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疆界與想像：中晚唐「南方」地記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知識、疆界與想像：

中晚唐「南方」地記研究

Knowledge,Border and Imagination：

The study of Local Chronicles of South dur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陳柏言 Po-Yen Chen

指導教授：康韻梅 博士 Advisor：Yun-Mei Kang,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July, 2017

【摘要】

唐代士人與文人的南向移動，一方面帶來了文化的傳播，另一方面，亦塑造 著其遷居之所的文學地理。過往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的研究，大多聚焦於 貶謫或宦遊士人的創作，探析其文學作品在不同於中原的異地所展示出的空間構 設與流寓心境。本文肯認文士的詩文書寫，對於理解唐代「南方」是一支重要的 線索，卻也反思其權威與經典性，是否掩蓋了其他觀看「南方」的方式？本文主 要選擇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書》與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三部「南方」

地記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探勘這一批歷來或被忽略，或被單純視為地志史料 的著作。一方面，是為了補足學界對於唐代「南方」書寫研究的不足之處，並試 圖另闢蹊徑，展開新的研究向度。另一方面，則是持續思索身處於「華夏邊緣」

的書寫者，如何觀看、描述乃至於建構其眼前的「南方」。

經過本文的研究，唐代「南方」地記顯然不只是「如實」、「客觀」的記述，

而更必須關注寫作主體對地方的認知與想像。進一步說，這些「南方」地記絕不 只是地方的文獻史料，而更透顯著人們對於華夷的辯證，地方的理解，乃至於自 我的定位。從段公路《北戶錄》的個案，我們看見了「北戶」視野下，嶺南的奇 花異草、怪禽異獸，如何被收納進文獻和歷史記憶的編碼，成為可供理解、掌握 的「國境之南」。而樊綽在南詔叛亂、甚至交趾城破的時代背景中，為其未曾涉 足的雲南寫下《蠻書》。樊綽一再回返失去的「故地」，召喚馬援、諸葛亮等大漢 英雄，使此書便不只是山川城邑的紀錄，更是一部帶有戰爭陰影和悼念意味的劫 餘之書。而《桂林風土記》則展示了西南邊陲的不同面目。莫休符通過桂林詩跡、

史跡與神跡的銘刻，不只鋪排了桂林的山水勝景，更勾連出一幅文人視野下的園 林圖像。綜而言之，這些遠離中心的異地書寫，不只讓我們重新發現未曾注目的

「他者」，更可藉此回頭審視並辯證中心的內涵。於此意義上，「地記」的知識建 構，固然有其地理史料價值，然更重要的是，其直接展示了唐人們對於南方的觀

看角度與認知框架。

關鍵字：南方書寫、地記、文化地理

【英文摘要】

The scholar-officials and literati immigrating south in Tang Dynasty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culture, but also mapped the literary geography of their settlement region in southern China.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Tang Dynasty has mainly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relegated

officials or the officials far away from home. These researches explore how the space was presented and mental state was depicted in a non-Central Plain region in the literature. This study supports the notion that those poetic writing of the

literati

“Barbarous Document”) by Fan Chuo, and Guilin fengtu ji ("Land and people of Guilin") by Mo Xiufu – a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The study looks into the three books which have long been neglected or simply considered to b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local gazetteers. The purpose is to complement the deficiency of the researches in the literature of southern China in Tang Dynasty and try to create a new dimension of research perception. One the other hand, it also explores how those writers on the edge of “Hua-Xia” – the territory of Han Chinese culture – perceive, depict, and even construct the “South” in their sight.

This study has indicated that the texts of th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for “South”

in Tang Dynasty were not merely objective observations but the authors’ recogni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he local. To be more specific,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for

“South” were not just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also showed the dialectics of Hua–Yi distinction (Sino–barbarian dichotom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and people’s self-positioning.In Duan Gonglu’s Behulu, we can see how those unusual, exotic and precious plants and animals in Lingnan region were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being decoded and interpreted comprehensively as the elements of the “Territory of South”

in the memory of history under the sight of “Beihu”. And Fan Duo even finished Manshu for Yunnan, which he had never been to,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

between Tang and Nan Zhao. He traced back to the “old land” they’d lost, summoning the heroes of Han, such as Ma Yuan and Zhuge Liang, in his writing. The book, consequently, was just not a local gazetteer for geographical record but one in mourning the victims under the shadow of war. And “Guilin fengtu ji” presented another aspects of the border area of southwestern China.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cord of the heritage of poems, history and gods, Mo Xiufu not only presented the astonishing natural scenery of Guelin, but also portrayed the image of Chinese garden from literati's vision. To sum up, these writings for non-central plain areas of China in Tang Dynasty made us not only rediscover “the others” that we’ve overlooked, but also examine and argue the essence of “the center”. In this sense,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and their knowledge construction, no doubt, has value as geographical documents.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however, is that thes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exhibit how “the South” was like under the Tang people’s perception and cognitive frames.

Keywords: writing for the south,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s, cultural geography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評述... 6

一、漢唐「地記」的定義與體例... 6

二、「南方」研究與地理書寫研究評述... 11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20

一、研究方法... 20

二、章節安排及內容... 22

第二章、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嶺南圖像... 25

第一節、前言... 25

第二節、家學與南遊：《北戶錄》的成書淵源與體例考略... 27

一、家學、南方與《酉陽雜俎》... 27

二、南遊與行記... 36

第三節、注視南方：親驗與操作... 40

第四節、注釋南方：引證與記憶... 46

第五節、餘論... 54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蠻書》中的西南敘事... 57

第一節、前言... 57

第二節、戰爭與「蠻」的命名：從《蠻書》的書名爭議談起... 61

第三節、異物與邊城：《蠻書》中的風物知識形塑... 68

第四節、歷史記憶與帝國想像：銅柱、石碑與誓文... 76

第五節、小結... 88

附錄、南詔與諸地關係圖... 90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91

第一節、前言... 91

第二節、「補闕」與「錄見聞」：《桂林風土記》之體例考略... 94

第三節、地景、文士與詩跡... 101

第四節、史跡、神跡與文明之地... 111

第五節、建構「桂林」：《桂林風土記》及其餘響... 117

第六節、小結... 125

附錄一、《桂林風土記》所錄詩作... 127

附錄二、《桂林風土記》載述文士... 130

第五章、結論... 133

徵引書目... 138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唐代的政教中心位處關隴地區，許多驛道與運河皆以長安為中心向外連接。

因此，唐代文學對於關隴，乃至於「北方」的書寫（包括河隴、幽薊、關中、河 南等），較其他各個地域，顯然更為全面而深入。即使是較邊緣的地區，北方的 敘寫也遠較南方詳細。¹然而，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起兵范陽，隔年便攻 陷潼關，進佔長安，玄宗失措奔逃。安史亂事後雖平定，卻使得關隴地區飽受摧 殘，而唐代政治中心與藩鎮、邊防的關係，更加劍拔弩張。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

大量人口開始向南移動，使嶺南、黔中、江西等地區人口大增，並促進南方城市 與經濟的興起與發展。²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地記作品便頗堪玩 味。誠如向達所云：「漢唐之間世亂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復稱盛。」³向達將「世 亂」與地志的興盛連結起來，頗有洞識。換言之，南方地記的出現，一方面反映 出唐人往南方移動的軌跡，另一方面更凸顯人們亟需且積極建構一套關於「南方」

的知識體系。⁴檢視《新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屬於「南方」地記的，

就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琯《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

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

1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8-42。

2見周振鶴：〈唐代安史之亂和北方人民的南遷〉，《中華文史論叢》第二、三期合刊。另見鄭學檬：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而顧立誠《走向 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則點出了「北方動盪」還包括黃河水患、旱災、蝗 害等天災天災引起人禍，而又以山東地區（華北東部）最為嚴重，最終催促了王仙芝、秦宗權、

朱全忠等流寇，乃至於黃巢「攻剽州縣，橫行山東」的狀況。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 北向南的移民及其影響》（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7-28。

3見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563-564。

4相關討論見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373-496。

聞》、林諝《閩中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記》、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 竇滂《雲南別錄》等多種，⁵遠較其他地方豐富。可惜的是，這些「南方」地記 大多佚失。今日較完整保存的，僅得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 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樊綽《蠻書》等數種。除了莫休符《桂 林風土志》描寫桂林、《蠻書》書寫雲南，其餘作品如段公路《北戶錄》、劉恂《嶺 表錄異》則是聚焦於嶺南的書寫。據此，本文所言「南方」，若以廣義來說，即 是唐人概念中，相對於「北方」中土的「南方」；然若窄義一點來看，筆者所指 稱的「南方」，是由這些「南方」地記著作所勾勒、形構出來的「國境之南」。也 就是說，一方面是實存於現實的「南方」，另一方面，則是存在於文本之中，被 描述、想像甚至是建構出來的「南方」。這兩者大抵有別，卻又同時關聯與糾纏，

此間就涉及了「現實」與「文本」的種種辯證關係。

這一批大量湧現的「南方」地記，往往被視為史學、地理學或民族學的史料。

舉例來說，在辛德勇的《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

中，就將這些地記放在「唐代的地理學」中討論，以之佐證唐代「邊疆及域外地 理知識的擴展」。⁶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也概述了《北戶錄》、《桂林風土記》、

《嶺表錄異》等「南方」地記的文獻價值，指出這些著作是「記述邊疆地理知識 的重要著述」。⁷而吳永章的《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則從民族史研究的 角度出發，強調「南方」地記著作對於風土民情之記載。⁸在這些研究中，南方 地記」要是史料上的運用，因此大多是泛泛之論，成為了研究主題的背景或陪襯。

對於這樣的研究態勢，胡曉真新近出版的《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給予 我們深刻的省思與啟發。她指出，「西南」一直是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經典題目，

5參見宋．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509。

6辛德勇：《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5 年），頁 286-289。

7李斌城主編《唐代文化（下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見第七章〈唐代的 地理學〉，頁 1666。

8吳永章：《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年）。

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那並非文本匱乏或議題薄弱，而是人們的視野往往受限 於習而未察的「中心」觀點。因此，她以「西南敘事」為題（而不選擇相對自明 的「西南書寫」），正是要強調不同文本在呈現西南時所蘊含的高度敘事性，亦即 觀點、記憶與構造。此間涉及的不只是「邊緣」與「中央」的辯證張力，更牽涉 著時代、地理、政策、民族、性別等等脈絡化的思考。⁹胡曉真的著作，雖以「明 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為主題，卻與本文研究對象「南方」地記有著承衍與對話 的關係。「南方」地記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地的風土史料客觀記述，然若深入 探勘，會發現其中隱晦而豐富的作者意圖與文化脈絡。

緣此，本文以唐代「南方」地記為研究對象，主要基於兩個動機。首先，是 補足學界對於「南方」文學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中國文學史中，我們對於「南方」

的印象，大多來自流寓文人的作品，而主要的文體即是詩歌與散文。以唐代而言，

提及「南方」我們立刻會想起的，就是韓愈與柳宗元；他們因為官宦生涯的浮沉，

分別被貶謫至南方，而在當地創作了不少作品。韓柳作品中，對於「南方」的書 寫固然有其代表性，也已有非常豐富的研究成果，¹⁰然也令我們反思其中的經典 性與權威性。除了從大文豪、大詩人的角度，我們是否有不同觀看「南方」的視 角？我們是否有詩歌、散文以外的文本對象？在此，「地記」就顯露其價值。相 較於詩歌或散文，地記著作承接了前代地理書，乃至於「博物志」、「風土記」、「耆 舊傳」的書寫體例，強調地方文化的保存與風土知識的建構等等。通過「地記」

著作，我們當可更全面的掌握唐人對於「南方」的理解與想像。

其次，本文希望通過細讀的方式，去考察並抉發往往被視為地理或民族史料 的文獻，所具有的敘事意涵與文化脈絡。本文選擇以段公路《北戶錄》、樊綽《蠻 書》、莫休符《桂林風土記》為研究案例，主要有三點原因。其一是文本的完整

9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年），頁 1-33。

10著眼與韓柳於南方貶謫時期的學術著作頗多，專書撮舉如張清華等主編：《韓愈與嶺南文化》（北 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龔玉蘭著：《貶謫時期的柳宗元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等。

度與豐富性。這三部著作是今所能見，保存相對完整，而涉及議題也較豐富的地 記作品。其二，這三部作品受到的學界關注極少，往往只停料在史料上的爬梳，

或者文本體例的基本引介。其三，這三部作品書寫面向與關注重點也有所不同。

段公路《北戶錄》和樊綽《蠻書》，分別來自南來文人和外派官員的「外部觀點」。

也就是，作者往往會基於「南北」的空間差異，通過「蠻夷之辨」的視角，將南 方風土塑造為異樣的蠻族／蠻荒世界。而《桂林風土記》則不同，作者莫休符就 是土生土長的南人，通過「內部觀點」，他所塑造的南方，則是被文明覆蓋，充 滿詩跡、史跡與神跡的文化樂土。通過這樣的內外辯證，更能揭示出，所謂的地 記並非只是客觀的紀錄，往往更夾帶著著作者的建構意圖與目光。

綜而言之，本文以知識、疆界與南方想像為思考進路，以求更寬闊的視野、

更全面性的掌握唐人眼中的「南方」。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這三個關鍵詞並非獨 立存在，而往往是相互指涉與混融的。只是基於討論的需要，筆者必須在此先將 其分析出來，以便說明與探討。首先，本文將探討這批南方地記中，「知識」的 向度。這三部作品作為「地記」，其內容固然包括對於南方風物、山川、水文、

城市、習俗、人物等等的記載。此看似「南方」史料與知識的羅列，其實更值得 注意的是其背後展示出來的世界觀與認知框架。例如在《北戶錄》中，筆者將著 重於探討作者段公路如何承繼其叔段成式《酉陽雜俎》的博物家學，將「經驗」、

「見聞」化為可被廣泛理解的「知識」。而《蠻書》中，本文則特別點出樊綽對 於馬援銅柱、諸葛石碑等歷史遺跡的重現（甚至重構），透顯出南詔叛亂時代背 景下，「戰爭」的陰影。而《桂林風土記》對於當地「詩跡」的特別凸顯，則展 示出一派文人的園林風景。

其次，筆者以「疆界」為思考進路，不只是點出其中作為區隔或間隙的「界 線」（包括空間上的南北差距、文化上的蠻夷之辨等等），更要強調「疆界」所夾 帶的政治意義，以及位處國境邊陲、「華夏邊緣」曖昧的身分流動關係。

最後，則以「想像」作為整體性的關照。對於傳統士人來說，「南方」雖然

仍在國境之內，其疏遠、陌生卻好比異國。若是流寓或遷徙，借用高嘉謙的話，

「那已是絕域，流放生命的終點。」¹¹因此，南方想像涉及的，不只是個人的身 世浮沉，更關乎整個文化傳統的塑造下，「南方」所被奇觀化、異質化、陌生化 的境況。從「北戶」、「蠻書」的命名，就能指出其中的獵奇好異的蠻夷之辨與官 方視野，而《桂林風土記》卻彷彿將中土的「園林」移植到了西南，成為一文人 化、案頭化的山水景觀。深入考察這些南方地記，會發現其所開展的「南方想像」

皆不相同，卻有著一個共同的指向：對於「南方之為何物」的思考、探索與建構，

而那正也是本文的核心關懷所在。

11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社，

2016 年），頁 58。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評述 一、漢唐「地記」的定義與體例

人們用以指稱地理文獻的詞彙繁多，也並無明確的定義，諸如方志、地志、

地記、地方志、風土記、地理書等等，使用上往往令人困惑。主要是古人之書寫，

往往有其主觀意見，故對於文體詞彙的使用上，各有持見。本文採用「地記」一 詞，主要是參考倉修良的研究。倉修良力圖辨證「方志」的起源來自於兩漢「地 記」，並駁斥其他學者主張的《禹貢》、《山海經》、《周官》、古代諸國國史等說法。

他強調，「地記」的產生，與人物傳記的發展有關。「地記」最初是以「風俗傳」

的名義出現，而後又因應魏晉時期門第和郡望制度，發展出地方「耆舊傳」、「耆 老傳」等。也就是說，「地記」與一般地理書，乃至於隋唐「圖經」的差別，在 於其對地方人物、文化和歷史的重視。南朝時，任昉曾將所見之志書，與陸澄《地 理書》匯為一編，得二百五十二卷，命名《地記》。《地記》所蒐羅的著作，並不 全然是「地記」，然而「地記」之名及其大致的體例，有了較明確的定位。「地記」

之名較「方志」為早，兩者基本上是相近的文獻，然而後者在體例上，相較下更 為完備充足。到了唐代，地理著作以官方修製的「圖經」為主流，然「地記」並 未消失，仍似「私史」般補充著地方的文化軼事。¹²本論文以「地記」稱呼這批 唐代的地理著作，主要欲標舉者有三。首先是其較一般的「地理書」，多了一層 歷史、時間的關注向度。其次則是隱伏於主流「圖經」之外，「補闕」的史傳（野 史）精神。最後則是體例上未及「方志」完熟、仍在發展中的動能。¹³

12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主要見〈論方志的起源〉、

〈再論方志的起源〉、〈地紀與圖經〉等章節，頁 16-104。

13陳凱指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方文獻，無論是地記、風土記、人物傳、譜牒等，都屬於「方 志」的前身，是一種「準方志」。見陳凱：〈舊方志文獻分類芻議〉，《廣西地方志》第四期（2010 年），頁 24-26。事實上，唐代的地方文獻在體例上雖相對完足，然與宋代的方志相比，仍差距 甚遠。

「地記」固然有其書寫內容的慣例與特徵，然要為之「定義」，仍難免有所 缺漏。借用近代學者李傳軍對於「風土記」的定義，即是：

我國漢唐時期的風土記既不同於我國古代以記載人物傳記、政治事件為 主的正史，也不同於專記地理沿革和州郡設置的方志筆乘，具有鮮明的 文獻特點。和流傳至今的一般古代方志不同，中國古代風土記並不是單 純的地理書，它們還包含著歷史、物產、傳說、神話、歌謠等資料。可 以說，在一定的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 。¹⁴

李傳軍以「風土記」名之，主要是為了與其研究的主要對象，即晉人周處的《風 土記》有所掛連。「風土記」的內容包羅甚廣，然若簡而言之，就是「在一定的 地理空間敘述中，特別注重人的活動和人類文化的影響」的地理書寫。其所謂「風 土記」，與本文所稱「地記」並無甚大差別，只是研究範疇和關注重點有些不同。

例如，本文所研究的《桂林風土記》名「風土記」固無不可，然《蠻書》和《北 戶錄》若稱「風土記」顯然有些扞格。因此，本為採用「地記」，是取較廣義處 著眼。

要考察漢唐地記有哪一些著作，目前最完整亦較權威的鈔本，當屬清人王謨 編纂的《漢唐地理書鈔》。然由於其輯錄之著作，往往因為年代久遠，而造成內 文的不完整，甚至只留存目。本文並無意對其所述之著作，皆加以著墨，只能從 大處著眼，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一、本文所論「地記」書寫的體例，並不包含全國性或普世性的志寫。後者 包括在《漢唐地理書鈔》中收錄的《河圖》、《括地圖》、《地鏡圖》、摯虞《畿服 經》、樂資《九州志》、黃恭《十四州記》等。

14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 年），頁 49。

二、《漢唐地理書鈔》所收錄「地記」的內容，主要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 是「一地之記」，其包羅較廣，記述之事也較雜。撮舉如盛弘之《荊州記》¹⁵、 楊曄《徐州記》、裴淵《廣州記》、劉欣期《交州記》等等。另一則是「一地」之 特定類別之記，諸如「一地之山水記」、「一地之風土記」、「一地之歲時記」、「一 地之異物記」、「一地之耆舊記」等等，如唐人劉知幾《史通．書志第八》所稱：

「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以下 為劉知幾通過問答方式所做的舉例：

或問曰： 「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 憑舊說，茍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 曰： 「案帝王建國，本無恆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 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 《晉宮闕名》，於北 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

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記》。江左有兩主 《百家譜》 ，中原有《方司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 《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厥類衆多，諒非一族。是以地 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涉海求 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茍爲漁人、

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此類地理著作，主要按照其所設定之類別書寫，如都邑，氏族，方物等等，然而 並不一定全然如此。例如習鑿齒《襄陽耆舊記》，因為「耆舊」二字，往往被人

15《漢唐地理書鈔》作「盛宏之」，與《隋書．經籍志》等著錄之「盛弘之」不同。見清．王謨：

《漢唐地理書鈔》（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13。

16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史通箋注》卷三（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89。

們視為單純的人物傳記。例如《隋書．經籍志》將其列入「雜傳類」，而新舊《唐 書》、《崇文書目》、《直齋書錄解題》也都作《耆舊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對此作出修正，而指出應寫作《耆舊記》，其理由是：

《襄陽耆舊記》五卷，晉習鑿齒撰。前載襄陽人物，中載其山川城邑，

後載其牧守，《隋．經籍志》曰《耆舊記》，《唐．藝文志》曰《耆舊 傳》，觀其書記錄叢脞，非傳體也，名當從《經籍志》云。¹⁷

對晁公武來說，「傳」意味著人物傳記，而「記」顯然涵蓋更廣，還包括「山川 城邑」以及「牧守」。此即可證明，《襄陽耆舊記》「記」、「傳」性質兼而有之，

所以造成目錄學家各執一端的現象。¹⁸本文所稱「地記」，可以借用晁公武對「傳」

與「記」的分辨來理解。所謂「記」，不只是人物傳記，更包括地理景觀、風物 知識、制度沿革等等。此外，「記」的邊界模糊，蒐羅廣闊，體例並不穩定，或 也可以視為一個特徵。

此外，「異物志」與本文所討論的南方「地記」最有關係，因此撮舉為例。

這類著作，可以說是在「博物」的傳統觀念下，發展而成的書寫體系。在中國文 獻史上，以《異物志》命名者，從東漢楊孚《交州異物志》，至唐人房千里《南 方異物志》、佚名《嶺表異物志》，根據近代學者王晶波的考察，計有二十二種。

主要是漢、唐所作，人宋後即少見（或與地志發展完熟有關）。這些《異物志》

大多已無全貌，而分散於史傳或地理著作之中。¹⁹細加考索，會發現這些《異物 志》中，記述「南方」風物的著作佔據極大比例。以時代區分，有東漢楊孚《異 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三國文人萬震《南州異物志》、朱應《扶南異物志》、 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薛瑩《荊陽以南異物志》、孫暢《南中異物志》、《南方

17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九（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年），頁 101。

18以上討論，可詳見倉修良：《倉修良探方志》，頁 91。

19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S1 期（2000 年），頁 178-184。

異物志》、《南中八郡異物志》等；而唐代則有孟琯《嶺南異物志》、房千里《南 方異物志》。此外，唐人孟琯《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雖不直名「異物」，

而皆以「異」為視角，載錄南方的奇聞軼事。而許聖和則爬梳晉人張華《博物志》， 指出其亦通過「異物」的觀點，對南方風土民俗加以載述。²⁰《異物志》書寫的 興起，與政治勢力的拓展有關。當帝國霸業拓張，則其眼目所及的疆界，便擴及 南越、西南夷及西域等遠方異域的山川地理、風俗物產。如向達指出的：「漢時 南方漸與中國相通，殊異之物，多為中原所未有。覽者異之，遂有《異物志》一 類書籍出現，與《山海經》、《博物志》相先後。」²¹

王晶波研究指出，歷代《異物志》的書寫，呈現了文學與知識性共生的現象。

初期的《異物志》，較重視博物知識的展示與積累。而至六朝時期，發展出志怪 的成分，到唐代則拋棄《異物志》的事實與傳聞之知識基礎，以華美詞藻與荒誕 敘事取代。²²《異物志》的書寫，雖帶有知識性的博物成分，卻始終與「志怪」、

「錄異」脫不了關係。知識性與文學性，往往難以區分界定。從《山海經》夾帶 著神話思維的紀載，及至張華《博物志》，一連串的「異人」、「異俗」、「異產」、

「異地」之傳述，所謂知識的徵實性與文學的想像性之間，邊界始終模糊，存在 著互涉、流動的可能。

20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197。

21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敘錄》，頁 567。

22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古小說的關係〉，《西 北師大學報》34 卷 4 期（1997 年 7 月），頁 60-64。

二、「南方」研究與地理書寫研究評述

（一）以「南方」作為研究框架之評述

傅斯年曾指出，自東漢以來的中國史，往往因為政治分裂，或者北方為外族 所控制，而區分出南北中國。²³日本早期學者桑原隲藏則以淮水、漢水為界，從 政治情勢、戰爭流動、經濟規模等角度，切分出「南北中國」。²⁴傅斯年和桑原 隲藏的觀點，提供我們一個思考南北中國的框架，然必須警覺的是那樣的「南」、

「北」是相對參照，而非要指出其「本質」就是如何。在「南北中國」的思考脈 絡之下，許多唐代的文學研究應運而生。

例如，有些學者從宏觀、歷時性的視角，來探勘「南方文學」的樣態。例如 鄧敏文的《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就從民族文化和民族 史的角度，討論了「南方文學」的特質。此書主要有兩個著眼點，一是北方文人 如何與南方文化如何互動交流，其中牽連了移動、抒情性以及民族情懷等特質。

二是討論南方各族的創作，包括漢文書寫、傳說、歌謠體系等等。²⁵另外如李德 輝的《唐代交通與文學》，則是以「交通」為思考進路，輻射出唐代文學與行旅 心態、媒介傳播和異族交流等等的討論。該書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 區文學的發展〉，就從「南」、「北」的空間阻隔和文化差異，以北方文人移動至 南方的創作為中心，討論審美典範位移、個人與地方社群的互動等等²⁶。而張仁 福在《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中，則以韓愈和歐陽修 為主要探討對象，從其作品展示的地域色彩與人文關懷，揭櫫了唐宋南北文人的

23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2。

24 [日]桑原隲藏著，黃約瑟譯：〈歷史上所見的南北中國〉，收錄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

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19-69。

25鄧敏文：《中國南方民族文學關係史．隋唐十國兩宋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

26李德輝：《唐代交通與文學》，主要參考第七章〈南北交通與唐南方落後地區文學的發展──以 唐代湖南文學為例〉，316-352。

結構差異。²⁷而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與殷祝勝《唐代文士與 粵西》，則較聚焦於「粵西」地區的文人社群和詩歌創作。這二部著作最重要的 貢獻，是將粵西文士區分出貶謫、宦遊、幕僚和本土四種身分。並且比較出不同 脈絡下的作者，對於「南方」地域的想像和書寫樣態產生何種差別。²⁸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則站在史學家的立場，分別從思想心態與社會文 化為進路，探勘唐人的「歷史記憶」：包括歷史觀念、歷史意識或歷史思想等。

本書分為上下卷，上卷以朝廷君臣的思想言論為中心，考察唐人對近當代與漢帝 國的態度及其意義；而下卷，則以詩文為主要觀察對象，指出唐人與在地文化如 何互動、交流，進而形塑帶有地方感的文化與歷史記憶。與本文最有關係的，是 第六章〈他方的歷史記憶：以唐代前其中原士人與南方的關係為例〉以及第七章

〈歷史記憶的文本化、在地性與流通〉。在〈他方的歷史中：以唐代前其中原士 人與南方的關係為例〉中，廖宜方提出「舊記憶」的概念，指出那些從「祖父母 口中聽聞、或從圖書承習」的文化記憶，如何與人親自踏訪的實際見聞相互撞擊。

他所探問的也正是本文關懷的重心：來自北方的唐人，如何帶著舊有的歷史記憶 與文化符碼，理解「南方」的「新文化」？固然，廖宜方的論述對象是唐初士人，

且文本也多以詩歌為主，而所謂的「南方」意指的也只是「江南」；然而，廖宜 方卻指出南方的「報導文學」（「報導文學」為廖宜方用語），總是來自南貶的北 方文人「他者」的目光。這裡的他者，指的不僅是「被逐出京，成為京城社會與 士大夫社群的外人」，也同時對應著異邦人的形象。²⁹

近年來，有諸多學者關注到「南方」書寫的議題，諸如范宜如、張蜀蕙和胡 曉真，皆針對南貶／南行文人議題，發表過一系列頗具啟發性的研究論文。范宜

27張仁福：《中國南北文化的反差：韓愈與歐陽修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8-111。

28參見鍾乃元：《唐宋粵西地域文化與詩歌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年）、殷祝勝《唐代 文士與粵西》（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

29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頁 373-496。

如和胡曉真主要聚焦於明代士人的「南方」書寫，且使用的材料不限詩文，更多 的採用了地志文獻，筆者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張蜀蕙則較重視唐宋文人，而主要研究的範疇是詩文中所呈顯出來的「南方」

書寫。其著作撮舉如〈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 述〉、³⁰〈流動的生命經驗與空間對話──從白居易、蘇軾「歷杭」作品看其南 方意識的形成〉、³¹〈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 述〉、³²〈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³³等多種。張蜀蕙在其研究中，反覆凸顯出

「南方」書寫中，具有的「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乃至於真實與想像之間 的辯證張力。在〈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中的疆界空間〉

一文，她特別指出，將「南方」物候入詩、入文，一方面是符應讀者獵異好奇的 需求，然另一方面，這樣的敘述方式又來自某種「寫作樣式」。而這樣的「寫作 樣式」，可以推溯至屈原──屈原提供了南貶文人的情感參照以及南方想像的文 本。然而，文人們的書寫顯然不盡然都是香花香草，這就與文人們的個別經驗與 見聞有關。³⁴張蜀蕙的〈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風土敘述〉對本文探討的主題最 有啟發。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張蜀蕙提點了風土研究中，「物候與對抗」、「地 氣與時」、「習與化」等研究面向。並檢視了唐代南貶文人，指出其面對與北方不 同的氣候型態時，如何自處，乃至於「對抗」的姿態。此涉及的不只是身體感的 問題（濕、熱與瘴氣），亦同時與前人的「南方」文本產生對話。例如鮑照〈苦

30張蜀蕙：〈馴化與觀看──唐、宋文人南方經驗中的疾病經驗與國族論述〉，《東華人文學報》

第七期（2005 年 7 月），頁 41-84。

31張蜀蕙：〈流動的生命經驗與空間對話──從白居易、蘇軾「歷杭」作品看其南方意識的形成〉

《唐代文學研究》第十二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76-695。

32張蜀蕙：〈開闢與安頓──唐代文人南方經驗中的宗教經驗與國族論述〉，《唐代文學研究》第 十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35-59。

33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嶺南學》第六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 年）， 頁 100-125。

34張蜀蕙：〈現實經驗與文本經驗的南方──柳宗元貶謫作品中的疆界空間〉，《唐代文學研究》

第十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606-621。

熱行〉，便提供了文人們理解眼前異地「炎墟」的視野。³⁵

美國學者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11）的著作《朱雀：唐代 的南方意象》，採用散文般優美的筆法，勾勒出帶有「半異域色彩」的唐代南方 圖像，並抉發其中的文化意涵。此書涉及的議題甚多，包括民族、性別、信仰、

風土、世界觀等等，作者並以一個意涵豐富的意象「朱雀」加以統攝。此書猶如 百科全書，不只點出了唐代「南方」的知識內容，更涉及其唐人如何理解、詮釋

「南方」的認知框架。誠如譯者程章燦所云，薛愛華動用的材料，不只是中古文 學的文獻，更涉及了宗教、物質文化、自然史、觀念史、文化史等研究領域的成 果。³⁶此書對唐代「南方」研究方法與議題，有重要的啟發作用，然也因為涉及 的面向寬廣，還有不少可以討論並深入探勘的部分。

在這些研究中，我們可以大略掌握「南方」的書寫特質；而最有意味的討論，

無非是文人個體進入「南方」，與地方文化和前人創作產生的碰撞與交流。而最 顯而易見的，無非是其所衍生的「流寓」、「鄉愁」等書寫。高嘉謙曾從「離散」

的視角，指出「南方」書寫傳統，源於在根深柢固的中原意識下，「北方」長期 象徵著文化與文明的中心。因此，離開「北方」而走向「南方」，往往被銘刻著 亂離、憂患與磨難的記憶與印象。除了歷史上幾個重大危難，造成政權的「南渡」、

族群的集體流亡以外，作為個人的遷徙、流亡、官宦貶謫等，常常意味著涉入險 惡環境、身心的錯置、苦難的際遇等。³⁷此涉及的是人們對於「南方」異界的想 像：不只是空間或文化上的阻隔差異，亦指向了一個關於「南方」的知識系譜與 書寫傳統，及其所帶來的認知框架。

35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敘述〉，汪維輝主編：《中文學術前沿》第九輯（杭州：浙江 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43-55。

36 [美]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 書店，2015 年）。

37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頁 52-58。

（二）「南方」地記書寫研究評述

在學界的研究中，「南方」地記往往被視為史料文獻來運用，因而大多只有 初步的輯佚與引介工作。³⁸直到近年，才有學者從「文學」研究的立場，對地記 專書加以考察。這裡所謂的「文學」研究，除了基本的史料考證、體例比對，還 包括作者與當地文化、歷史、風土的互動，乃至其所透顯出的書寫動機、敘事策 略，乃至於其背後時代意義之探討。

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開篇就以「中國古代風土觀」為題，從民間習俗、

宗教信仰、區域文化等因素，檢視「風土觀」如何形成。其主要著重探討的專書 文本，是晉人周處的《風土記》研究。其貢獻包括輯佚、體例考察，以及其所乘 載的吳越和荊楚風土文化之抉發。³⁹此外，其關注的另一個主題，是漢唐風土記 中的域外風土映像與空間構設。此較廣泛的討論了西域風土記中，涉及的華夷、

風俗之辨等議題。⁴⁰而江永紅的碩士論文《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及其文學價值研 究》，亦著眼於六朝地志的物類書寫，討論其書寫的淵源和興盛原因，並比較與

「詠物」詩賦的題材、對象與創作手法的差別。⁴¹關於「地記」所見研究大多如 上述二作，聚焦於文獻考察、輯佚與基本的引介工作。

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是少數以文學觀點，較深入研究「西南」

地域的學術著作；除了傳統的詩文研究，更深入的討論了書寫「西南」的地記文 獻材料。其從「情感與世界」、「戰爭與治理」、「性別與歷史」等多重面向，討論 這批往往被學界視為「邊緣」的文本。舉例來說，其第三章〈炎徼與我鄉〉就以 明人田汝成的《炎徼記聞》為主要研究對象，探勘其在黔江地區任官時，對於廣

38如上文提及的《唐代文化》、《中國南方民族史志要籍題解》等書。

39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頁 1-118。

40李傳軍：《漢唐風土記研究》，頁 119-191。

41江永紅：《六朝地志之物類記述及其文學價值研究》，山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4 年 5 月）。

西地方風土的描摹。《炎徼記聞》固然有「遊記」的見聞成分，然胡曉真亦提醒 我們，不可忽視其仍具有地理書寫的記實特性。學界對於田汝成《西湖遊覽志》

已有不少研究，並指出此書是明代商業文化、旅遊活動和遊覽志一個重要的展示。

42與書寫名勝地域與遊人活動的《西湖遊覽志》相比，《炎徼記聞》受到的關注 顯得更少。胡曉真從此書勾勒的「炎徼異境」，與田汝成之返鄉／故鄉書寫做了 比較，而指出了「起點」與「終點」相互參照下所激盪的意義。⁴³

而范宜如對於晚明「南方」地理書寫也有一系列的研究。包括〈華夏邊緣的 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⁴⁴〈地景．光影．文 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⁴⁵〈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 文化意蘊〉、⁴⁶〈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熥、徐（火勃）為考察對 象〉⁴⁷等。范宜如亦通過這些看似客觀記述的地理版圖、山川地景書寫，去探查 作者個人與地方文化、歷史，乃至於方志書寫傳統的對話。舉例來說，在〈荔枝 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熥、徐（火勃）為考察對象〉一文，范宜如就以

「荔枝書寫」為中心，從「食物與地理」的角度切入三位作者的「閩南」書寫中，

牽涉的文化視角與地景塑造。

從上述的梳理，我們可以窺見對於「南方」地記書寫的討論並不多，仍存在 許多議題值得深入開展。本文選擇《北戶錄》、《桂林風土記》、《蠻書》作為討論

42參馬孟晶：〈名勝志或旅遊書－－明《西湖遊覽志》的出版歷程與杭州旅遊文化〉，《新史學》

二十四卷四期（2013 年 12 月），頁 93-138。

43胡曉真：《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頁 137-162。

44范宜如：〈華夏邊緣的觀察視域：王士性《廣志繹》的異文化敘述與地理想像〉，《國文學報》

四十二期（2007 年 12 月），頁 121-151。

45范宜如：〈地景．光影．文化記憶：論王士性紀遊書寫中的江南敘述〉，《東華中文學報》三期

（2009 年 12 月），頁 145-169。

46范宜如：〈謝肇淛《滇略》的書寫視域及文化意蘊〉，《國文學報》五十五期（2014 年 6 月）頁 165-199。

47范宜如：〈荔枝書寫與武夷地景：以謝肇淛、徐熥、徐（火勃）為考察對象〉，《國文學報》五 十九期（2016 年 6 月）。

對象，正是奠基於此；一方面欲補足對於唐代南方「地記」研究的匱乏，另一方 面也試圖與前輩學者的研究接軌與對話。筆者所見的對於「唐代」南方地記的討 論，大多只停留於基本的史料考證與輯佚或校釋。就本論文關注的三部作品而言，

《蠻書》的整理工作最為豐碩詳實，有最多的注釋本，如向達《蠻書校注》⁴⁸、 趙呂甫《雲南志校釋》⁴⁹、木芹《雲南志補注》⁵⁰。《北戶錄》與《桂林風土記》

則尚無注釋本，只有陶敏的《全唐五代筆記》做了較認真的考校與輯佚。⁵¹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關於「地理」、「博物」著作與「小說」之間的關係。

董乃斌指出，除了嚴格意義上的小說外，還存在著小說的友鄰或旁支，即那些雖 不能列入小說，卻又與它存在種種親緣關係的文體。它們在小說形成過程中，曾 經提供過小說養分，甚至也被看作小說的前身或小說的一種。但從比較嚴格的定 義來看，畢竟不能算是小說，如野史筆記，博物紀聞，叢殘零札，乃至許多敘事 性的散文雜錄之類。⁵²董乃斌又指出：

在《新唐書．藝文傳》史傳雜史、故事、雜傳記和地理類中，依然保留 了許多我們視之為小說的東西……例如劉恂《嶺表錄異》、余知古《渚宮 舊事》、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等等⁵³。

董乃斌點出了「地理類」收錄的作品中，有時亦夾帶著小說性質，而莫休符《桂 林風土記》、段公路《北戶錄》正是本文關注的案例。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點出中國小說的分期方式，包括：「六朝之鬼

48唐．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49唐．樊綽著，趙呂甫校釋《雲南志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50唐．樊綽著：木芹補注《雲南志補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1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

52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9。

53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頁 158。

怪志怪書」、「唐之傳奇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宋之志怪及傳奇文」等。⁵⁴ 在這樣的基礎上，學者們進一步對中國小說進行分類。「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

的提法，首見於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他將兩漢魏晉志怪小說，分出了「地 理博物體志怪小說」一類，並把《山海經》、《十州記》、《括地圖》、《神異經》、

張華《博物志》、郭璞《玄中記》和《外國圖》納入，討論其特質與承衍關係。⁵⁵ 後起學者對李劍國分類方式有所辯駁，誠如羅欣指出的，在張華《博物志》

十卷中，只有前三卷基本是地理類的描寫，後六卷則包羅甚廣，涵括物性、物理、

藥物、方士、服食、物名、異聞、史補等等，以「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分類並 不妥當。而魏晉以降的諸多著作，所收錄的內容也往往有雜質的存在。因此，他 提出應該打破傳統小說集歸類的做法，以小說具體的內容為依據，將記載「山川、

動植物、物理、醫藥、技藝、典章、風俗」為主的文言小說，統稱為「博物雜記 類小說」。⁵⁶筆者認為，羅欣之說固然有理，也解決了一集之中有數種體例的問 題；然李劍國「地理博物體志怪小說」的提法，或許更能點出「地理博物」和「志 怪小說」之間千絲萬縷、難以切分的關聯。如林淑貞在《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 書寫範式與意蘊》中，指出了志怪小說中的地理書寫，往往夾帶著虛與實、想像 與知識之間的辯證張力。⁵⁷而在張鄉里的《唐前博物類小說研究》，亦點出了南 朝任昉《述異記》的各個條目，都是以「地理知識」作為線索，諸如湘水、江南、

漢州、揚州等等。這些地點與《山海經》中難以考察的遠國、《十州記》裡縹緲 的仙境相較，是確實存在且真實可考的。此外，《述異記》更偏重於人文地理，

而非自然地理，且對物的介紹，雖也有成仙之物和奇異物產的記載，然更著重於 人文景觀，諸如堯碑、姑蘇台、望帝台、闔閭夫人墓等等。⁵⁸綜而言之，「文類」

54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 1-77。

55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69-203、311-333。

56羅欣：《漢唐博物雜記類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7。

57林淑貞：《尚實與務虛：六朝志怪書寫範式與意蘊》（臺北：里仁書局，2010 年），第六章〈地 誌書寫：互為主體性的地景臨現〉，頁 123-170。

58張鄉里：《唐前博物類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346-363。

的區分畢竟是後設的觀點，我們不必死守，而可以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分類帶來什 麼觀看的方式。

回到本文關注的唐代南方「地記」研究，誠如董乃斌指出的，《桂林風土記》

和《北戶錄》，保留了許多小說傾向的記述；然我們不應將其中幾則記載單獨抽 出，因呈現出的虛構傾向，就輕易當作單篇小說來看。而應當放進「地記」的整 體脈絡之中觀察，與更能確實掌握其中的意義。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一、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將以當代「文化地理學」為基本思考進路，並進而參 照和辻哲郎《風土》、鄭毓瑜「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等論述，掌握中國傳統

「南方」地記的特點。所謂「文化地理」，顧名思義，就是人與自然環境互動，

而生產出物質或精神上的總和，此間牽涉了包括經濟、政治、歷史、技術等因素。

59在當代「文化地理學」的討論中，有兩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要目。其一，是學者 點出了「地方作為一種認識方式」之論題。此涉及了個人的知識與觀感，如何將 只有物質意義的「空間」，轉化為帶有情感和文化意涵的「地方」。此間固然涉及 被觀看的事物和觀看方式的互動關係，及其所引發如「刻板印象」、「命名」、「地 方感」等論題。⁶⁰其二，則是強調地理學是「建構」，而非「天生固有」；因此我 們必須對地理知識和權力形式保持敏感，描述並思考所謂「事實」背後，可能帶 有的辯證關係。⁶¹

在日本學者和辻哲郎（1889-1960）的《風土》中，則從西洋哲學的觀點，

提供了對於人與風土關係的另一層面思考。1927 年，和辻哲郎奉命赴德國留學，

在彼時受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於同年發表的《存有與時 間》（Sein und Zeit）之影響，起心動念，展開了《風土》的撰作。在序言中，和 辻哲郎敘說本書的主旨，在於「闡明人的存在方式與風土的關係，而不是論述自 然環境如何制約人的生活」。他認為，人與風土的關係，並非主客之別，而是一

59關於「文化地理學」的定義及其涉及範疇，可參李旭旦主編：《人文地理學概說》（北京：科學 出版社，1985 年），頁 135。

60[美]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社，

2006 年），頁 5-25。

61[英]Pual cloke 等編著，王志弘等譯：《人文地理概論．導論》（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6 年），XVIII。

種相互發現。他特別關注的是，人如何通過感知、進入風土，並在風土中發現自 己，並展示出人的「自覺存在的表現」。⁶²綜觀《風土》全書，和辻哲郎花費很 大的篇幅，討論風土的類型與人的關係。他並不著眼於彼些風土類型的地理學意 義（例如農作、交通、經濟模式），而是更宏觀的關注不同風土下展現的文化現 象、民族性特徵，乃至於藝術的表現。例如討論「季風型」風土時，指出印度民 族「易於感受」、「忍辱負重」的特質，乃至於《吠陀經》的藝術性格；而在討論

「牧場型」氣候時，則連結到希臘文化對於人的自由、解放之關注。⁶³

鄭毓瑜則回返「抒情」的中國傳統脈絡，點出了「自我」與「空間」的相互 定義，以重新看待文學研究的根本基礎。其指出：

空間意象並不就等於從自然地域或文物遺址上所標示的方位，當然也不 是單單由個人記憶就可以聚合出來，而必須是一種社會相續乎動下的經 驗產物，是四面八方的線索相互作用下所浮顯的立體座標。⁶⁴

此論點與其後來「引譬連類」觀點可以相互對話並且連貫。⁶⁵其突破了「疆域－

認同」的地域和國族限制，指出「典律－認同」的知識框架：也就是，所謂「地 方」，是古今同情共感知所在，而「認同」存在於彼此共享的文體語碼之中。「文 學筆法固然不是客觀地呈現區域或地方，但是卻比看似精確的統計圖表更能撐拄

62 [日]和辻哲郎著，陳力衛譯：《風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序言、第一章〈有關風 土的基礎理論〉，頁 1-18。

63[日]和辻哲郎：《風土》，第二章〈風土的三種類型〉、第三章〈季風型風土的特殊形態〉、第四 章〈藝術的風土性〉，頁 19-182。

64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全新增訂版）》（臺北：麥田出版，2015 年），見 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 16。

65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頁 14-27。

起當時深刻的社會脈絡與在地經驗。」⁶⁶

承上所述，本文一方面參照了「文化地理學」的理論資源，並交相比對、審 視中國「南方」地記的特殊意義──包括其中蘊含的認同與抒情向度。理論提供 我們思考的起點，然最終仍要落實到文本的掌握。當我們在觀看這些「地記」作 品時，一方面固然要考索其與實存地理空間的對應性，然另一方面，亦必須警覺 那樣看似記實的書寫方法，可能透顯出作者的主觀意念、知識框架乃至其夾帶的 時代意義與政治謀劃。借用 Mike Crang 之語，是「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⁶⁷ 本文一方面要檢視地記著作中「再現」的南方，另一方面，更要從「再現」出來 的南方，進一步去勾勒與思考，在知識與想像之間展示出的對話與張力。

二、章節安排及內容

本論文共分為五章，章節安排各章要旨，略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和問題意識，並界定「南方」地記 的研究範疇、審視歷來的相關研究，交代論文結構及簡介各章內容。

第二章〈注視／注釋「南方」：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唐代南方風土圖像〉， 則聚焦段公路書寫嶺南風物的《北戶錄》，去探勘唐人筆下的南方風物，及其背 後「如何理解萬物，而萬物又如何存在」的知識體系。首先，將以「家學」與「南 遊」，引介段公路其人及其創作《北戶錄》的文體淵源，及「異」的觀看模式。

並進而檢視《北戶錄》的書寫方式，指出段公路通過親身經驗，注視「在南方」

的所見所聞，驗證或修正前人的說法。接著，爬梳「異物志」的發展，指出這些

「異物」撰述，並非作者獨佔的「發現」，而是對同一風物或現象的繼承與變造。

通過比較，可以發現《北戶錄》的特別之處，在於通過文本和歷史典故的大量援

66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見導言〈抒情自我的詮釋脈絡〉，頁 19-20。

67 [英]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2003 年）， 頁 58。

引，用以「注釋」南方。此不只是中晚唐文人追異獵奇或炫學的心態，亦關乎段 公路特殊的博物家學背景。使段公路筆下的「北戶」，不只是實在的南方地景，

更是字詞符碼聯繫而成的文化圖像。

第三章〈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蠻書》中的西南敘事〉，則呼應胡曉真的說 法，指出「中國西南」是人類學、歷史學上的經典題目，卻是文學研究的新課題。

近代學者對《蠻書》中史學及民族學的考察，已有一定成果，而輯佚考據工作，

也有為數頗眾的校注本。然而，對於《蠻書》專書更進一步的詮釋與研究，至今 仍然匱乏。本章聚焦唐人樊綽的《蠻書》，一方面是補充前輩學者的研究，另一 方面，則回應到筆者自身關心的兩個課題：首先，唐人如何理解並建構比「南方」

更邊緣偏遠的「西南」風土圖像？如何在華夷之辨的傳統視角下，看待這個帶有 辯證意味的「自我中的他者」，並藉著這個「他者」來審視自我？其次，如何從 看似紀實的治理之書，考察作者的敘事策略，並詮釋其撰作策略與時代意義？唐 人樊綽《蠻書》作為一部地方志，固然是對雲南當地風土的記載。然若將此書放 入樊綽成書時，南詔勢力大起、交趾城破的時代脈絡，實不能忽略其中隱晦的「劫 餘」紀事──也就是，在城市覆滅的災難以後，對於「已然失去」的故地的回眸 與記憶。本文將以「劫餘書寫」與「華夏邊緣」為思考進路，從戰爭、風物知識 與歷史記憶的三個面向，去探勘《蠻書》隱而未顯的時代因素、書寫動機與文化 意義。

第四章〈信是南方最勝遊：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中的詩跡、史跡與神跡〉。 唐人對於「南方」邊陲的想像，多奠基於被派任乃至被貶謫的官員書寫之上。例 如記述嶺南風土異物的段公路《北戶錄》、房千里《投荒雜錄》、孟琯《嶺南異物 志》，乃至於描寫雲南的樊綽《蠻書》、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等。

大抵來說，這些作品的書寫，幾乎不脫北方知識分子的「外部觀點」。他們往往 通過南北的地域差異，乃至於文化傳統上的華夷之辨，來審視他們暫時作客的「南 方」。在這樣的「外部觀點」籠罩下，「南方」往往呈顯出野蠻、兇惡、怪異的異

域風貌。⁶⁸緣此，不禁讓筆者想要探問，是否也存在著土生土長、長期居住於南 方作者的觀點？而這樣的「內部觀點」，又與「外部觀點」有什麼差別，乃至與 後者有辯證對話之處？基於上述的思路，本章擬聚焦晚唐士人莫休符的《桂林風 土記》，藉由討論這部由書寫桂林風土的著作，來探勘唐代南人視野中的「西南」

圖像。本章期望在文獻學與民族學的基礎上，拓寬視野，從文學詮釋的角度，進 一步抉發《桂林風土記》的文化意義。包括《桂林風土記》撰作的體例，與前代 地紀有何承衍關係？莫休符撰作此書的用心為何？其藉由書寫桂林風土，是否有 更深刻的寄託？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字史料上的 考證；而必須納入中晚唐時期，大量出現的「南方」風土書寫的脈絡中觀察。如 此一來，更能凸顯出莫休符通過《桂林風土記》形塑出的「內部觀點」的特質，

以及其與一般「外部觀點」書寫之地紀的辯證張力。本文認為，《桂林風土記》

打破唐人一般對於「西南」蠻荒的想像，而通過通過詩跡、史跡乃至於神跡的連 綴，將中土地區的文人化框景，移植到桂林，並進而構築出一幅別有洞天的西南

「園林」敘事。

第五章為〈結論〉，回顧本文對唐代南方「地記」的討論，並總結此研究的 貢獻及可能開展的面向。

68請參見論文對於段公路《北戶錄》與樊綽《蠻書》的討論。

第二章、段公路《北戶錄》中的嶺南圖像

秩序既是作為物的內在規律和確定了物相互間遭遇的方式的隱蔽網絡而 在物中被給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於注視、檢驗和語言所創造的網絡 中；只是在這一網絡的空格，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 裡，默默等待著自己被陳述的時刻。

──傅柯：《詞與物》¹

第一節、前言

在中晚唐時期，出現了一批以南方邊陲為書寫範疇的風土筆記。相較為了中 央統治方便的圖經方志，²這些風土筆記呈現了地方書寫的不同面向。檢視《新 唐書．藝文志．地理類》著錄，就有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雜錄》、孟 琯《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 段公路《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林諝《閩中記》、達奚通《海南諸蕃行 記》、袁滋《雲南記》、竇滂《雲南別錄》等多種。³這些風土筆記，一方面見證 南方的異地景觀、地方風物與人文歷史；另一方面，也透顯出唐代人們對於南方 的想像，乃至關乎其背後，一套理解南方的博物知識體系。本章關心的議題，並 不只是風土筆記裡呈現了哪些風物、何種習俗，而更關注作者如何將其見聞的「經

1[法]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著，莫偉民譯：《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上海：上 海三聯書店，2002 年 12 月），頁 8。

2關於隋唐圖經發達的原因、編撰的方法與達成的效果，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20-137。

3可惜的是這些「南方」筆記多有佚失，今日較完整的，僅得見房千里《南方異物志》與《投荒 雜錄》、孟琯《嶺南異物志》與《南海異事》、劉恂《嶺表錄異》、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段公路

《北戶錄》、尉遲樞《南楚新聞》等。除了莫休符《桂林風土志》描寫西南風土，其餘作品都聚 焦於嶺南的書寫。據此，本文所言「南方」，窄義上即指嶺南邊境，而廣義來說，即是唐人概念 中，相對於「北方」中原的「南方」異境。參見宋．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509。

驗」，轉化為可以被不在此處的人們也能理解的「知識」。

本章擬聚焦段公路書寫嶺南風物的《北戶錄》，去探勘唐人筆下的南方風物，

及其背後「如何理解萬物，而萬物又如何存在」的知識體系。相較於其父執輩段 成式的《酉陽雜俎》，段公路《北戶錄》受到的關注更少，目前較嚴謹的研究成 果，僅見鍾無未的碩士論文以及余欣和鍾無未聯名書寫的期刊論文各一篇。後者 是在前者基礎上，增補發展而成的版本，內容所差無多，皆為《北戶錄》做了相 當認真的整理工作。⁴本文肯定其成果，然盼能在其文獻整理的基礎上，進一步 抉發《北戶錄》的敘事策略與文化意義。

《北戶錄》以南方風物為主軸，涉及「民風、土俗、飲食、衣製、歌謠、哀 樂」的記述。⁵本文以傅柯《詞與物》作為本章的引子，是欲借用理論家對於「詞」

與「物」之間隱然「秩序」的思考，來掌握、審視《北戶錄》中的知識圖像。

首先，本章將以「家學」與「南遊」作為關鍵詞，初步引介段公路其人及其 創作《北戶錄》的養分與淵源，並考察其與《酉陽雜組》、博物志、乃至於「行 記」書寫體例的關聯與差異。並進而以「注視南方」與「注釋南方」為思考進路。

前者強調段公路面對異地知識的種種姿態，而後者則標舉作者對於經典文獻的拉 連。本章將探勘《北戶錄》所展示的書寫特質，乃至於段公路如何將南方的親身 經歷與見聞，納入龐大的「異物」知識網絡之中，逐漸編織出一幅既實而虛的「北 戶」風土圖像。

4鍾無未：《北戶錄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余欣先生指導，

2013 年）；余欣、鍾無未：〈博物學的中晚唐圖景：以《北戶錄》的研究為中心〉，《中華文史論 叢》第 118 期（2015 年 2 月）。

5引陸希聲〈北戶錄序〉，見陶敏主編：《全唐五代筆記》（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年），第三冊，

頁 2128。本文引述《北戶錄》文字，皆以此書為準。下文依敘述需要，僅標註頁碼，不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