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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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1895 年，清廷依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此一變局對臺民，尤其是傳統文人的影響極為深遠。所謂傳統文人係指曾受漢學教育，以傳統漢詩文為主要創作者。清道光年間臺灣的文人階層即已崛起，此處所謂的「傳統」，係與 1920 年代起以白話詩文為創作方式的新文人有所區隔。傳統文人深受「嚴夷夏之防」、「漢賊不兩立」的儒家思想薰陶，並以科舉為晉身之階，但日治之後遭受異族統治，傳統上升流動的管道突然斷絕，加以殖民當局以漸進的方式推行日語，使漢文化的延續面臨危機，因而造成其文化認同（中國）與政治認同（日本）的分歧。另一方面，隨著日本的現代化建 1. 設，各種西洋的新科技及新思潮傳入臺灣，他們「老眼驚看新世界」，遭逢前所未有的衝擊。在新. 舊、中國. 日本. 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勢力並存. 的時空下，傳統文人如何回應和自處，實為一個值得探究的課題。向來提及傳統文人，常會與堅守民族大義、義不臣倭、排斥西洋文明等刻板印象相連結，特別是洪棄生堅不剪辮、拒穿洋服、拒講日語、反對讓子女至 2. 公學校就讀，終身以遺民自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但若仔細耙梳文獻，會發現有許多文人呈現出與洪棄生截然不同的面貌。首先，進入統治體系擔任基層公職者甚眾，例如洪以南曾任臺北廳參事、林維朝曾任嘉義廳參事及臺南州協議員、陳梅峰曾任澎湖湖西庄長等。其次，有不少接受新式教育進而嫻熟日語者，例如謝汝銓、魏清德、陳貫、莊雲從均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 1. 「老眼驚看新世界」出自張麗俊〈六十感懷〉之四，詳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 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頁 263。 2. 關於洪棄生的生平事蹟，可參見程玉凰，《洪棄生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2) 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語」係指日語，因係學校名，故因襲之），特別是謝汝銓，據載於日治之初便勤習日本語言文字，汲汲於當時之學。. 3. 在未接受新式教育者中，有透過中國報刊吸收新思想者，林幼春私下嗜讀清末鼓吹新知的報紙雜誌，因而擔任霧峰區長期間，舉辦解纏足會，以其母何德珠等林家女眷放足為表率。 4 此外，西方新科技對傳統文人也有極大的吸引力，張麗俊在日記中即不厭其煩地紀錄他搭乘火車、參觀工廠新式機械及接觸電燈的新體驗；5電扇、望遠鏡、飛行機、摩托車等西方新事務也常成為傳統文人吟詠的素材。6 另一方面，日治中期以後，輿論每認為傳統文人是一群對執政者奉承阿諛的諂媚之徒，與前述反日的刻板印象正好截然對立。蓋日本當局為便利統治，自始即對傳統文人採取籠絡的政策，除舉辦揚文會、饗老典、頒授紳章外，對於詩社亦採取扶植的態度，造成全臺詩社大興，其數多達 370 個以上，7文人亦常與日本官紳唱和。81920 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乃遭新文學者批評. 3. 王松，《臺陽詩話》（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頁 68。謝汝銓自稱：「年二十二入. 泮，為欲試秋闈，仍攻八比試帖不懈，蓋科場重此也。甲午歲版圖易色，為應時急策，力習帝國語言文字。嚮所讀經書，悉束高閣，供飽蠹魚。」謝汝銓，〈奎府樓詩草自序〉，收於謝汝銓，《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3。 4.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頁 470，許雪姬. 撰，「林幼春」條。 5. 林蘭芳，〈傳統士紳與新科技的對話—豐原張麗俊的近代化體驗（1906-1936）〉，收於《水竹. 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頁 335-368。 6. 黃美娥，〈實踐與轉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 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4），頁 165-168。 7.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3（1997 年 9 月），頁 43-. 88。其後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183-227。 8. 關於傳統文人與日本官紳唱和的情形，可參見施懿琳，〈從《采詩集》看臺日漢詩人的互動模. 式與書寫話語〉，收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頁 363-402。.

(3) 前言 3. 成詩作中缺乏真感情，鎮日只知對督憲逢迎諂媚、周旋於青樓鶯燕的墮落學士。 9 葉榮鐘更以諷刺性的筆調消遣道：「請設想這班墮落詩人，一旦嗚呼哀哉，第一、迫在眼前的總督閣下的〈年頭感賦〉要叫什麼人去『敬和瑤韻』呢？……第二、對著以『九間仔』為中心而散布於全島的所謂『鶯鶯燕燕』叫誰去贈詩呢？」10舊文人的形象可說已敗壞至極。然而，與總督敬和瑤韻、贈詩與美人，是否真是如此不堪，該受千夫所指，則有待深究。綜上所述，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樣貌可說相當複雜，他們飽讀儒家詩書，與新文學者相較，雖在寫作形式上堅持傳統，但不乏接觸西方新思想及新科技的機會，部分人士且接受過新式教育。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其思想內涵有何變化？在日本統治下又如何進退？對於執政者的漸進同化政策如何回應？漢文要如何堅持？對於文化上的母國—中國存在何種感情？在社會與文化變遷下其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娛樂及宗教活動呈顯出何種特色？在在均是本論文所擬解答的課題。同時，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是一個透過漢詩文以凝聚彼此的獨特群體，對於漢文的延續有所貢獻；在社會上不少人位居名望要職，其舉止動見觀瞻。是以，研究此群體有其一定的意義。有鑑於此，本論文旨在討論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對社會與文化變遷的態度和認同，進而解明臺灣淪為殖民地，但在日本主導下邁入現代社會時，各種文化衝突與認同糾葛纏繞不清的複雜現象。. 二、文獻回顧與評述. 9. 關於新文學者對舊文人的批評及雙方論戰過程，可參見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 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 229-269。 10. 葉天籟，〈墮落的詩人〉，《臺灣民報》，242 號，1929 年 1 月 8 日。.

(4) 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目前學界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傳統文人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最早是 Harry J. Lamley（藍厚理）“The Taiwan Literati And Japanese Rule, 1895-1915”（臺灣文人與早期日本統治）11，討論傳統文人之形成及其於日治初期的肆應與轉變。然因作者對日文基本史料未能加以掌握及利用，造成內容有不少錯誤，加上分析稍欠深入，研究斷限又僅至 1915 年為止，實為可惜。其後研究者大多將範圍擴大，探討日治時期地方菁英（local elites）或領導階層之角色及功能，如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一書，敘及乙未之變後領導階層的因應，及其後在殖民地方行政、放足斷髮及日語普及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12楊永彬與王興安的碩士論文則觸及殖民統治者懷柔及籠絡地方菁英的手段及方法；13 呂紹理則以《臺灣人士鑑》為場域，分析領導階層的休閒活動。14不過，雖然傳統文人亦是領導階層或地方菁英之一員，然依 Joseph Esherick 與 Mary Rankin 之定義，凡能夠在地方上支配一些事務的個人或家族，即可算是地方菁英，包括政治、經濟、文教、參與訴訟或領導地方建醮等祭祀活動之功能者，15顯示菁英中實包括不具備詩文寫作能力但地位重要的富豪有力者，故仍應與傳統文人有所區隔，不能一概而論。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一書，述及詩社、文社、善社、鸞堂等各類儒教結社的起源與發展，並討論儒教社群對新文化運動的回應和漢文復興運動等儒教運動。16基本上，儒教社群與傳統文人這兩個群體有所重疊， 11. Harry J. Lamley, “ The Taiwan Literati And Japanese Rule, 1895-191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h.D., 1964. 12.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1992）。. 13. 楊永彬，〈臺灣紳商與早期日本殖民政權的關係 1895∼190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王興安，〈殖民地統治與地方菁英—以新竹、苗栗地區為中心（1895 年—1935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14.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1998），頁 155-166。. 15. 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1-24. 16. 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

(5) 前言 5. 不少傳統文人由於接受漢學教育，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亦屬於儒教社群。然而，李氏將所有與漢文相關的活動均歸類為儒教活動，甚且連旨在掖雅揚風雅的詩社亦歸類為儒教結社，是否合宜，頗值得深思。其次，在漢文振興運動一節，參考前人研究成果頗多，不無可議之處。近年致力於傳統文人研究者，首推黃美娥。黃氏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中，以中文系出身者對漢詩掌握的優勢，結合社會科學理論，討論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臺灣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傳統文人對世界文學的接受等諸問題。認為傳統文人普遍對新式科學文明感覺新奇，但部分人士對西方的精神文化出現抗拒和排斥；而新舊文學論戰則隱含有新學與漢學、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大和精神與漢族精神、國（日）文與漢文的較勁之意味。其後，發表〈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1937）〉一文，17更將研究範疇擴大到斷髮、解纏足、著新裝、講日語等現代性身體經驗，跳脫出一般文學研究者的窠臼。不過，黃氏所使用的資料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較少徵引近年出版的日記。其次，書中雖已觸及傳統文人對現代文明的看法和回應，卻將之置於新舊文學論戰的架構下，著重於文學史的討論，與史學研究者的視角仍有所不同，故關於日治時期傳統文人與社會文化變遷的課題，仍有繼續研究的空間。除了現代文明的體驗，另一個受到研究者重視的是傳統文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早期研究者喜歡強調傳統文人的氣節，常以連橫為對象，對其歌功頌德一番。18但近年來學界的著眼點多在披露文人與日本當局合作的一面。例如施懿琳曾探討吳德功對日本由反抗到傾斜的過程； 19 黃美娥則指出櫟社詩人王石鵬的 17. 黃美娥，〈差異╱交混、對話╱對譯—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1895-. 1937）〉，《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8（2006 年 3 月），頁 81-119。 18. 鄭喜夫，《連雅堂傳》（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8）；曾迺碩，《連橫傳》（南投：臺.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19. 施懿琳，〈由反抗到傾斜—日治時期彰化文人吳德功身份認同之分析〉，《中國學術年刊》18.

(6) 6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國家認同對象應是日本，因此向來予人具有抗日色彩印象的櫟社，其成員的民族意識應是因人而異。20在關於王松的論文中，黃氏亦指出王松雖被稱為遺民詩人，但與日人仍有良好的互動，只是其舉止自有分寸。21凡此在在均已破除向來一般的既定觀念，而更貼近歷史事實。至於張靜茹之論著《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則以林癡仙、連雅堂、洪棄生、周定山四人為例，敘述其因對文化母國—中國懷抱夢想而前往上海，卻因目睹實況而夢想幻滅，重新安頓自我的過程。不過該書對四位文人由幻滅到調適，進而重新出發的闡述，有些似為作者個人的主觀推論，略嫌牽強。例如張氏提及林癡仙目睹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後，採用流連酒館貪歡飲醉、狎妓出遊的方式遣懷。22然而，癡仙的生活方式向來就是如此，這是當時文人普遍的餘興，若將其解釋為祖國夢碎後的自我沈溺，與事實恐有出入。其次，將擅長新文學創作的周定山與其他四人並列，亦不妥當。再者，作者認為文人之所以前往上海，乃是受其現代性吸引，也值得再仔細推敲。因為，傳統文人之所以前往中國，主要是因故國情懷而產生的孺慕與嚮往，現代性的追求並非是最關鍵的原因。基本上，過去學界多以反抗及傾斜兩個極端來討論傳統文人的認同問題，然而大多數文人應是屬於中間的妥協派，在妥協中有多少抵抗意識？有多少順應逢迎？有多少言不由衷、身不由己？均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絕不可用「非黑（1997 年 3 月），頁 317-344。後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 363-404。 20. 黃美娥，〈帝國魅影—櫟社詩人王石鵬的國家認同〉，《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4（2003 年 7. 月），頁 222-246。其後收於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中，作為附錄。 21. 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遺民詩人的應世之道—以新竹王松為例〉，收於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 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 233260。 22. 張靜茹，《上海現代性．臺灣傳統文人—文化夢的追尋與幻滅》（臺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 社，2006），頁 337-343。.

(7) 前言 7. 即白」、「非正即邪」予以標籤化，23而應再做更深入的分析。擅長後殖民論述的巴巴（Homi K. Bhabha，1949-）24 曾提出「含混」（ambivalence）概念，來解釋認同問題。主張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不全然是單純的依從或對立關係，而是有著一種含混而充滿張力的互動關係，使得被殖民者的文化認同與身份認同呈顯出含混矛盾的樣態。25乃是本計畫擬援引的概念。近年來隨著本土意識的勃興，臺灣文學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各大學紛紛設立相關的系所，有關傳統詩社及分析詩人詩作的篇章遂大量出現。在詩社方面，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一文，具體分析了當時全臺詩社林立的原因及其活動樣態，推翻過去學者認為詩社蓬勃全因民族意識及保存漢文的說法，主張日人的推波助瀾及當時社會崇尚文雅的風尚亦為重要的原因。26 截至目前，日治時期瀛社、櫟社、南社等臺灣三大詩社均有研究者撰專文探討，使讀者對三大詩社的發展歷程及參與成員有基本的認識。 27 值得一提的. 23. 參見廖振富，〈傅錫祺鶴亭詩集所反映的人生抉擇〉，收於陳嘉瑞、廖振富主編，《中臺灣古. 典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2 年），頁 140-141。 24. 巴巴（ Homi K. Bhabha ， 1949- ）：為伊朗裔印度人，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曾主編 Nation and Narration（1990），其論文集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於 1994 年出版，是研究法農（Fanon）最有心得的文化理論家。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收於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頁 25。 25. 廖炳惠，〈後殖民與後現代—Homi K. Bhabha 的訪談〉，收於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 後殖民論文集》（臺北：麥田，1994），頁 25-32；廖千惠、許智香，〈Homu K. Bhabha 後殖民論述初探及其在教育上之啟發〉，《慈濟大學教育研究學刊》1（2004 年 7 月），頁 171-191。 26. 黃美娥指出，日治時期全臺詩社林立的原因，可分外在因素和內在因素兩方面討論。外在因素. 包括日人的推波助瀾、社會環境的安定、報紙雜誌的傳播，內在因素包括文人沈溺詩歌以自遣、維繫漢文於一線、風雅唱和切磋詩文、抬高身份博取美名、溝通聲息敦睦情誼。亦與當時社會「文學化」與文學「社會化」有關。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頁 6386。其後收於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204-226。 27. 黃美娥，〈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收於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所主.

(8) 8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是，廖振富關注櫟社的相關議題，其博士論文係以櫟社三位詩人—林癡仙、林幼春及林獻堂的詩作為論析主題， 28 其後，更彙集多篇論文而成《櫟社研究新論》一書，29書中利用由林家頂厝後人捐出、現藏於臺大圖書館的櫟社及萊園詩會詩稿，校勘了過去記載的錯誤或缺漏；並從連橫遭櫟社除名事件，重新評估櫟社的抗日屬性；對於櫟社與鹿港的淵源及賴紹堯、莊雲從、陳瑚等人的詩作內涵亦有專章探析。除了三大詩社，栗社、天籟吟社等一些中小型的地方性詩社亦不乏人研究。30 此外，以區域為著眼點、研究某一特定地區傳統詩社活動的論文亦日漸增多，北港、新竹、雲林等地已有相關篇章出現，31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廖一瑾教授指導多名研究生撰寫此類論文，使研究成果更為豐碩；32以某一漢詩人為主角，研究其詩作的篇章也所在多有。33 編，《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壢：中央大學中文系所，2000），頁 341-379；其後收於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頁 183-273；張端然，〈日治時期瀛社之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2003）；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吳毓琪，《南社研究》（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 28.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 所博士論文，1996）。 29.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 30. 曾絢煜，〈栗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王幼華，〈日治. 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1）；陳芳萍，〈彰化應社及其詩作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王玉輝，〈日據時期高雄市詩社和詩人之研究—以旗津吟社為例〉（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潘玉蘭，〈天籟吟社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04）；張瑞和，〈雲林興賢吟社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31. 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武. 麗芳，〈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研究〉（新竹：私立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鄭定國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2005）。 32. 張淑玲，〈臺灣南投地區傳統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9) 前言 9. 由上所述，日治時期傳統漢詩的研究已日趨細緻化，並已進入百花齊放的階段。然而，前述文學研究者的傳統文人研究，大多是簡略敘述詩社的發展或詩人的生平後即進行詩作主題的分類，再探討其詩作的特色及文學技巧，重點置於文學的討論，異於歷史學將漢詩當成史料還原歷史事實的方法。近年來，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陸續出版，開始有一些研究者利用這些資料，研究林獻堂、張麗俊兩位傳統文人的事蹟，例如許雪姬探討林獻堂任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命、與楊雲萍的關係、對櫟社的貢獻等。34在張麗俊方面，亦有數篇關於其宗教活動、生活中的女性、漢文書寫、日常娛樂的論文。 35 不過，日記涵蓋的面向極廣，可供研究的課題仍不少。整體而言，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研究，多偏向其詩作的分析，並將其面對現代文明的衝擊，置於文學史的脈絡中討論；在探討其身份認同時，大多以抗日及親日兩端概括，顯然欠缺適切性；在史料上，日記等一手資料的運用仍有所不足，因此，本論文的研究空間可說仍頗為寬廣。. 班碩士論文，2003）；吳淑娟，〈臺灣基隆地區古典詩歌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高雪卿，〈臺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臺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3. 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張滿花，〈張達修及其詩研究—以《醉草園詩集》為例〉（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2004）；吳怡慧，〈陳貫《豁軒詩草》析論〉（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34. 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 （2002 年 5 月），259-296 頁；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1 期（2006 年 3 月），頁 109-151；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 年 12 月），頁 27-65。 35. 以上文章詳見，《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清水：臺中縣文化局，2005）。.

(10) 1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三、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本論文係利用臺灣總督府所留下的各種官方文獻，當時的報章雜誌、調查報告、人名錄（如《臺灣列紳傳》、《臺灣人士鑑》），加上傳統文人的日記、回憶錄、年譜及詩集，私人收藏的族譜、文稿，全面蒐集傳統文人的相關資料，以還原其在日治時期的樣貌。在報章雜誌方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臺灣文藝叢誌》、《三六九小報》、《詩報》、《風月報》等均有不少關於傳統文人的記述。《臺灣日日新報》與瀛社關係密切，瀛社成員林湘沅、謝汝銓、林佛國、楊仲佐、魏清德等人均為記者，該報常登載臺灣詩界活動的消息，魏清德之〈南清遊覽記錄〉、〈旅閩雜感〉、〈東遊紀略〉亦均於《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臺灣民報》及其後的《臺灣新民報》則由櫟社主幹蔡惠如、林獻堂、林幼春出資創辦，其前身《臺灣》及《臺灣青年》均曾辦理徵詩活動，而《臺灣新民報》自 1930 年 8 月 9 日第 325 號起開闢「漢詩界」專欄，成為傳統文人發表的園地。《臺灣文藝叢誌》係由櫟社所倡組的「臺灣文社」於 1919 年出刊，迄 1926 年共發行七年。該雜誌詩文並刊，除收錄得獎的徵文、徵詩作品外，又有介紹歐美歷史文化的譯文及介紹當前新知的作品，可略窺傳統文人對西洋文明的認識，現收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惜缺漏甚多，並不完整。36《三六九小報》則由臺南地區傳統文人於 1930 年 9 月出刊，為期兩年。該報創刊於談笑之間，致力託意於詼諧語中、寄諷刺於荒唐言外，有收錄較小型詩社作品及品評名妓的專欄，是了解傳統文人生活實況的憑藉。37由桃園周石輝創刊，盧纘祥、 36. 關於《臺灣文藝叢誌》的介紹，可參閱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臺灣文藝叢. 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8—9 日。 37. 關於《三六九小報》的介紹，可參閱毛文芳，〈情慾、瑣屑與詼諧—「三六九小報」的書寫視. 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6（2004 年 12 月），頁 159-222。.

(11) 前言 11. 邱筱園等人協助的《詩報》，創刊於 1930 年，內容以登載當時臺灣各地詩社的漢詩作品為主，也闢有藝苑消息、徵詩啟事、翰墨因緣、騷壇韻事等專欄，頗具參考價值。《風月報》的前身《風月》，創刊於 1935 年 5 月，內容以藝旦、女給（關於女給的說明詳見第五章）的贈詠及寫真為多，表現出舊文人的文化趣味。之後歷經《南方》、《南方雜誌》等數次改名，成為戰爭時期少數獲准發行的漢文刊物，38是研究戰爭時期傳統文人動態的重要資料。在文人自身的著作方面，可分詩文集與日記兩部分。詩文集的數量相當龐大，情況非但零散，且蒐羅匪易，不過近年來龍文出版社出版一系列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含括林癡仙、林獻堂、林仲衡、林耀亭、謝汝銓、黃純青等人的詩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及各縣立文化中心亦積極整理日治時期傳統文人之著作，且編為全集付梓，例如《洪棄生先生全集》、 39 《連雅堂先生全集》、 40 《吳德功先生全集》、41《張純甫全集》、42 《詹作舟全集》43 等；日治時期編輯的漢詩選集，例如賴子清編《臺灣詩醇》、黃洪炎編《瀛海詩集》，除詩作外，還附有文人的照片及簡介，亦是不可或缺的資料，最近亦陸續重刊；臺灣文學研究者近年亦積極將漢詩數位化，提供網路檢索的功能，44此類史料整理工作，帶給本論文不少方便。此外，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 38. 戰爭時期獲准發行的漢文刊物尚有《崇聖道德報》，發行時間為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8 月，. 發行人為許澤文，由「崇聖會」出版。內容多刊載善惡報應故事，幾近於善書；而其發行，也採善書式方式，索閱者完全免費。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頁 312-314。 3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洪棄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4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連雅堂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41.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吳德功先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42. 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 ）。. 43. 張瑞和編，《詹作舟全集》（彰化縣永靖鄉：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2001）。. 44. 與傳統漢詩有關的網站，包含「臺灣文學辭典試用版」http://taipedia.literature.tw:8090/、「智慧. 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140.138.172.55/TWP/index.asp 、「臺灣古典漢詩」 http://140.138.172.55/cp/Home.htm 、. 「. 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等。. 國. 家. 文. 化. 資. 料. 庫. 漢. 詩. 部. 分. 」.

(12) 1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書館南都藏書室藏有不少尚未重刊的詩集，例如楊仲佐《網溪詩集》，也是本論文參閱的文獻。日記是近年來極受重視的史料，因它是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別於事後追記可迴護自己的回憶錄及口述歷史；同時寫日記者未必有死後出版的打算，其記載較為直接無隱諱，且常鉅細靡遺地反映出個人心態的變化。目前除較為人熟知的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和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外，林維朝〈勞生略歷〉已收錄於其詩文集中出版，45〈林癡仙日記〉、〈林紀堂日記〉、46林獻堂夫人〈楊水心日記〉、〈傅錫祺日記〉等均尚未刊行，茲介紹如下。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現存 27 冊，始於 1927 年，止於 1955 年，其中 1928 和 1936 年缺。以工整的筆跡要言不煩地紀錄每天發生的事，甚至當天的天氣、起床和上床的時間、服用的藥物都一一記下。其內容包含林獻堂參與的經濟、政治、文化活動，與家族其他成員的互動等，亦有許多櫟社詩會和林獻堂與社友往來的記載，猶如日治時期台灣史的縮影。目前 1 到 14 冊（1927-1942）已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其餘各冊也將陸續刊行。47 林獻堂之妻楊水心，也留下三本日記，年代分別為 1928、1934、1942 年，其中，1928 年的日記多以羅馬字母拼音的白話字寫成。楊水心以女性的觀點，記錄了林家大小的瑣事，殊為難得。在日記中，她稱林獻堂為「主人」，與林獻堂日記可互相參照。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始於 1906 年 1 月 24 日，止於 1937 年 2 月 4 日，以農曆的一年為單位裝訂為一冊，共 27 本。其中缺少 1922 年，而 1918、. 45. 陳素雲主編，《林維朝詩文集》（新店：國史館，2006）。. 46. 關於〈林痴仙日記〉及〈林紀堂日記〉的內容及價值，請參閱筆者，〈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 記的史料價值〉，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2006 年 12 月 22-23 日。 47. 關於《灌園先生日記》的資料價值，可參閱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1-17。.

(13) 前言 13. 1919、1920 這三年因繫獄及其他因素，以致內容較少，故合訂成一冊。係張麗俊以毛筆謄錄於十一行簿上，因此日記上盡是秀麗的小楷。此套日記經許雪姬、洪秋芬及筆者解讀後，編成 10 冊，自 2000 年起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陸續出版，至 2005 年已完成全套日記的出版工作。日記內容十分豐富，涵蓋張麗俊個人家族史、宗教活動、地方產業、年中行事及休閒生活、公共衛生、民變等各個層面。此外，並提供了下列三種資料，可供研究者利用：（一）政治運動史資料，日記中提及張麗俊捐款台中中學並參與同化會成立大會，也敘及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在豐原活動的情形，是目前少見的有關社會運動之地方性史料。（二）保甲制度相關資料，日記詳述保正的日常工作，如參加保甲會議、迎送官府人員、報導相關慣習、指揮公工等，是目前臺灣唯一由保正當事人留下的資料。（三）文學史資料，由於張麗俊參加詩會後，常詳細記載開會地點、出席人員、活動概況，甚且詩題用韻、律絕亦有記載，因此在櫟社的活動方面，即使《櫟社沿革志略》、《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某些部分都還不及日記詳細。其次，向為研究者忽略的豐原吟社，從日記中亦可了解其成員及活動梗概。48 〈林癡仙日記〉，起自 1906 年，迄於 1915 年，1 年 1 本，但中間缺漏甚多，並不完整。例如 1907、1910、1911、1912 年完全沒有記載；而有留下日記的數年中，也是斷簡殘篇，1 年 365 天中，大約只有 100 天有寫日記，而 1913 年的日記，更分別寫於 2 本不同的日記本上，使得整理更為困難。49其次，每篇日記平均只有 20 至 30 字，內容簡要異常。顯示林癡仙寫日記極為隨興，不似林獻堂及張麗俊般持之以恆，亦不像林、張兩人將每日發生的大小事一一記下。在此情形下，讀者甚難從日記中窺探林癡仙生活的全貌及其內心想法。然而雖僅有寥寥數語，其內容卻呈現許多癡仙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例如他為了確 48. 關於《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資料價值，可參閱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 值〉，收於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註解，《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0），頁 1-51。 49. 一本記載 3 月 19 日至 5 月 21 日，另一本記載 6 月 8 日至 12 月 6 日。.

(14) 1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實管控金錢流向而勤於記帳，甚至要求自己要隨身攜帶小冊子將開銷一一記下，50流露出務實的一面，與以往感時傷懷的詩人形象有所出入。其次，日記記載櫟社 1913 年 3 月 29-30 日於大里詹厝園癡仙宅無悶草堂舉行的春會，以及 10 月 18-19 日於鹿港陳槐庭聚星樓舉行的秋會。此外，亦有許多與同化會和臺中中學設立有關的資料，極為珍貴。〈林紀堂日記〉現存有兩冊，51分別為 1915、1916 年，惜不完整，僅各自紀錄了 6 個多月。日記內容可分為三個重點：（一）紀堂日常作息及休閒活動的記述，如種花養鳥、閱報觀書等；（二）與日籍臺中廳長及霧峰警部補的互動，如與警部補討論「同化會」的發展等；（三）對留學東京的長子林魁梧的憂慮及關懷。雖然數量不多，仍可使讀者一窺紀堂的生活模式及政治立場，尤其述及「同化會」的部分，為其他資料所未見。林維朝〈勞生略歷〉採編年體，起自 1868 年，迄於 1896 年為止，前後 29 年。所述為其前半生之經歷，內容包含臺灣士子的漢學養成、清末的社會治安狀況、官紳間的互動等。雖僅記錄至日治後第二年，但可看出乙未割台對他的衝擊與反應。52 目前學界對於上述日記的引用仍極為有限，筆者有幸自 2000 年起即參與中研院臺史所的「灌園先生日記解讀班」，迄今不輟，亦為《水竹居主人日記》的註解者之一，因此在本論文所需史料的掌握上遂擁有一些優勢。資料蒐集之後，接著須進行解讀。事實上，要確實掌握傳統文人詩文中所要表達的含意，具有一定的難度，其漢詩作品經常援引儒家典籍或中國歷史中的典故，若不知其出處，常難明其意。例如林癡仙〈讀洪月樵秀才一枝送悅秋. 50 51. 林癡仙，〈林癡仙日記〉，1913 年 6 月 21 日，未刊稿。林紀堂之妻陳岑亦留有一本日記，寫於出版社發行的日記本上，年代為 1924 年（當時林紀堂已. 亡故），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上階層婦女的第一手資料。林紀堂和陳岑之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均計畫解讀後予以出版。 52. 陳素雲，〈動盪世局一儒生—新港前清秀才林維朝其文其詩其事〉，收於陳素雲編，《林維朝. 詩文集》，頁 22。.

(15) 前言 15. 歸唐詩有感次和〉，其第一首有「變徵移宮又幾秋，南冠相遇總含愁」之句，53 此處的「南冠」典出春秋時代楚囚鍾儀被鄭人獻給晉侯，卻猶操南音，不忘舊本。癡仙將自己與鍾儀相比，表露出遺民詩人的志節。而在日記方面，由於內容包羅萬象，有許多人名、商號會社、特殊名詞（如吹春、開眠路）等需要查考，如此才能對日記主人的日常生活與人際網絡有適切的認識。不過，本論文在資料上的使用仍受到一些限制。最讓人遺憾的是，大多數傳統文人均已故去，而無法進行口述訪問，以補文字資料的不足，先前亦未有訪問記錄留下；有日記流傳的，亦只有少數幾位，故僅憑詩文難以全盤窺探其內心世界。而在詩文方面，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留下與日籍官員酬唱互詠的詩作為數頗多，此類作品多為送往迎來或宴會雅集時的應酬之作，詩句中對殖民者的讚美到底是出於文人的真心，或是受限於環境的不得已，或是交差了事的場面話，著實難以探究。相對地，不少傳統文人在詩句中也會流露出對中國或是清代臺灣的緬懷，但這是文人的真情流露，或是情溢乎辭的文字堆砌，也無法辨明。筆者的原則是，傳統文人的詩作既經其署名同意發表，或編入詩集中，他們自然要對自己所寫的文字負責。因此，除非有其他相關資料可以證明詩作中所述的並非事實，否則還是予以採用，而不憑空任意懷疑。期望透過上述方法和步驟，能得出超越前人的成果。. 四、章節安排為了能夠充分瞭解臺灣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的肆應與表現，本論文擬擺脫過去視角，丟開向來對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象，仔細從歷史脈絡中重新呈現其定. 53. 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66。.

(16) 16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位，藉以適切掌握他們的心態和處境。職是之故，本研究除緒論、結論外，預計共分為六章。第一章先敘述清代臺灣文人階層崛起的原因和經過，並描繪其文學活動的樣貌，作為本研究的背景。第二節對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加以定義及分類。54 第二章旨在呈現日治時期傳統文人的出處。傳統文人既飽受儒家思想薰陶，嚴夷夏之防的觀念早已根深柢固，甚至日治時期仍持續漢詩的書寫，因此他們與日本執政當局的關係頗為耐人尋味。本章試圖透過他們對斷髮易服、推行日語、普及公學校等總督府施政的回應，瞭解其對殖民施政的評價；再從日記及相關詩文中，探究傳統文人與日籍人士日常交往的情形，藉以釐清其對日人的觀感。這裡所指的日籍人士，除統治體系中的官員、警察外，亦包含記者、商人、醫生等在臺居留者。由於傳統文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力，總督府若要有效控制地方，必須得其協助，因此有不少傳統文人被籠絡而擔任基層公職。第三節乃是探討擔任公職的傳統文人之態度與角色。雖然傳統文人已接受被日本統治的政治現實，但在他們心中對文化上的母國—中國仍有孺慕之情，第三章主要在探討傳統文人的中國情懷。這種中國情懷首先表現在對於清代臺灣的緬懷，例如有許多詩作均以劉銘傳為題材，熱烈讚頌其建設臺灣之功。其次，是對中國時事的關注，戊戌政變、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等中國近代史上的大變革，均成為臺灣傳統文人吟詠感嘆的題材。然而，理想中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之間不免存在著落差，因此，第三節以曾赴中國者的實際體驗，了解其對中國的觀感。第四章旨在論述傳統文人對西洋新文明的迎拒。西洋文明之進入臺灣，始於清末的開港，乙未之役後，日本殖民者更以強制的方式將臺灣社會推入現代化的漩渦。傳統舊學出身的文人，對這些西洋新鮮玩意有何看法，是頗耐人尋. 54. 本論文所欲探討的傳統文人，不包含日治時期居住於臺灣並參與詩社活動的中國人，也不包括. 長期定居於海外的臺灣文人，如莊玉波。因前者並非臺籍，而後者並未與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發生互動。.

(17) 前言 17. 味的課題。本章分為器物及思想兩部分討論，器物方面，從張麗俊《水竹居日記》留下的接觸新科技的體驗和文人詩作中對西洋新式發明的描述，探討其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接受度。思想方面，從史地知識、兩性關係、科學新知、自由民主學說等角度切入，討論傳統文人對西方精神文明的看法。前述三章多在敘述傳統文人與日本、中國及西方文化互相碰撞的外部情況，第五章轉而探討其內在觀念與生活習慣的改變，藉以呈現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其生活的複雜面相。第一節先以婦女角度切入，看看坐擁三妻四妾、詩會時喜招藝妓侑酒、踏青時常狎妓出遊的傳統文人，其對婦女的觀感後來有何轉變。第二節則觸及傳統文人多元的日常休閒娛樂，敘述西式的休閒活動如何豐富了傳統文人的生活。第三節則辯析傳統文人最常參與的詩會聯吟，其屬性是否皆為保存漢文化，抑或具有娛樂聯誼性質。第六章則探討傳統文人如何啟迪民智，將新知與漢學推廣於一般民眾，擬以林獻堂主導的「霧峰一新會」為例，管窺傳統文人對社會教化的努力。然而，若欲全面探討傳統文人在日治時期的肆應，經濟、文藝等領域亦是必須討論的課題，但筆者一方面受限於學力，一方面要使論文的焦點集中，故著重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探究。此外，關於傳統文人的寫作技巧、作品評價等文學方面之分析，亦非筆者的能力所能處理。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日治時期的傳統文人，除姓名外，尚有字、號，且不少人是以字行、以號行。因此行文時選擇以該文人最為人所知的稱號來稱呼，不一定稱呼其名。例如林資修，字南強，號幼春，因幼春最為人熟知，故筆者稱其為林幼春；林朝崧，字俊堂，號癡仙，因學界稱其癡仙者最多，故筆者亦沿用之；林大椿，譜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因以字行，故筆者亦從眾。.

(18)

(19)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第一節清領時期文人的活動一、文人階層的形成. 據學者研究指出，早期的臺灣是個「豪強稱雄，文化落後」的社會，男女比例懸殊，家族制度未普遍建立，羅漢腳（流浪漢）充斥，一般人重經濟而輕文教，以致械鬥叛亂時起，參加科舉考試取得科舉功名的人亦不多，紳士階層無法建立。因此，社會領導階層多為義氣自雄的豪強之士，主要是領導土地開墾活動的墾首、隘首和經營商業的富商。迨清中葉以降，隨著經濟的開發，豪商地主在累積財富後，開始培養子弟讀書，士人階層漸次崛起，士紳成為地方公務及文教事業的中心，社會領導階層轉變成為經濟型、政治型和文教型三類人物的多元領導。1社會也開始出現轉型，轉向有文化基礎的文治社會發展。2 雖然前述「內地化」的理論忽略了族群和地區性的差異，與現代化、漢化、儒家教化和土著化等概念的差別也須進一步釐清，3但已粗略勾勒出清代臺灣社會的轉變。以書院的設立而言，自康熙征臺至乙未割臺 212 年間，臺灣有名可考的書院約有 60 所。其中嘉慶、道光兩朝 55 年之間，新建書院共 19 所，平均每年新設 0.35 所，相對於康、雍、乾三朝平均每年新建 0.21 所，呈現快速. 1. 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的領導階層〉（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9），頁 114-115、138-139。 2. 此種社會轉型的過程即學者李國祁所稱的「內地化」，或陳其南的「土著化」時期。所謂「內. 地化」是指漢人移民在政治和社會組織型態上與中國本土同化，或在臺原住民族逐漸漢化的過程。「土著化」是指漢人移民社會在地緣意識上認同臺灣的過程。陳其南，〈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收於中國海洋史論文集編委會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頁 350。 3.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1987），頁 178。.

(20) 2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成長的趨勢。再以書院分佈的範圍觀之，乾隆以前大部集中於臺南，乾隆以後，擴大得極為迅速，光是乾隆一朝已分布到嘉義、雲林、彰化、新竹、臺北，嘉慶時更已到達宜蘭，此一路線說明了臺灣文教開發的進程。4 由於清代臺灣儒學的設置，往往距府廳縣的設治已有相當時間，或根本未設，無法滿足各行政區域住民向學的需要，因此可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的書院，遂成為主持地方文運的中心。5加以其時臺灣的書院，在學額上似無所. 限制，成為生童準備應舉的場所，且是讀書人定期聚會之處。6由其設置的多寡，實可略窺文風的興衰。. 表 1-1 清代臺灣書院設置情形表. 康熙. 雍正. 乾隆. 宜蘭.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1. 1. 基隆臺北. 1. 1. 1. 1. 1. 2. 5. 桃園. 0. 新竹. 1. 1. 苗栗. 1. 臺中. 1. 彰化. 1. 1. 2. 南投雲林. 總計. 2. 1 2 1. 2 1. 1. 3 7. 2. 3. 4 5. 4. 王啟宗，《臺灣的書院》（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4），頁 18-24。. 5. 黃秀政，〈清代臺灣的書院—以中華文化的傳播與地方才俊的培育為中心〉，收於黃秀政，. 《臺灣史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105-143。 6. 張勝彥，〈清代臺灣書院制度初探（下）〉，《食貨》6（1976 年 7 月），頁 144-154。.

(21)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21. 嘉義. 1. 1. 3. 2. 1. 1. 2. 2. 屏東. 1. 1. 澎湖. 1. 臺南. 11. 高雄. 總計. 11. 6. 11. 2. 7. 1. 5 1. 18 5. 12. 3. 0. 1. 3. 1. 1. 10. 60. 資料來源：王啟宗，《臺灣的書院》，頁 20-23。. 在儒學學額的設立方面，儒學係崇祀文廟、考課生員之所，為地方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清代臺灣先後共設立 13 所儒學。隨著儒學的設立，臺灣各地的學額也逐漸設立。1686 年全臺歲科兩試文生員名額僅 56 名，到 1828 年增加幾近一倍，此後增加更快，至 1888 年又增加將近一倍。7可知 19 世紀以降，臺地文風開始振興。其次，早期臺灣的歲考與科考，多外籍人士冒籍應試，特別是福建福、興、泉、漳四府之人，若稍通文墨，不得志於本籍，便指同姓在臺居住者為其弟姪，公然赴考。乾隆年間清廷乃下令禁止冒籍，自是而後，本籍中式者漸多，地方之教化，亦漸趨繁盛。8 以舉人和進士的名額而言，1735 年時，臺灣舉人中式的名額依規定於閩省解額內另編字號加取，以 2 名為常額。後因應鄉試者眾，約達 500 人，至 1818 年，臺灣鄉試中式，增為以閩籍為至字號定額 3 名，粵籍為田字號定額一名，合 4 名為例。咸豐初年，又將臺籍名額增至 6 名，合粵籍 1 名，計中式正榜 7 名。在會試方面，早期臺灣舉人會試不另編字號，無錄取定額。1738 年巡臺御史諾穆布乃奏請：「臺士會試照鄉試例，於福建卷中另編字號，額取一名。」. 7. 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史聯雜誌》3（1983 年 6 月），頁 42。. 8.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2），頁 34-35。.

(22) 2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然當時因應試者少，不足編字號。至 1823 年，由於赴京會試舉人，已滿 10 名，乃准取中一名。. 9. 此外，清初臺灣應科舉登第者，多為武舉人、武進士，文舉人、文進士為數甚少，道光以後，文科中式人數才超過武科中式人數。10 再從文學的表現上來看，康熙、雍正年間，臺灣本土培養的文人作家尚未出現，著名的作品均出自來臺任官或平亂的大陸人士之手，例如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藍鼎元的《平臺紀略》和《東征集》等。乾嘉之後，來臺宦遊的人士激增，采風觀光的詩作和散文也漸多，例如朱士玠、張湄、范咸等人的詩文。直至道咸時期，姚瑩、周凱、徐宗幹、劉家謀等宦遊人士的作品雖仍佔一定比例，但本土出身的文人已佔文壇的大宗，著名的本土作家，包含澎湖出身的蔡廷蘭，臺北的陳維英，彰化的曾維楨和陳肇興，新竹的鄭用錫和林占梅等人。11 據學者研究，臺灣南部地區及澎湖廳之文人階層最遲於 19 世紀前期即已成形；中部地區則嘉道以後文教漸盛，北部文人階層的建立則在咸同時期。12以下擇要略述其文學活動。. 二、文人的活動. （一）陳維英與板橋林家. 陳維英（1811-1869），字實之（一作碩芝），號迂谷，臺北大龍峒人。 1838 年獲取為一等第二名補廩兼舉優行生，1845 年任閩縣教諭，1851 年選孝廉 9.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33-38。. 10. 王惠琛，〈清代臺灣科舉制度的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頁 181、183。 11.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3），頁 4-7。. 12. 蔡淵洯，〈清代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性質之轉變〉，頁 48-62。.

(23)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23. 方正，1859 年考取恩科舉人。秩滿，捐內閣中書，任內廷國史館分校，尋改主事，分部學習，後辭官返鄉。1862 年戴潮春之役，與紳士合辦團練，以功賞戴花翎。其間曾掌教仰山、學海兩書院。13 維英在同治初期築室於劍潭之左岸，曰「太古巢」（故址在今臺北市美術館附近），製聯榜之。其一曰：「嘗觀城市富豪家，簣山沼水，籠鳥盆魚，縱繁華整飭，究無活潑潑機，似雅而俗；幸得林泉幽僻地，屏嶂襟江，茵花幄樹，祇潦草安排，便成坦蕩蕩境，宜酒與詩。」其二曰：「三頓飯，數杯茗，一爐香，萬卷書，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曉露花，午風竹，晚山霞，夜江月，都於無字句處寓大文章。」二聯一出，騷壇爭傳，四方文士皆以一謁太古巢為榮。14除其門生屢屢造訪外，也吸引區天民觀察、王藹亭太守、鄭用錫等多位官員及名流前來，彼此文酒聚會、吟和唱酬，使得臺北地區的文學活動增色不少，維英可說是清代臺北最重要的文壇領袖。15 維英兼善詩文、聯語，其詩，大抵措辭平易，老嫗能解；而聯文，所獲評價尤高，張純甫認為有得古人立言垂世之旨。16曾於大龍峒保安宮內創設「樹人書院」，另外又與子侄學生多人創辦書房。17自道光至光緒年間，整個陳氏家族. 13.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 九版），頁 746；曾迺碩總纂，《臺北. 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88），頁 10-11；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頁 77-91。 14.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11-12。. 15.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 82。 16. 張純甫曰：「迂谷之文，似淺而深，似俗而雅，蓋有得古人立言垂世之旨。故質實可味，非徒. 以隸事、賦物、練句、裁對見長也。」張純甫，〈陳迂谷先生聯文序〉，收於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文集》（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頁 31-32。 17. 溫振華，〈清代臺北盆地經濟社會的演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78），頁 160-163。.

(24) 24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擁有科舉功名者，有 22 人。18一時之間大龍峒之文風冠於各地，而有「五步一秀（才），十步一舉（人）」之諺語，以形容其門下人材之盛也。19 清季許多活躍於臺北文壇的文人亦出自陳維英門下，例如曹敬、張書紳、陳樹藍、陳儒林等均是。20其中，曹敬為八芝蘭（士林）人，1842 年入泮，翌年試府學，取一等一名，為增補生。1845 年設教於大龍峒港仔墘，以敦行為本，游門者皆達才。張書紳為大龍峒港仔墘人，於 1864 年中舉，以教職候選，因不慣仕，託言親老歸養。於所居闢池館，環植松竹，嘯詠其中。淡北讀書人，無不佩服其高雅。21 在淡水干豆莊地區，另有文人名黃敬，為 1854 年歲貢生，後授福清縣學教諭，以母老辭不就。在莊中天后宮設社塾，先後肄業者數百人，鄉里咸尊稱其為關渡先生而不名。蓋關渡，為干豆之別稱也。由於黃敬擅易經，淡北乃成北臺易學中心之一，與曹敬合稱淡北二敬先生。22 除大龍峒陳家之外，板橋林家也在臺北文壇扮演一定的角色。咸豐之後板橋林本源宅邸落成，林家當時雖未見以正途獲得科舉功名者，但透過延聘呂世宜、謝琯樵等多位文人來臺，與林國華、林國芳兄弟研摩金石書畫，疊詠敲詩，也使林家酷愛文藝的形象浮現，進而得以與陳家相抗衡。23 呂世宜，字可合，晚稱髯可，號西村，本籍金門，後遷廈門，1822 年中舉。後經興泉永道周凱之介，1837-1838 年間入居板橋，國華與國芳以師事之。世宜書法以篆隸著名，性愛金石，經考證，若見有碑版及名人真跡，雖傾囊亦. 18. 周宗賢，〈大龍峒陳悅記小史〉，《臺北文獻》105（1993 年 9 月），頁 37。. 19.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29。. 20.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頁 80-82。 21.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14-15、42。. 22. 曾迺碩總纂，《臺北市志卷九人物志賢德篇》，頁 26-27。. 23.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頁 61-116。.

(25)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25. 必求之。國華兄弟乃供給其蒐集碑版之資，於是造詣彌深，購得數萬卷書籍及千餘種金石拓本，立下台灣金石學基礎。謝琯樵，名穎蘇，初字采山，後改琯樵，福建詔安人。曾參加科考，未中試。約於 1857 至 1860 年間旅居臺灣，先入主臺南磚仔橋吳家，再到林家。其書法從顏真卿、米芾風格而出，圓潤秀勁行書著名；畫作多係 18 世紀揚州八怪遺風演變而出的四君子、花鳥畫，影響後代臺灣書畫家甚鉅。24 國華、國芳兩兄弟均擅長書畫，據云國芳之書法瘦硬通神，類其風骨。國華之書法亦卓然成家，平日收藏古董頗多，臺南進士黃裳華稱其收藏勝過聚書三十乘的張廣武、爐觚稱四海的黃黃石。25由於兄弟兩人的努力，北臺的文風乃日漸濃厚。. （二）鄭用錫和林占梅. 鄭用錫（1788-1858），字在中，號祉亭，竹塹人。1810 年中秀才，取進彰化縣學附生，1818 年中恩科舉人，1823 年成進士，為臺灣臺字號首位進士。 26. 1834 年往北京供職，籤分兵部武選司，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但 1837 年春. 即辭官歸里，講學於明志書院，提攜後進。27 1826 年用錫曾協助建造竹塹城，1929 年完工後，授同知銜；1840 年鴉片戰爭起，英艦犯臺灣中部大安港，用錫募勇協防，因功賞戴花翎；繼獲土地公港 24.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 79-80；郭承. 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21-58。 25.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頁 80-81。. 26. 鄭用錫之前，臺灣已有兩位進士，分別是 1758 年登第之諸羅縣附生王克捷，以及 1766 年中式. 的鳳山籍莊文進。鄭用錫則是 1823 年臺灣另編字號後的第一位進士。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38。 27.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 16-. 20。.

(26) 26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洋匪，加四品銜；1854 年奉旨與施瓊芳進士等協辦團練，並勸捐運津米糧，恩給二品封典。28在學術文化方面，曾主講明志書院講席前後八年，又因淡水廳素無專志，撰《淡水廳初志稿》，其內容為陳培桂修志時採用。29 晚年斷絕宦心，希望找一塊風景清幽的地方歸隱，自娛養老，故於 1851 年在竹塹北門築「北郭園」，由其次子鄭如梁耗費鉅資，聘請名師著手營造，至 1854 年落成。由於此園在北門城外，地勢平坦遼闊，可遠眺竹北的翠綠丘陵，景觀與李白〈送友人〉中的「青山橫北郭，白水遶東城」巧妙相合，故有此名。北郭園之美，吸引各地達官顯要及文人雅士紛沓而至，淡水同知丁曰健、臺灣總兵曾玉明、竹塹許蔭庭明經、粵籍曾驤茂才、劉星槎茂才等人均是座上賓，鄭用錫常與其詩酒酬唱，文學活動乃日趨熱絡。30 家族中除用錫外，鄭用鑑（1789-1867）亦以學術聞名。用鑑字明卿，號藻亭，22 歲時成為彰化縣學生員，1825 年乙酉科拔貢，以教職選用，後於 1856 以捐輸津米捐請內閣中書銜，1862 年詔舉孝廉方正。曾掌明志書院垂 30 年，栽培不少弟子，亦倡勸重修文廟、文昌宮、明倫堂，並且親自監督工程的進行。31 用錫長孫鄭景南則於 1857 年成立「斯盛社」，用錫為實際指導者，以科考為目的，勉勵社員攜手努力、寒窗苦讀。32由於鄭家的提倡，吸引許多莘莘學子前來受教，竹塹地區科舉縉紳數遂高居北臺之冠。鄭氏家族以正途考試獲得功名者即有 21 人，以捐納方式取得官銜者也有 53 人。竹塹文風遂臻於高潮，從此領袖風騷。 28.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 21-. 23。 29.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臺北：國史館，. 1995），頁 75。 30.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私立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1999），頁 36、292。 31.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頁 77；黃美娥，〈清代. 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 71-72、131-133。 32.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 295。.

(27)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27. 約略同時，位於竹塹西門，由林占梅（1821-1868）所建的「潛園」在 1855 年落成。林占梅，字雪邨，號鶴山（一作鶴珊），又號巢松道人。少年時曾隨 33. 岳父黃驤雲至北京，勾留年餘，鎮日走馬擊劍，聽曲唱戲，並至山東、揚州、 34. 蘇州、洞庭湖、西湖、南京旅遊，生活備極風雅。回臺後，為維繫家族的地位，持續以捐款、募勇的方式，取得功名。1841 年因捐防雞籠英軍之犯，獲貢生加道銜；1843 年因捐防八里坌，獲知府即選；1844 年募勇扼守大甲溪，絕嘉、彰各邑漳泉械鬥蔓延，賞戴花翎；1853 年林恭事變，協辦全臺團練，經奏准准簡用浙江道，但辭而未赴任；1858 年因積功加鹽運使銜；戴潮春事件發生後，因率領練勇，幫助官軍，於 1864 年獲賞加布政使銜。. 35. 占梅雖屢立戰功，但平素亦以書畫、絲竹、騎射諸藝色色精絕而馳名，而潛園係以江南園林為藍圖，巧妙結合人文與自然，以水池為中心，四周亭臺樓閣林立，並以幽徑迴廊相連。完工後，占梅便在此主持雅集。據徐慧鈺研究，潛園雅集的次數多達 38 次多，從道光年間，迄 1867 年為止。集會日期多選除夕、元旦、元宵、中秋等節日，或是花開時節、建築物落成等特殊日子。活動的內容則以擊鉢分韻、撫琴弄箏、賞花玩月、飲酒品茗等風雅的遊興為主，有時也高談闊論，並有編謎之活動，往往通宵達旦，成為全臺享負盛名的盛會。無論是達官顯要、詩人騷客，甚至方外道友均匯集於此，臺灣道徐宗幹、周懋琦，淡水同知秋曰覲，鹿港同知宜泉，流寓文士曾薾雲、陸翰芬、林豪、林薇臣，臺籍菁英鄭貞甫、彭廷選、蕭國香、陳尚惠，佛門中人漱石山人、蓮汀上. 33. 黃驤雲（1801-1841）：字雨生，中港頭份莊人，參將清泰子。1829 年成進士，籤分工部。1832. 年張丙事件時，剛好省親在籍，因此巡道平慶（1830-1833 在任）命其作書諭閩粵莊民勿生事。事平之後，因有功補都水司主事，游升營繕司員外郎。1837 年，分校京闈，取士多得人。連橫，《臺灣通史》，頁 744。 34. 黃朝進，《清代竹塹地區的家族與地域社會—以鄭、林兩家為中心》，頁 25-26。. 35. 謝志賜，〈道咸同時期淡水廳文人及其詩文研究—以鄭用錫、陳維英、林占梅為對象〉，頁. 159-165；林文龍，《林占梅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28) 28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人、若顛上人等人均是與林占梅歌詩相和、鳴琴互彈的知音。. 36. 據黃美娥的研究，清代竹塹地區的竹城社、潛園吟社、斯盛社、竹社、梅社、北郭園吟社、竹梅吟社等傳統詩社，其成立皆與鄭、林兩家有關，37可見其對竹塹文壇的影響。. （三）筱雲山莊呂家. 神岡三角仔呂世芳（1806-1855），以務農起家，善積蓄，能理財，終成富戶。 38 其子呂炳南（1829-1870），未弱冠即補弟子員，平素關心文教事業，除繼續掌理其父設立的「文英社」39，延請名士至文祠設教外，並發放花紅銀，鼓勵具有功名者前來拜謁、掛匾，以達到與文人交遊的目的。40 由於呂家住宅在戴潮春事件中遭到破壞，呂炳南乃於 1866 年興建一座防禦性更強的宅邸，命名為「筱雲山莊」，在其中收藏經、史、子、集書籍，共 21,334 卷，41不僅造福自家子弟，也將重文之風傳佈到鄉梓鄰里間。呂炳南因此被譽為是台灣第一位藏書家。42 36. 徐慧鈺，〈高吟四座互飛觴—話潛園詩酒盛會〉，《竹塹文獻》6（1998 年 1 月），頁 88-. 103；徐慧鈺，〈林占梅潛園雅集及其文化義涵—清中葉臺灣文士生活之一例〉，《兩岸發展史研究》4（2007 年 12 月），頁 1-33。 37.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頁 291-306。. 38. 吳子光，〈候補訓導邑庠生呂公傳〉，吳子光，《一肚皮集二》（臺北：龍文書局，2001），. 頁 249-250。 39. 文英社約成立於道光中期，乃呂世芳邀集一些文士集資創立，為以祭祀文昌帝君為主的神明會. 組織。世芳在極短時間內就購進數百畝田地，每年更有八百多石的稻穀收入，原先計畫興建廟宇，但因過世作罷。陳珮羚，〈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頁 123。 40. 陳珮羚，〈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140-145。. 41. 呂炳南的藏書中，經部 4,514 卷，史部 6,260 卷，子部 3,675 卷，集部 5,142 卷，其他 1,590 卷，. 共計 21,334 卷。吳子光，《一肚皮集二》，頁 444-446。 42. 莊永明，〈第一位藏書名家—呂炳南〉，收於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

(29)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29. 因家道中落而渡海來臺發展的嘉應州舉人吳子光，於 1878 年起即受聘於「筱雲山莊」，其及門弟子多一時俊彥，包括丘逢甲、謝道隆和呂炳南三子等。特別是呂炳南三子汝玉（1851-1925）、汝修（1855-1889）、汝誠（18601929），皆以能文稱於當時。呂汝玉 1881 年被舉為博士弟子員，入邑庠為生員；呂汝修 1875 年獲臺灣府學紅榜第 15 名，1888 年中式舉人；呂汝誠則為光緒年間廩生，故吳子光譽之為「海東三鳳」。此外，臺南進士施士洁、彰化舉人陳肇興、烏日貢生楊馨蘭也講學於呂家，他們以筱雲山莊為活動中心，吟詠酬唱，為葫蘆墩地區帶來蓬勃的文學生命。43. （四）曾維楨和陳肇興. 曾維楨，號雲崧，彰化燕霧堡白沙坑莊（今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人，祖籍泉州府晉江縣。1818 年由臺灣府學附生中鄉試第三名舉人，1826 年登丙戌科進士，殿試中式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彰化有進士自其始。後任湖南澧州石門縣知縣，再調巴陵、衡陽等縣令。44告老返鄉後，參與道光年間《彰化縣志》的編纂；亦擅寫詩，其鍊字用句俱見功力。自維楨之後，彰化地區的本土文人才相繼而起。45 陳肇興（1831-﹖），字伯康，號陶村。彰化人。少入邑庠，涉獵文史，工詩。早年就讀白沙書院，1853 年考上秀才，1859 年中舉，題所居為「古香樓」，以讀書詠歌為樂。1862 年戴潮春之變起，曾「破產購錐，謀刺逆首」，後又豎義旗，事件終獲底定。事平後，不仕，掌教於白沙書院，及門之士多成. 1995），頁 40。 43.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1995），頁 45、54；陳珮羚，〈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 69-75。 44. 林文龍，〈開臺翰林曾維楨與白沙坑福神〉，《臺灣文獻》27：4（1976 年 12 月），頁 103-. 104。 45. 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49-52。.

(30) 30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材，弟子著名者有吳德功、楊馨蘭、楊春華、許尚賢等。著有《陶村詩稿》，採編年方式分 8 卷，收錄許多以農民生活為主的佳作。透過詩歌，表達他對鄉土的關懷與愛戀，也傳達其忠君保鄉的執著與付出。46. （五）施瓊芳. 施瓊芳（1815-1868），初名龍文，字見田，一字昭德，號珠垣。原籍泉州府晉江縣，其父時始來臺，居臺灣府治（今臺南市）大西門外之南河。1837 年舉拔貢，旋中舉人，1845 年登恩科進士，銓選六部主事，久駐京曹。嗣補江蘇知縣，未就職，乞養回籍。返臺後，擔任海東書院山長，教育英才無數。著有《石蘭山館遺稿》，凡 22 卷。47 其次子施士洁（1855-1922），自幼聰穎，弱冠舉茂才，1876 年 21 歲時登鄉薦，1877 年成二甲進士，故稱「聯捷進士」。歸里後，每與諸名士唱和，先後掌教白沙、崇文、海東三書院，極力栽植後進。48又與許南英、汪春源、丘逢甲等人合組「崇正社」，取崇尚正義之意，為清代臺南詩社之濫觴，府城詩風遂逐漸形成。49. （六）蔡廷蘭. 46. 連橫，《臺灣通史》，頁 747；施懿琳，《彰化文學圖像》，頁 53-56；施懿琳，〈清領中葉在. 地詩人的本土關懷與現實書寫〉，收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 136-141；林翠鳳，〈陳肇興《陶村詩稿》的文學表現與詩史價值〉，《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1（2000 年 7 月），頁 115-116。 47. 向麗頻，〈清代臺南詩人施瓊芳近體詩用韻考察〉，《東海中文學報》13（2001 年 7 月），頁. 183-193。 48.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頁 572-573，徐慧鈺撰，「施士洁」條；謝碧連，〈府城臺. 南父子雙進士—施瓊芳、施士洁〉，《臺南文化》53（2002 年 10 月），頁 51-55。。 49. 李汝和，《臺灣文教史略》，頁 48-49。.

(31) 第一章傳統文人階層之形成 31. 蔡廷蘭(1802-1859)為澎湖雙頭鄉人，13 歲補博士弟子員。1832 年澎湖飢饉，乃作〈請急賑歌〉，描寫因風災瀕臨飢餓的庶民疾苦，從此當道名流咸知澎湖之有蔡生。1835 年鄉試罷歸，由廈門渡海回澎時遭遇颶風，飄抵越南，次年才由陸返閩，遂將見聞所及，撰成《海南雜著》，乃一關於越南風土民情之實地調查紀錄。501844 年成進士，為澎湖第一位進士，被稱為「開澎進士」，以知縣即用，分發江西。平生著述尚有《惕園遺詩》。51 由前所述，道咸時期臺灣的文風已頗盛，特別是竹塹鄭用錫的北郭園和林占梅的潛園均有詩酒盛會的舉行，全臺文人藉此得以與大陸來臺官紳互相酬唱、交流，替往後臺灣詩社的運作模式奠定了基礎。其次，陳維英、陳肇興、施瓊芳等人或掌教於書院，或設教於里，作育英才無數，亦有助於文風的振興。. 三、唐景崧與斐亭吟社、牡丹詩社. 清末福建臺灣道唐景崧的來臺，又將臺灣的文人聚會推至另一高峰。早先隨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來臺的幕賓中，熱衷詩文韻事者已頗多，例如李振唐、 52. 53. 方澍、陳季同等人均是，陳衍更將同光體詩派延伸至臺灣，使臺灣文壇呈現欣欣向榮之景，迨唐景崧蒞臺，更有一番新氣象。 1887 年唐景崧因在清法戰爭期間招撫黑旗軍劉永福有功，升任福建分巡臺 50. 蔡廷蘭《海南雜著》曾譯成俄文刊行，詳見湯熙勇，〈海難與海外歷險經驗：以清代臺、閩往. 返船隻漂流越南為中心〉，發表於中洋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週二演講」，2008 年 4 月 15 日，頁 19。 51. 蔡主賓，《蔡廷蘭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高啟進，〈「開澎進士」蔡廷. 蘭〉，收於高啟進，《西瀛人物志》（澎湖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27-64。 52. 同光體詩派：「同」和「光」分別指清代「同治」和「光緒」這兩個年號，以鄭孝胥和陳衍為. 代表人物，主張作詩不墨守盛唐。 53. 黃美娥，〈清代臺北地區文壇初探〉，收於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 頁 84。.

(32) 32 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 灣兵備道。由於景崧出身翰林，喜歡舞文弄墨，將府城道署舊有斐亭，葺而新之，自撰楹聯懸掛亭柱，題曰：「聽百丈濤聲，最難忘鐵馬金戈，萬里游蹤真 54. 臘棹；揮滿堂豪翰，果然是錦袍紅燭，千秋高會斐亭鐘。」因往昔道署地近臺江，在其尚未淤積前，常可聞洶湧濤聲。並創「斐亭吟社」，公餘時輒邀幕客僚屬、文人雅士為詩鐘雅集，施士洁、丘逢甲等臺人之能詩者皆在其列。所謂詩鐘，即拈題伊始，綴錢縷端，繫寸許之線香團欒之，承以銅盤，香焚縷斷，錢墜盤鳴，一響鏘然，而構思當成矣。或刻紅燭以限時，時限屆而鳴鐘，鐘鳴而百卷並呈，卷呈而優劣立判者。道咸年間創於八閩詩人，其後漸播 55. 於百粵，同治初年由閩籍文人傳入臺灣，但並不盛行。1874 年牡丹社事件起，清廷詔沈葆楨巡臺，由於其幕中十餘人皆詩鐘健將，暇輒作局，詩鐘漸普遍引 56. 起臺灣文人的注目。迨唐景崧接任臺灣道，廣發詩鐘文帖，才蔚為一股風潮。臺南府知府唐贊袞曾回憶斐亭詩社的盛況云：唐薇卿方伯在道任時，於斐亭判牘、觀書、見賓、課子，三載有餘。公暇，招客賦詩，如閩所謂詩鐘故事者。蓋仿古人「日辦公事、夜接詞人」 57. 之意。一時賓朋文字之盛，為海外二百年來所未有。. 1891 年景崧升任福建臺灣布政使，駐臺北，仍不減雅興，於官廳重張旗鼓，邀集臺士百數十人，召開文酒之會，號為「牡丹詩社」。其名稱之由來，乃因 1892 年林鶴年來臺榷辦茶釐時，也參與布政使衙署內的詩鐘盛會，並餽贈所得之曹州牡丹若干種與景崧，故有是名。此外，林鶴年之子林輅存因曾與其父參與「牡丹詩社」的雅集，心頗羨慕，故也與三五好友，仿「牡丹詩社」之. 54. 此聯今保存於臺南市延平郡王祠地下室。. 55. 許俊雅，〈光復前臺灣詩鐘史話〉，《國文學報》18（1989 年 6 月），頁 231-286。. 56. 黃典權，〈斐亭詩鐘原件的學術價值〉，《成大歷史學報》8（1981 年），頁 113-141。. 57. 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 127-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