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35
第二節 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定義與分類
一、傳統文人的定義
何謂傳統文人？目前一般研究者對於臺灣傳統文人多以舊文人、舊儒或漢 儒稱之，視為一個沒有疑義的舊知識階級的統稱，而未明確定義。在少數的定 義者中，李泰德認為傳統文人很難有標準的定說，大抵為出身士紳、地主世家 或世族，曾受傳統儒教倫理或私塾教育者，因此多屬雅好漢學，甚至從事研究 者。61張靜茹則指稱傳統文人是以儒家正統知識為學習內容，接受儒家思想、倫 理、政治、歷史、文學、經濟、法律、聖賢言行洗禮，將心力用在鑽研儒家的 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思想，並研究闡發其中義理，學作科舉文章及詩詞歌 賦者；亦即深受儒家價值體系影響，並且內化成為生命主要基調的一個群體。62 前述兩種定義均有值得商榷之處。李泰德的定義指明成為傳統文人有兩大 條件：一是出生世家或世族，二是曾受漢學教育。如此一來，顯然將家境清寒 的寒儒排除在外，實欠妥當；而家庭的權勢和財力到達何種程度才能稱為世 家、世族，也應闡明。至於受過私塾教育就是傳統文人的說法，實過於籠統。
張靜茹的定義用來闡釋清代之前遍覽儒家經典，並以參加科舉為人生標的 之文士或許頗為適合，不過用來形容日治時期臺灣的舊文人實有不足之處。因 為日治時期是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即使是飽讀漢學的舊文人也不乏接觸新知 識的機會，所以其定義恐怕無法斷然判別誰是純粹的傳統文人。為此張靜茹再 加補充，以是否受過儒學教育及作品類型作為區別標準，並不排除自學或因時 空環境影響而吸收新知者。63由此可見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多少均有接觸過新
61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8），頁 2。
62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3。
63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頁 3。
學，其知識來源已不限於傳統漢籍，故其樣貌遠較前代複雜，導致難以精確定 義。
尤其 1920 年代臺灣新文學出現後，傳統文人不只書寫傳統文學，傳統文學 的作者不盡然是傳統文人，許多鼓吹新文學者，例如賴和、陳虛谷、吳蘅秋、
吳濁流、葉榮鐘等人，均曾接受過漢文教育，受過儒家思想薰陶，也會作漢 詩，並加入詩社，這些擅長新文學，也發表舊文學作品者可稱為傳統文人嗎？
如果依照張靜茹的分類，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在其著作中將致力於新文學 創作、但晚期投入漢詩領域的周定山也歸入傳統文人的範疇。
亦有研究者將黃得時視為最典型的傳統文人代表。64然而，雖然黃氏幼時 曾入私塾修習漢文，而會作漢詩，但其文學作品主要以白話文，甚至是日文書 寫，並曾加入日人西川滿等發起的「臺灣文藝家協會」，且其專長為中日比較 文學、臺灣文學史和鄉土文學研究。在其身上似乎難以找到太多與傳統有關的 連結。
是以，將會作漢詩的新文學大將也納入傳統文人的作法，難免讓人產生質 疑。畢竟他們仍以新文學作品為創作主力，且在新舊文學論戰時，陳虛谷、葉 榮鐘等人均曾為文抨擊舊文學者，若只因其會作漢詩，即將其納入傳統文人的 陣營，顯然不夠周延。會作漢詩的漢詩人65與傳統文人兩者之間，應該不是一個 全然對等的等號。
針對此疑問，黃美娥提出畢生文學創作主要為傳統文學（文言文、漢詩、
文言小說……）的文人方為傳統文人的看法。認為：「這些人的文學成績，儘 管可能不乏維新思想的言論而與新文學家近似，如連橫、魏清德、謝雪漁、鄭
64 李泰德，〈文化變遷下的臺灣傳統文人—黃得時評傳〉，頁 2。
65 關於漢詩人，施懿琳定義如下：凡是經常從事詩作，且已被肯定者，始可謂之詩人。而所謂被 肯定，可以下列兩點作為衡量的尺度：其一，必須是詩社的成員。其二，必須有個人的詩集，或 者其詩作必須見於詩會的徵詩或課卷，或是收錄於時人及後人所編纂的詩集中。施懿琳，〈日治 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93-94。
第一章 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37
坤五……等，但在目前仍以其舊文學的成果而作為其一生評斷所繫，故在臺灣 文學史中依然被視為傳統文人群；相對地，某些文人雖然一生中曾經寫過傳統 文學作品，如張我軍、賴和、林荊南……等，但是由於其人對於新文學（白話 文、新詩、白話小說）的強力支持與創作實踐，甚至在新、舊文學論戰中站在 支持新文學的一方，對於傳統文學多所批判，因此仍被視為代表新文學家一 方。」66綜合前述，黃美娥係以創作時主要的文體及文人對其自身身份的認知，
作為新舊文人的區隔。
柳書琴則採用「文化世代」的概念，對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加以定義。柳 氏認為唯有經歷過 1895 年臺灣割讓的重大歷史變局，以及 1920 年代新舊文學 論戰引發的文化領導權失落之雙重衝擊及雙重舊化者，方有資格稱得上「舊文 人」。此處所謂的「舊」來自兩方面，一個是內在心理層面上舊國文化遺民的
「舊」，一個是文化公共領域中相對於西學╱新學、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
「舊」；前者是一種自我選擇，後者則是一種被迫的裁定。
依柳書琴的說法，傳統文人世代出生於 1860-1885 年間，自幼即接受以科 舉考試為目標的漢學教育，具備儒學教養。他們之中不少人曾參與科考，經歷 過割臺戰爭中的憤怒和驚恐，也經歷過國籍選擇，有人內渡中國大陸，有人以 漢詩與第一代日本官僚交往，也有人終身以棄民自我認同。雖有諸多歧異，但
「維繫斯文於一線」的使命感使他們共同締造一個漢文共同體，成為日治時期 詩社、文社的創辦人或靈魂人物。
至於清法戰爭（1883-1885）結束後，至乙未之變前後或之後出生，在 1920-30 年代，仍選擇從事傳統漢詩寫作者，即被柳書琴排除於傳統文人之外。
柳氏認為此世代是日治時期接受雙軌教育的第一代，割臺之際他們正值預備接 受書房教育或初入書房學習之齡，有相當的漢學素養，但其素養已不如上一個 世代深厚，多半曾接受公學校以上的現代教育，其教育背景與所處環境與上一
66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頁 14-15。
個世代有所不同，故稱其為傳統文人的衍生世代，此一衍生世代長期徘徊於不 同知識體系與價值之間，苦惱抉擇和適應。67
雖然，在西方世界應用世代概念的論著不少，布洛克（Marc Bloch，1886-1944）曾說：「大約同時生在同樣環境中的人，必然受到類似的影響，尤其是 在他們的成長期。經驗證實：拿這樣的一群人來與比他們年老許多或年輕許多 的團體相比較的話，他們的行為顯示出某些一般而言相當清楚的特徵。即使是 就他們最不一致的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這種來自同一年代的共同烙印正 是造成一個世代的東西。」68在臺灣史學界，周婉窈亦注意不同世代的差異，其 研究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發覺主導運動的新興知識份子的心態和世界觀 不同於前後兩個世代，稱之為「乙未戰後新生代」。從事皇民化運動研究時，
又注意到年輕一代和前兩代的差異，而提出「戰爭世代」的說法，即出生於 1920 至 1930 年的臺灣人。69然而，若援引此概念來定義日治時期臺灣的傳統文 人，恐有不盡妥當之處。70
首先，1885 年之前出生的傳統文人不乏曾受現代教育者，例如謝汝銓
（1871-1953）、王石鵬（1877-1942）、陳貫（1882-1936）、黃春潮（1884- 1959）、莊雲從（1884-1925）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黃旭東（1854-1913 ）、林 玉書（ 1882-1964 ）畢 業於臺灣總 督府醫學校 ，71
67 柳書琴，〈傳統文人及其衍生世代：臺灣漢文通俗文藝的發展與延異（1930-1941）〉，《臺灣 史研究》14:12（2007 年 6 月），頁 41-88。
68 Marc Bloch 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頁 171-172。
69 周婉窈，〈「世代」概念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 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頁 1-2。
70 施懿琳將賴和、陳虛谷、吳蘅秋等應社諸子稱為「二世文人」，主要是強調兼擅新舊文學者多 為乙未前後出生的世代，與洪棄生、吳德功等純粹書寫傳統文學的一世文人有別。施懿琳，〈日 治中晚期二世文人的詩社活動與作品特色—以彰化「應社」為分析對象〉，收於施懿琳，《從沈 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 313-361。然而，乙未前後出生的世代，以傳統 漢詩文為主要書寫形式者亦為數不少，例如施廉、施江西、許幼漁等，故不宜以世代來劃分。
71 景福基金會編，《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頁 1。
第一章 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39
1954）則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72反之，絕大多數乙未前後出生的文人亦受過書 房教育，例如施廉（1900-1967）公學校畢業後，向叔父施梅樵習漢文，73詹作 舟（1891-1980）自幼入黃倬其的書房就讀，74連德賢（1907-1986）早年師事莊 嵩。75兩個世代的文人均有同時接受新舊教育者，在教育背景上並非截然有別。
其次，臺灣詩社於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大興，各種大大小小的詩社如雨 後春筍般在各地出現，當時正是文學社會化的時期，擊鉢吟詩是一種社會交際 的手段，亦是一種生活風雅。當時活躍於詩社者多半為乙未前後出生的年輕一
其次，臺灣詩社於 1920 至 1930 年代初期大興，各種大大小小的詩社如雨 後春筍般在各地出現，當時正是文學社會化的時期，擊鉢吟詩是一種社會交際 的手段，亦是一種生活風雅。當時活躍於詩社者多半為乙未前後出生的年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