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年生平與思想淵源
第一節 日治時代的殖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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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早年生平與思想淵源
在探討蘇新戰後的民族認同與思想前，本文仍須將其早年生平作簡短的介 紹，並將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政治、經濟脈絡做出具體的描述，以瞭解蘇新政治意 識形態形塑的過程與源頭為何，更重要的是，分析蘇新在日治時代的實際行動，
與其政治思想的方向與強度，才得以與往後各個人生階段的政治行為及態度做出 比較，以看出在時空背景的變遷下，蘇新政治思維的轉變與否。
第一節、日治時代的殖民經濟
自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遭到割讓而成為日本殖民地，相較於 早已發展出資本主義的日本，歷經中國三百年王朝統治的臺灣，仍處於畜力生產 為主的農業時代，在許多反對接收台灣的人士眼裡，臺灣人民不僅民族複雜多 元，且素質低落，充斥各式社會陋習，如鴉片、裹腳、綁辮子等等，加上氣候惡 劣、衛生條件極差，對於缺乏殖民地治理經驗的日本，實為一項艱困的挑戰。10由 於風土民情的不同，加上統治初期治安紛擾，零星反抗不斷，臺灣總督府確立了 以「六三法」為基礎的警察威權政治，在威權體制的政治控制下，臺灣人民受到 各種層面的不平等待遇，並引發規模大小不一的反抗行動，從總督府前二十年統 治期間的重大武裝抗日行動 如北埔事件、苗栗事件、西來庵事件等等，就可得 知日本治臺遇到的重重困難。11
但警察政治的建立，僅是殖民地統治的手段而不是目標，日本從獲取臺灣的 那一刻，旋即思考其經濟價值所在，早在 19 世紀後半葉，臺灣因為開港通商的
10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臺北：帕米爾出版社，1987 年，頁 11-12。
11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2 年，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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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會的安定與種種經濟產業的壟斷，台灣本島內的民族和階級衝突旋即接踵而 來。臺灣殖民地經驗的成功，實則是壓榨無數台人的心血勞動而來，就以支撐起 日本在台統治經濟基礎的臺灣製糖業為例，不僅被日本資本家壟斷，更獨佔甘蔗 的採購權，且由日本官方制定甘蔗的數量、收購價格及方法，層層剝削得控制台 灣蔗農，17蔗農階級因而成為台灣第一個反抗總督府的經濟產業，從 1923 年到 1925 年之間臺灣各地皆發生蔗農要求提高甘蔗收購價格的爭議，其中以二林蔗 農組合在 1925 年 10 月，與日本警方發生暴力衝突一事最為重大，史稱二林事件。
當然，在民族不平等的剝削下，當然不只有蔗糖產業收到經濟壓迫而想改變 現況，就在知識分子的引領帶動下，促成了台灣農民階級的團結反抗。受馬列思 想薰陶的教師簡吉(1903-1951)，在 1925 年台灣各地發生農民抗爭的情況下，辭 去教職走向農民抗爭運動，並組織「鳳山農民組合」，長期巡迴各地農村演講，
鼓勵農民向地主階級鬥爭。更於 1926 年 9 月，簡吉擔任發起人組織「台灣農民 組合」，組織目的在於團結台灣全島各地的農民組織，以對抗日本長期以來的對 台籍農民的經濟剝削，將各地的農民組合統整後，形成鳳山、大甲、曾文、嘉義、
虎尾五大支部，成為日治時期台灣最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組織。18
但日本警方於 1929 年 2 月農曆新年期間，突擊逮捕台灣農民組合成員，史 稱「二一二事件」，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被控違反《治安維持法》，包括簡吉在內，
共有十二位農組成員被起訴判刑，領導人簡吉則被判一年，台灣農民組合也成為 非法組織，19雖然還有殘餘成員進行地下行動，但也在殖民政府的強力鎮壓下被 迫停頓。另外，要特別提到農民階級對於殖民剝削的反抗運動，並不是全然由農
17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95-296。
18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21-223。
19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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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進行，許多臺籍中產階級、工商業者也參與其中，因為台籍企業經常受到總 督府與日本企業家的控制與監督，各項產業的經濟利益更是遭到日本企業寡斷，
同樣身為台灣人的農民階級與工商業者，他們所受的壓迫皆是建構在民族歧視政 策下，並非特定經濟產業或階級遭受剝削，如此跨越階級的合作自然而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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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小節將描述蘇新早年的生平經歷，與其政治意識形態的學習歷程，同時 也將更進一步分析，臺灣人在政治、教育與心理等各項層面所受到的壓迫，探討 如此嚴重民族歧視與不公的時代背景，是如何影響蘇新決定走向武裝抗日的政治 旅程。
第二節、蘇新早年生平與教育背景
蘇新於 1907 年 11 月 14 日，誕生在台南縣北門區佳里鎮佳里興，是祖先從 福建遷台已降的第五代，由於父親於七歲時亡故，母親又改嫁，加上弟妹早夭，
因此蘇新童年時期過的相當孤獨，在少數這時期的文字描述中，特別的是以下這 段回憶：
那時，我們最愛唱的是阿媽自己編的兒歌：「月公公，秀才郎，
騎白馬，過南唐。過南堂，要作啥，尋阿祖，食月餅。」針對這 首童謠，蘇新的阿媽還特地解釋，「『南唐』就是唐山，就是咱 祖家的所在。『尋阿祖』就是回老家拜祖。」……我父親和幾個 叔伯們，雖然思念家鄉同安，但從來也沒有回去過，阿媽說，是 因為沒有路費。21
20 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頁 295-296。
21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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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提時期，透過祖母編作的兒歌，瞭解自己的祖先是從福建同安而來，
與親屬長輩們對祖家的思念。在接觸正規學校教育前，蘇新最先讀到的書是中國 倫理經典：一九一四年 (八歲)進入村里的書房讀過一部《三字經》和《四書》。
22由上述兩段回憶可得知，同年的蘇新由於受到親人的祖籍認同，及村里中國式 私塾教育的影響，對中國有了初步模糊的概念。往後蘇新正式進入就讀公學校，
展現了過人的才智：
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歲)進入佳里興公學校(即台灣人子弟的小學)。
由於家裡人多，田地不多，有足夠的勞動力，不需要我勞動，所以 在六年的過程中，都能夠很順利地安心讀書。這養成了以後經常看 書的習慣。四年級的時候就會看雜誌，會寫文章投稿，常受到學校 的表揚。23
蘇新談到的公學校，是依據總督府於 1919 年發布的第一次《台灣教育令》， 內容規定大多數漢人兒童就讀「公學校」，僅有日籍學生與少數社會上層的台籍 學生，能就讀教育資源較為豐富的「小學校」。由於家庭經濟無後顧之憂，蘇新 優越的學業表現，讓他於 1922 年考上台南師範學校，但也就在同一年，總督府 第二次發布《台灣教育令》，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地民族自決風潮 的影響，日本政府深恐台人效仿，要使台灣教育體系與日本內地一體化，除初等 教育外，中學以上學校施行日、台學生共學，並停止使用「內地人」、「本島人」
等差別性的稱呼，24但原本專供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湧入更多日本人後，反而造成 臺灣人中學以上就學率降低。
同樣原本只有單純招收台灣學生的台南師範學校，因為新教育令的規定而一
22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7。
23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7。
24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台灣史》，頁 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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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招收日籍學生，但這造成了臺、日籍學生間民族衝突問題日形嚴重，因為整體 教育福利與待遇皆偏頗於日人，且在飽受日人民族優越感的歧視下，普遍引起台 籍學生的不滿，蘇新就在這一年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的民族歧視：
由於日人老師歧視台人學生，常引起台人學生對教師不尊敬或反抗 的事情。而這些事情的責任大多歸到我身上來，因為我是級長。有 些日人學生甚至向教師反映這些事情都是我煽動的等等。從這個時 候起，就開始痛恨日人學生的「民族優越感」和日人教師對台人學 生的「民族歧視」。25
在蘇新意識到台、日人間民族差異與歧視的同時，1922 年的台灣正處於社 會改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代，鑒於日治前期諸多武裝抗日行動的失敗後，許多有 志於改革臺灣人二等公民處境的台籍知識菁英，著眼於和平形式的政治、社會改 革運動，將一次大戰結束後，盛行於全球的民主政治、自由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潮 傳播至台灣各地，讓包括蘇新在內的眾多臺籍學生意識到自身的民族處境，而能 明顯感受建構在對於台人民族歧視上的日本民族優越感。但事實上，蘇新在學校 教育過程中，所感受到教育政策上的民族不公，以及上一節所提到受到經濟剝削 的農民階級，都僅是日本殖民地政策下的一部分受害者，若從整體殖民政策來觀 察，台灣人民面對的，是橫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心理層面的民族歧視與剝 削，蘇新的感受就如同大多數的臺灣人民一般，並非特定產業、階級或是個別案 例而已。
在政治層面，由於「六三法」賦予臺灣總督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權於一 身，十足的集權專制下，台灣人民不僅沒有現代民主國家公民擁有的參政權，連 基本人權都難以完善，如為人所詬病的保甲條例、匪徒刑罰令、罰金與笞刑的施
25 蘇新，〈蘇新自傳〉，《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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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是以「六三法」為核心而延伸出，如此的嚴刑峻法普遍讓臺人心生不滿與 羞辱。26有鑑於臺灣人民所受到的政治不平等待遇，許多知識分子、鄉紳階級紛
行，都是以「六三法」為核心而延伸出，如此的嚴刑峻法普遍讓臺人心生不滿與 羞辱。26有鑑於臺灣人民所受到的政治不平等待遇，許多知識分子、鄉紳階級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