異的異
域風貌。68緣此，不禁讓筆者想要探問，是否也存在著土生土長、長期居住於南 方作者的觀點？而這樣的「內部觀點」，又與「外部觀點」有什麼差別，乃至與 後者有辯證對話之處？基於上述的思路，本章擬聚焦晚唐士人莫休符的《桂林風 土記》，藉由討論這部由書寫桂林風土的著作，來探勘唐代南人視野中的「西南」
圖像。本章期望在文獻學與民族學的基礎上，拓寬視野，從文學詮釋的角度，進 一步抉發《桂林風土記》的文化意義。包括《桂林風土記》撰作的體例，與前代 地紀有何承衍關係？莫休符撰作此書的用心為何？其藉由書寫桂林風土，是否有 更深刻的寄託？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史料上的 考證；而必須納入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風土書寫的脈絡中觀察。如 此一來，更能凸顯出莫休符通過《桂林風土記》形塑出的「內部觀點」的特質，
以及其與一般「外部觀點」書寫之地紀的辯證張力。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
打破唐人一般對於「西南」蠻荒的想像，而通過通過詩跡、史跡乃至於神跡的連 綴，將中土地區的文人化框景，移植到桂林，並進而構築出一幅別有洞天的西南
「園林」敘事。
第五章為〈結論〉，回顧本文對唐代南方「地記」的討論，並總結此研究的 貢獻及可能開展的面向。
68請參見論文對於段公路《北戶錄》與樊綽《蠻書》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