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與多元文化教育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國際之間的人口遷徙現象益發顯著，跨 國婚姻於臺灣社會快速成長。然而，新移民女性進入臺灣後，由於她們來自經濟 發展程度較臺灣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是本土社會的新族群（第五大族群），且 其配偶多為社會底層者，加上臺灣的婚姻體系偏向父權社會，使新移民女性不論 在家庭地位、教育程度、社會生活、經濟地位、語言溝通等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在社會形成「新弱勢族群」（吳清山、林天祐，2005a），其與子女可能遭遇的困 難包括：教養子女，心有餘而力不足；缺乏支持系統，處境困難；家庭教育功能 不彰；經濟困難，生活與學習環境較差；易被種族歧視，缺乏自信產生疏離；學 齡前即有學業適應不良問題產生；教育資源不足，教師意願與動機需要提升；跨 部會與跨局處的策略整合有待建立等（蔡榮貴、黃月純，2004）。以下先從全球 化的脈絡析論婚姻移民的形成原因，再論述新移民的社會困境，進而從多元文化 與反歧視教育的角度出發，闡述其與跨國婚姻之間的關係。

壹、全球化與婚姻移民

多元文化教育必須正視、面對不同族群間的偏見與敵視。然而，族群之間的 衝突與傷害並非一夕之間造成，而是其來有自，必須從個人的立場，推演至更寬 廣的歷史與結構脈絡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與體會，進而產生人我之間的交 會，故有必要從婚姻移民的形成背景─「全球化」的趨勢與浪潮開始釐清，方能 瞭解商品化跨國婚姻的成因。

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全球成為一個溝通無國界的地球村、資源共享的社會、無 藩籬阻隔的市場，如此巨大的變遷與挑戰，無形中對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產 生諸多衝擊。林海清（2006）認為全球化並非國際化，而是跨國化的一種趨勢風 尚與文化，並進一步對全球化加以定義，指出狹義的全球化是指從孤立地域國家 走向國際社會的進程；廣義的全球化則指在全球經濟、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的情況 下，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合作、互動愈益加強，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樣式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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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推廣，而成為全球通行標準的狀態或趨勢。儘管全球化使得資訊科技快速發 展，強化全球意識，使得世界各國打破閉關鎖國的態度，儘可能地開放自己的門 戶，在諸多領域產生合作與交流，增加了生活的便利性與文化的多樣性，卻也同 時增加了人口的脆弱性，特別是那些存在於全球經濟底層的族群，迫於家中嚴峻 的經濟狀況，必須為了生存而移動的弱勢族群，新移民女性即為其中之一，間接 造成了商品化跨國婚姻（女性的特殊移民形式）的形成。

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對半邊陲與邊陲國家均造成劇烈的影響，夏曉鵑

（2002，2003）運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分析，認為「資本國際化」與「勞力自由 化」使得半邊陲國家（例如臺灣）的大量工廠關閉，造成大量勞工被迫解雇，與 此同時，核心及半邊陲國家卻引進大量的移工，以取代國內低技術、非技術較昂 貴的勞動力，使得原本即已在工業化、都市化、國際化過程中經歷衰退、凋零、

破產的農村勞動力，更在經濟全球化的排擠下，難以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生存的 機會。加以臺灣在父權婚姻制度之下，男性被期待必須等同或高於女性的社會地 位，使其在國內婚姻市場上的價值益形滑落，缺乏競爭力；同樣的國際形勢表現 在邊陲國家（例如東南亞），使得女性因男性的經濟力衰落，而將對象轉向核心、

半邊陲國家的男性，進而在此過程中，產生了深諳核心、邊陲雙邊需求的「婚姻 掮客」，推坡助瀾地促成「婚姻移民」，使得抽象的政治經濟關係，具體化為人與 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貳、新移民的社會困境

最初臺灣對於透過婚姻仲介管道，跨國移民而來的大陸與東南亞女性，多稱 為「外籍新娘」或「外籍配偶」。這樣的稱呼意味著視新移民女性為「外來者」，

帶有物化女性的意味，忽略其主體性，隱含歧視。近年來為更加尊重、欣賞這些 女性，肯認其歷史與文化，落實應有的基本權益，遂改稱「新移民女性」，其所 生育之子女亦稱為「新移民子女」或「新臺灣之子」。以下就一些專書、論文、

期刊及報章等內容，整理出新移民在臺灣的現況，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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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會困境

（一）負面的社會認知、汙名與歧視

汙名可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一為身體方面，意即對各種身體畸形或缺陷 的憎惡，一為個人性格的缺失，一為對種族、國族與宗教的族類污名，透過血統 來傳遞，滑移至家庭中所有成員，新移民所受到的汙名即屬於第三類。汙名使得 原本在一般社會交往中，應該很容易被接納的個人，只因具備一項突兀的特質，

使他人對其產生厭惡，破壞了他的其餘屬性所該得到的對待。人們認為受汙名者 並非完整的人，基於這樣的預設而建構出汙名理論，解釋其低劣，合理化對於差 異的仇恨，施加各式各樣的歧視，藉以有效地減少他的生命機會（曾凡慈譯，

2010）。

臺灣官方、媒體與民眾便時常將新移民女性汙名化，擁有許多無知且未經自 省的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認為買賣婚姻易導致破碎的家庭，使得臺灣的人口 素質降低；新移民女性的形象則為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並 常與犯罪畫上等號；而跨國婚姻中的男性則形塑為社會所不欲者（夏曉鵑，

2001），而這些意識形態，更成為危害新移民女性人權的各種法律規定背後的重 要支柱（夏曉鵑，2003）。

1.社會問題的來源

主流媒體常以負面形象報導新移民，將新移民犯罪化、疾病化。許多廣告 看板也常以「保證處女、絕不加價」、「兩年不懷孕，馬上退貨」與「一年之內 跑一個，賠一個」等聳動句子宣傳，將新移民視為可販賣的商品。夏曉鵑（2005）

便指出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將新移民描繪成一群教育程度低落，來自貧窮國家，

所結婚的對象是中低階層的男性，婚姻破碎，是臺灣問題的製造者。而媒體以誇 張的方式，大幅報導某些單獨個案的結果，也使得不知情的民眾，不但相信這些 錯誤的印象，甚至對新移民心生厭惡，再者，媒體無遠弗屆的傳播效果，也無形 中強化校園內學生「敵視」或「鄙視」新移民的氣氛（陳雪慧，2005），造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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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女性及其子女日常生活極大的壓力與創傷（夏曉鵑，2003）。然而，這些報 導並非依據「客觀事實」，而是透過人為的敘事策略，輔之以官方說法，加上捏 造的統計數據，以及模稜兩可的文句，建構出「社會問題」的意象（夏曉鵑，2001）。 2.拖垮知識水平的兇手

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偏見、刻板印象也展現在對其子女的認知上，認為 新移民子女發展遲緩，加上母親中文能力不佳，易造成學習低成就，成為社會的 負擔；相反地，擁有西方血統的孩子，人們卻甚少擔心其中文能力。這些歧視的 背後，顯示出臺灣人未經自省，對第三世界的無知與偏見（夏曉鵑，2003）。然 而，新移民女性並非文盲，部分新移民女性甚至在原本國家具有高學歷，再者，

發展遲緩現象的發生因素相當多元，包括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兩種因素，甚至有 許多發生原因至今仍不明。

從課程的角度觀之，文化差異本存在於不同族群間，影響學生獲取知識的方 式。然而國家教育機制的操控，卻要求新移民融入主流文化脈絡下的學校知識，

提供與其生活經驗低度關聯的知識，使得族群文化教育與學校教育相互疏離與異 化，學校與家庭成為兩個不連續的文化界面，缺乏文化一致性，產生文化斷層，

因而造成學習適應問題（譚光鼎，2002），使得新移民子女在學習主流族群文化 時遭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難。

另一方面，社會文化理論便曾對學業成就的成因提出兩個詮釋觀點：文化剝 奪 (cultural deprivation) 與文化差異 (cultural difference)。前者源於心理學的環境 剝奪理論，以補償教育為因應方式；後者則認為不同文化背景者在信仰、價值觀、

規範和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差異，並無優劣之別（孫中欣，1999；譚光鼎，2002）， 由此可知，教育失敗的原因乃肇因於後天的差異，而非先天本質的缺陷，教師須 將新移民子女學業成就不佳的歸因從「基因差異」改變為「文化差異」，進而檢 討學校學習情境的文化適切性，方能對問題有更深層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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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儘管許多新移民家庭確實在教育程度及社經地位上較為弱勢（文 化不利、文化剝奪），使得子女較欠缺主流社會學習環境所需的各種刺激，但影 響學習成就的關鍵因素，仍在於學校和家庭文化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盧臺華

（2010）所公布之為期 3 年的「新移民子女數學教育之探討與介入」計畫便表示，

受訪的新移民子女有 2 成 7 認為學習數學有困難，最大問題是國語文能力不好

（48.3%）、上課不專心及注意力不集中（15.3%）、計算能力需加強（7.9%）、

家中無人指導課業（7.3%）等。其中，家中無人指導課業一項，以印尼時間表示 法為例，「7 點 2 個字」代表「7 點 10 分」，「1 個字 8 點」類似於口語「還有 5 分就 8 點」，也就是「7 點 55 分」，這樣文化差異使得新移民女性在協助子女 解決數學問題上遇到困難。

除此之外，對於新移民女性母職角色的扮演上，夏曉鵑（2007）認為，儘管 新移民女性因母語不受臺灣社會接受與重視，其中文程度又無法完全表達，使得

除此之外，對於新移民女性母職角色的扮演上，夏曉鵑（2007）認為，儘管 新移民女性因母語不受臺灣社會接受與重視，其中文程度又無法完全表達，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