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唐代的政教中心位處關隴地區，許多驛道與運河皆以長安為中心向外連接。
因此，唐代文學對於關隴，乃至於「北方」的書寫（包括河隴、幽薊、關中、河 南等），較其他各個地域，顯然更為全面而深入。即使是較邊緣的地區，北方的 敘寫也遠較南方詳細。1然而，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兵范陽，隔年便攻 陷潼關，進佔長安，玄宗失措奔逃。安史亂事後雖平定，卻使得關隴地區飽受摧 殘，而唐代政治中心與藩鎮、邊防的關係，更加劍拔弩張。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
大量人口開始向南移動，使嶺南、黔中、江西等地區人口大增，並促進南方城市 與經濟的興起與發展。2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地記作品便頗堪玩 味。誠如向達所云：「漢唐之間世亂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復稱盛。」3向達將「世 亂」與地志的興盛連結起來，頗有洞識。換言之，南方地記的出現，一方面反映 出唐人往南方移動的軌跡，另一方面更凸顯人們亟需且積極建構一套關於「南方」
的知識體系。4檢視《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屬於「南方」地記的，
就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琯《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
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
1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8-42。
2見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中華文史論叢》第二、三期合刊。另見鄭學檬：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而顧立誠《走向 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則點出了「北方動盪」還包括黃河水患、旱災、蝗 害等天災天災引起人禍，而又以山東地區（華北東部）最為嚴重，最終催促了王仙芝、秦宗權、
朱全忠等流寇，乃至於黃巢「攻剽州縣，橫行山東」的狀況。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 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7-28。
3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63-564。
4相關討論見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373-496。
聞》、林諝《閩中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
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那並非文本匱乏或議題薄弱，而是人們的視野往往受限 於習而未察的「中心」觀點。因此，她以「西南敘事」為題（而不選擇相對自明 的「西南書寫」），正是要強調不同文本在呈現西南時所蘊含的高度敘事性，亦即 觀點、記憶與構造。此間涉及的不只是「邊緣」與「中央」的辯證張力，更牽涉 著時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別等等脈絡化的思考。9胡曉真的著作，雖以「明 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為主題，卻與本文研究對象「南方」地記有著承衍與對話 的關係。「南方」地記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地的風土史料客觀記述，然若深入 探勘，會發現其中隱晦而豐富的作者意圖與文化脈絡。
緣此，本文以唐代「南方」地記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動機。首先，是 補足學界對於「南方」文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中國文學史中，我們對於「南方」
的印象，大多來自流寓文人的作品，而主要的文體即是詩歌與散文。以唐代而言，
提及「南方」我們立刻會想起的，就是韓愈與柳宗元；他們因為官宦生涯的浮沉，
分別被貶謫至南方，而在當地創作了不少作品。韓柳作品中，對於「南方」的書 寫固然有其代表性，也已有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10然也令我們反思其中的經典 性與權威性。除了從大文豪、大詩人的角度，我們是否有不同觀看「南方」的視 角？我們是否有詩歌、散文以外的文本對象？在此，「地記」就顯露其價值。相 較於詩歌或散文，地記著作承接了前代地理書，乃至於「博物志」、「風土記」、「耆 舊傳」的書寫體例，強調地方文化的保存與風土知識的建構等等。通過「地記」
著作，我們當可更全面的掌握唐人對於「南方」的理解與想像。
其次，本文希望通過細讀的方式，去考察並抉發往往被視為地理或民族史料 的文獻，所具有的敘事意涵與文化脈絡。本文選擇以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 書》、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為研究案例，主要有三點原因。其一是文本的完整
9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頁 1-33。
10著眼與韓柳於南方貶謫時期的學術著作頗多，專書撮舉如張清華等主編：《韓愈與嶺南文化》（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龔玉蘭著：《貶謫時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等。
度與豐富性。這三部著作是今所能見，保存相對完整，而涉及議題也較豐富的地 記作品。其二，這三部作品受到的學界關注極少，往往只停料在史料上的爬梳，
或者文本體例的基本引介。其三，這三部作品書寫面向與關注重點也有所不同。
段公路《北戶錄》和樊綽《蠻書》，分別來自南來文人和外派官員的「外部觀點」。
也就是，作者往往會基於「南北」的空間差異，通過「蠻夷之辨」的視角，將南 方風土塑造為異樣的蠻族／蠻荒世界。而《桂林風土記》則不同，作者莫休符就 是土生土長的南人，通過「內部觀點」，他所塑造的南方，則是被文明覆蓋，充 滿詩跡、史跡與神跡的文化樂土。通過這樣的內外辯證，更能揭示出，所謂的地 記並非只是客觀的紀錄，往往更夾帶著著作者的建構意圖與目光。
綜而言之，本文以知識、疆界與南方想像為思考進路，以求更寬闊的視野、
更全面性的掌握唐人眼中的「南方」。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三個關鍵詞並非獨 立存在，而往往是相互指涉與混融的。只是基於討論的需要，筆者必須在此先將 其分析出來，以便說明與探討。首先，本文將探討這批南方地記中，「知識」的 向度。這三部作品作為「地記」，其內容固然包括對於南方風物、山川、水文、
城市、習俗、人物等等的記載。此看似「南方」史料與知識的羅列，其實更值得 注意的是其背後展示出來的世界觀與認知框架。例如在《北戶錄》中，筆者將著 重於探討作者段公路如何承繼其叔段成式《酉陽雜俎》的博物家學，將「經驗」、
「見聞」化為可被廣泛理解的「知識」。而《蠻書》中，本文則特別點出樊綽對 於馬援銅柱、諸葛石碑等歷史遺跡的重現（甚至重構），透顯出南詔叛亂時代背 景下，「戰爭」的陰影。而《桂林風土記》對於當地「詩跡」的特別凸顯，則展 示出一派文人的園林風景。
其次，筆者以「疆界」為思考進路，不只是點出其中作為區隔或間隙的「界 線」（包括空間上的南北差距、文化上的蠻夷之辨等等），更要強調「疆界」所夾 帶的政治意義，以及位處國境邊陲、「華夏邊緣」曖昧的身分流動關係。
最後，則以「想像」作為整體性的關照。對於傳統士人來說，「南方」雖然
仍在國境之內，其疏遠、陌生卻好比異國。若是流寓或遷徙，借用高嘉謙的話，
「那已是絕域，流放生命的終點。」11因此，南方想像涉及的，不只是個人的身 世浮沉，更關乎整個文化傳統的塑造下，「南方」所被奇觀化、異質化、陌生化 的境況。從「北戶」、「蠻書」的命名，就能指出其中的獵奇好異的蠻夷之辨與官 方視野，而《桂林風土記》卻彷彿將中土的「園林」移植到了西南，成為一文人 化、案頭化的山水景觀。深入考察這些南方地記，會發現其所開展的「南方想像」
皆不相同，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指向：對於「南方之為何物」的思考、探索與建構，
而那正也是本文的核心關懷所在。
11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
2016 年），頁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