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取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與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三部地 記作為主要個案，探討中晚唐時期的「南方」書寫。
過往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貶謫或宦遊士人的創作，
探析其文學作品在不同於中原的異地所展示出的空間構設與流寓心境。舉例來說，
韓愈和柳宗元南貶時期的詩歌與散文創作，經過歷代學者的努力，研究成果誠然 豐碩。本文肯認韓柳等文士的貶謫書寫，對於後人理解唐代「南方」是一支重要 的線索，卻也反思其權威與經典性，是否同時掩蓋了其他觀看「南方」的方式？
我們是否有不同於傳統文學正典以外的觀察對象？而那之中是否有值得進一步 闡釋的文化意涵？本文選擇以三部南方地記為主要研究對象，便是試圖探勘這一 批歷來或被忽略，或被單純視為地志史料的著作。一方面，是為了補足學界對於 唐代「南方」書寫研究的不足之處，並試圖另闢蹊徑，展開新的研究向度。另一 方面，則是持續思索身處於「華夏邊緣」的書寫者，如何觀看、描述乃至於建構 其眼前的「南方」。
唐代的文教中心長期位於關隴地區，故「南方」始終夾帶著野蠻而偏荒的色 彩。在此意義上，「南方」便不只是地理空間，更同時帶著文化上的知識建構與 分界想像。以安史亂事為界，由於北方政要的摧毀、邊藩擾境頻仍，唐代的經濟 重心與人口逐漸向南方移動。「南方」不再只是存在於文獻中、遙不可及的異域，
而是必須理解並且掌握的「國境之南」。此時，中晚唐「南方」地記作品的大量 湧現，就頗堪思索與玩味。這些著作雖然以地方風物的記述為中心，卻有別於官 方主流「圖經」，而更展示出對於地方風俗、人物、遺跡等歷史文化面向的關注。
而若將這批「南方」地記放入安史亂後、帝國走向衰頹的時代背景，則往「南方」
移動便不同於一般的行旅，更帶有一層離散的政治隱喻。
「南方」知識的建構，是這批地記著作有別於詩歌、散文等書寫文類的重要 關鍵。「地記」載述地方風物，主要目的並非寫景抒情，更是為了將所見所聞的
個人經驗，轉化並形塑為可以供他人（尤其是北方人）能夠理解的知識。於此，
地記的實用意義便被彰顯。然而，此並不意味著這批地記，便是「科學的」、「客 觀的」，只能被當作單純的史料或工具書來看待。在考察三部「南方」的地記過 程中，筆者努力考察並指認的正是作者的主觀意志、敘事策略，乃至於其中隱藏 的誤解與偏見。進一步說，這批看似深具博物色彩的地記著作，實可能藉由風物 知識的羅列與編排，隱藏著某些寓意、寄託、乃至於時代精神。通過「敘事」的 角度來閱讀這批作品，更能掌握其中隱晦的作者觀點、敘事聲音以及著重面向。
段公路《北戶錄》的命名，就顯示了來自北方的文人，如何看待「南方」地 域和族裔的視角。「北戶」一詞，源於《爾雅．釋地》「四荒」之說，指稱的是「四 方昏荒之國」（郭璞注），又是「貪而無厭，狠而好亂」的兇德荒裔（令狐德棻《周 書．異域》語）。段公路通過「北戶」典故作為論述框架，使眼前的「南方」不 只是物理空間，更充滿了歷史記憶與文化符碼。筆者爬梳了段公路的家學淵源，
從中歸結出《北戶錄》的可能養分。一方面，是段家與「南方」千絲萬縷的關聯，
包括祖父段文昌立功於蜀地、南詔等「南方」蠻區的顯赫武功，乃至於段成式《酉 陽雜俎》中透顯的荊楚文化內容。另一方面，則是《酉陽雜俎》中博物體例與異 地的連結，或也提供了《北戶錄》書寫的樣式和觀看的視角。
而段公路《北戶錄》的書寫較其他博物作品特異之處，主要有兩點。其一是 段公路一再於文中「現身」，閃滅著行旅者的眼光，也使此書附上一層遊歷的「行 記」色彩。段公路使靜態的「博物志」，成為動態的「遊覽記」；其不只比對傳聞 的真假，也通過實際的觸碰、採集、豢養，證實或辨駁這些異事的存在。其二，
則是對於文獻典籍與歷史典故的大量援引，將眼前的異境，編入一套由文本構成 的、巨大的知識資料庫中。
而樊綽《蠻書》作為一部地記著作，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風物、山河、
城市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
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
「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與記憶。值得注意的是，《蠻書》的作者樊綽，並未 親身到過雲南，此書的內容，主要參考的是袁滋的《雲南行記》以及南詔史臣的 檔案編纂而成。換句話說，《蠻書》中呈現的雲南，並非親眼所見、現實的雲南，
大部分是文獻裡、記憶裡「過去」的雲南，甚至是想像中的雲南。
因此，本文從「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的角度切入，從戰爭、風物知識 與歷史記憶的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書寫動機與文化意義。首先，
筆者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指出本書的性質，並不只是地志文獻，更隱含 著作者的為書之意，包括站在統治者立場，以及蘊含頗深的民族偏見。大量的「蠻」
字使用，意味著樊綽觀看雲南的視域，牽引著一系列「蠻」字的譬喻，通過對於 蠻族驍勇善戰和大量的武器記述，透顯出「戰爭」的時代背景。而後，筆者聚焦 於《蠻書》對於風物知識的形塑，指出樊綽常會以一系列的蠻荒詞彙、異地物象 去形塑地方，例如「瘴氣」、「毒物」、「異獸」等，營塑出雲南地區的偏遠與野蠻。
此間不僅是對於蠻地知識的建構，更透顯出華人如何想像蠻夷，乃至於是兩造文 化間的衝突與對話。最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樊綽如何通過歷史記憶，在「劫餘」
之後，重新呼喚華夏帝國的圖像。筆者以「馬援銅柱」、「諸葛石碑」、「南詔德化 碑」等故地記憶，去檢視樊綽如何通過挪用與再製，召回華夏民族征服南詔的歷 史。而最後，藉著討論樊綽對異牟尋「誓文」尋回與補入，乃至於一再重返「貞 元十年」的帝國光榮時刻，指出其對「唐臣」異牟尋（而非「蠻王」異牟尋）的 聚焦與刻劃。我們閱讀《蠻書》時，不能只是將其視為一部客觀的觀察紀錄，更 該探索其寫作策略。其中指涉著「蠻」所牽連的視域，歷史記憶與地方知識的交 纏，乃至於帝國想像與政治情勢。在《蠻書》中，所謂的「蠻」並不只是靜態的、
被觀察的靜物，也不是歷史文獻中，抽象的「華夷之辨」，而是實際存在的「惘 惘威脅」，並與整個帝國的盛衰興亡息息相關。
相對於這些短暫過客的書寫，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則呈現出與《北戶錄》
和《蠻書》截然不同的「南方」園林圖像。莫休符為越人後裔，長期居住於嶺南
地區，晚年退居桂林，基於「補闕」和「錄見聞」的動機，展開了對桂林風土的 記述。本文通過與晉人周處《風土記》的比較，發現「居處」和「人物」兩類，
是《桂林風土記》主要描寫的內容。前者包括廟觀、祠堂、墳塚、亭臺、渠道、
宅邸等人造建築，而後者則涉及文人創作、文化活動、官員佚事、歷史事蹟等等。
相對於《北戶錄》承接著的博物或異物系統，或者《蠻書》對於「蠻地」、「蠻族」
的華夷之辨，《桂林風土記》更透顯出中晚唐文人，著眼於日常生活的閒散與巧 思。《桂林風土記》與前代、乃至於中晚唐大量出現的南方「異物志」不同，其對 桂林文人事跡的關注，毋寧更接近中土地區常見「耆老傳」與「耆舊傳」的傳統。
莫休符不僅通過詩句印證其所記述的風土，也藉由詩作去形塑風土，而營造出帶 有濃厚文人氣息的「文本風景」。此外，作者顯然有意遮蔽流寓西南之苦，而更 強調士人的文化活動與閒適歡遊。莫休符通過詩跡、史跡與神跡的記述，翻轉了 人們對於「西南」的普遍想像：「桂林」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舜帝曾經南巡、
富有歷史文化之文明所在。
唐代士人與文人的南向移動，一方面帶來了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亦塑造 著其遷居之所的文學地理。經過本文的研究，唐代「南方」地記顯然不只是「如 實」、「客觀」的記述，而更必須關注寫作主體對地方的認知與想像。進一步說，
這些「南方」地記絕不只是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更透顯著人們對於華夷的辨證，
地方的理解，乃至於自我的定位。從段公路《北戶錄》的個案，我們看見了「北 戶」視野下，嶺南的奇花異草、怪禽異獸，如何被收納進文獻和歷史記憶的編碼，
成為可供理解、掌握的「國境之南」。而樊綽在南詔叛亂、甚至交趾城破的時代 背景中，為其未曾涉足的雲南寫下《蠻書》。樊綽一再回返失去的「故地」，召喚 馬援、諸葛亮等大漢英雄，使此書便不只是山川城邑的紀錄，更是一部帶有戰爭 陰影和悼念意味的劫餘之書。而《桂林風土記》則展示了西南邊陲的不同面目。
莫休符通過桂林詩跡、史跡與神跡的銘刻，不只鋪排了桂林的山水勝景，更勾連 出一幅文人視野下的園林圖像。綜而言之，這些遠離中心的異地書寫，不只讓我
們重新發現未曾注目的「他者」，更可藉此回頭審視並辯證中心的內涵。於此意 義上，「地記」的知識建構，固然有其地理史料價值，然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展 示了唐人們對於南方的觀看角度與認知框架。
本文所強調的「疆界」，關鍵便在此：「南方」所透顯的，不只是空間的距離，
亦是族群、文化，乃至於主體認同的「疆界」。在這批地記書寫中，疆界顯然不 是如此不辯自明。例如《北戶錄》記述嶺南孔雀，不只藉由《山海經》、《博物志》
亦是族群、文化，乃至於主體認同的「疆界」。在這批地記書寫中，疆界顯然不 是如此不辯自明。例如《北戶錄》記述嶺南孔雀，不只藉由《山海經》、《博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