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電信產業發展過程的權力互動與本文結論
第四節 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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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結論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電信產業歷經超過 30 年的改革過程。中國大陸國有企 業呈現的高利潤報酬，展現出優異的經濟表現讓筆者相當好奇，究竟是因為國家 壟斷所產生的巨大租金所致，抑或政府的自由化措施取得成效？此外，外部環境 的壓力，是否將中國導引向西方國家的改革路徑，抑或在其獨特的政經脈絡下，
存在著報酬遞增與制度強化的機制特質？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透過比較歷史研 究途徑進行探討中國大陸的電信產業，從最早的缺乏競爭到國家主導的引入競爭 機制，從監管機制的薄弱到多次行政機構的改革，以及從國家中心的產業政策思 維到嘗試加入市場機制，我希望藉由檢視整段歷史動態的過程中，掌握制度變遷 的因果關係，並考慮觀念、歷史遺緒及制度三者對政策產出的影響，藉以回應本 論文於第一章第一節所提出的問題。
研究發現。在第二章的部分首先釐清管制理論與本文對自由化、電信產業之 定義，並對全球電信自由化有概略性的了解，最後檢視先進國家電信改革的兩種 不同典範，英國模式的改革開端乃由電信事業主管機關主導，美國模式則為由聯 邦法院發起的反壟斷行為所致，而改革過程中，國內管制機關的獨立性、法制的 健全程度與國內利益團體的配合妥協等，都會影響其改革成果，顯示國內政經脈 絡的重要性。
第三章從中國電信發展之始著手觀察，不幸的歷史與政治環境的動盪，導致 紊亂的電信體制與結構的先天不良是中國電信產業早期的特色，也是造成政府將 電信視為戰略性基礎產業的原因之一。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將農改經驗而來的 利潤機制應用到電信領域。可是部分程度的放權讓利並沒有為電信產業帶來突破 性的發展，此時國家政策的推動仍以避免陷入失序及維穩的考量為依歸。1994 年出現的關節點是中國聯通的成立，然此競爭機制的出現非如其他國家由行業主 管機關或反壟斷機構推動，中國既存的公用網與專用網多元電信體制是歷史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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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物，部門利益下的尋租行為是導致中國聯通出現的主因，而外部因素在此時 的作用就顯得相對次要了。
一旦改革的腳步啟動即難以停止，尤其在中國面對即將到來的入世壓力，眼 見競爭機制無法有效建立，在不觸及敏感的產權問題前提下，中國政府的重點在 電信市場結構的重整與監管機制的強化。從入世後兩次國家主導的電信企業拆分 重組，以及行政機構改革的作為，都可以視作對外部壓力的回應，然如同筆者於 前文所提及，機構改革的不徹底與產權結構的不變，實在無法證明改革是導致電 信產業優異表現的主因。
筆者於第四章宏觀層面的分析中發現，歷次涉及電信監管體制的改革充其量 不過是權力的橫向轉移，並無法有效遏止電信企業間又寡頭壟斷、又惡性競爭的 行為，倒是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在此過程中一直壯大，一則顯示國有企業的命運關 係到共產黨乃至於國家前途，國家緊抓控制權完全符合理性行為者的邏輯。另一 方面則又有其矛盾之處：既然國有企業為其重要命脈，國家能力的強化並無法保 證企業效率的提升，國有企業表現太差又將侵蝕國家權力的基礎。中國大陸企業 的政治邏輯，顯然存在長期和短期考量的不一致。
微觀層面的分析則涉及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間的互動關係，部門主義下 的利益考量是研究中國電信產業不能忽視的一環，因為法制的缺漏與掌握國家偏 好，電信企業遊走灰色地帶的尋租行為履見不鮮；而政企難分的產業結構使得政 治角力的獲勝，比起商業考量更能保證獲利。
最後，筆者將以上的研究發現整合，問題的核心來源仍為產權結構，雖中國 電信產業近十年來的優異表現是事實，但未必是政府改革之功，檢視中國電信產 業發展歷程，不論在政企難分所衍生的尋租行為，以及部門規制所產生的經濟資 源耗散，抑或法制缺位、監管效能始終不彰的問題，都是筆者認為無法輕易推論 改革成效導致經濟發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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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陸市場不斷擴大，使得中國大陸的電信事業會「自然」地成長，但是 當市場成長放緩後，我們或許可以看到政策機制或公司商業行為對中國大陸電信 業的影響，目前中國大陸總體經濟成長已趨緩，我認為接下來的研究擴展或許將 更有意義。
研究限制。本文雖為中國電信產業發展之研究，筆者卻未能親至中國進行田 野調查，著實遺憾，參考資料來源大體為文本的二手資料與網路資訊，加以如文 中所述，研究主題的電信產業為中國視為戰略性的基礎產業，至中國可能亦無法 找到相關核心人士給予指導；另本文中更多的是理論性的驗證，若能加入統計方 法應能更具說服力，未來筆者若有機會攻讀博士班或從事相關學術研究，希冀能 為更深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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