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緻＊
摘要
李漁曾親歷明清異代，其話本小說集《十二樓》中〈奉先樓〉與〈生我樓〉
皆以亂離之世為背景，在李漁強烈的「有我之境」的創作風格下，〈奉先樓〉與
〈生我樓〉具體呈現了李漁對亂離中生命安頓的思考，以兩難抉擇的情節重新安 排主角身份，並在文本情節推衍中，以倫理哲學的半齋式和戲曲舞台的表演式，
使因亂離而分散的家人們得以「回家」，最終得以由漸而成地走向團圓的結局。
李漁在「新奇」的前提下，看似奇巧的情節其實取材於當代時事，立基於現 實的情節使李漁的喜劇精神不僅展現在大團圓結局中，情節的每一次轉折其實都 是「喜」的所在。此外，《十二樓》又以大量的議論引導讀者進入李漁式的思考 脈絡中，每一次因波瀾起伏而帶來的「喜」與「笑」，安頓了亂離人們的生命，
給予讀者另一種思考與解決的模式。
因此，李漁的「覺世」在實際操作上，更多的應該是以傳統經傳的語彙，藉 由儒者所對舉的守節與存孤、繼嗣與繼統的話題，向亂離之人講述如何安頓、如 何「回家」的故事，在啼笑中點出另一種思維模式。藉由情節的幻設，跳出傳統 的思考；以事件的動態解決歷程，找到另一種安頓身心的方式；在情節的展演與 個人的議論裡，以游擊戰的方式不斷向主流文化發言。
關鍵字：李漁、《十二樓》、家、半齋式、表演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 頁111-129
一、前言
明末清初的天崩地裂，是政權的動盪轉移，也是生活在其中的生命在遭受各 式各樣的摧折後，或選擇消逝、或無奈屈膝、或堅持己見的時代，使生命在其中 顯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文學思潮從嘉靖年間的重情，至萬曆年間達到頂峰，徐 渭、屠隆、李贄、公安三袁以詩文和戲劇反應重個性、重情的思潮，代表者如李 贄「童心說」、袁宏道「性靈說」，而馮夢龍、湯顯祖等人則通過戲曲小說等通俗 文學的創作，實現以情為教的目標，藉由理論的提出和具體創作的實現，以不同 的文類回應了時代議題。但是，隨著時代愈發動盪不安，在以「情」做為討論核 心的文壇裡，另一派重視實用的文學思潮也開始興起，如葉向高、顧憲成、陳子 龍等人，選擇了「性其情」，1要求以有約束力的情來抒發情之正。當明崇禎帝於 柴山自盡，人民面對的是國破家亡，此刻心學家們已無法回應當代的困境，士人 性靈的追求也成為一種風花雪月，因此，文學思潮隨之走向實用，尋找生命的安 頓之處成為時代的大議題，也是不能逃避的議題。
如果說，家是幸福的安慰與保障，那麼，「成家」便是每個時代、每個人共 通的追求，然而在亂離之際，戰亂將人不由自主地拋向不可知的命運，如何安頓、
如何「回家」，將成為每個亂離之人共通的問題。明亡之際，士大夫們面對的是 生與死的抉擇，在盡忠和盡孝裡找到自己生命的依歸。2但一般老百姓面對亡國，
最切身的問題往往不是「我該效忠誰？」，而是「我該如何活下來？」，甚至進一 步叩問「我該如何幸福地活下來？」也就是因為這樣切身的需求，在動亂之際妻 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下，迫使士大夫必須有著相對應的思考，延伸出了在清 代經學對禮學中「叔嫂無服」3的重新討論－－正因亂離造成家破人亡，人倫關 係紊亂，由嫂嫂養大的孩子，依古禮卻不能為親如母親嫂嫂服喪，若依唐太宗改 動禮制之法，使叔嫂有服，這又與古禮制不合。在禮制與情義之間，如何斟酌？
在清人文集中反覆出現的「某某狀況，宜服何喪？」的詢問文字裡，可以看出他 們的焦慮。陳確（1604～1677）、張履祥（1611～1674）、顧炎武（1613～1682）
皆有對於禮的討論，顧炎武為張爾歧《儀禮鄭註句讀》的序中提出：「禮者，本 於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4回歸以禮節文、治人的古禮學，除了有
1 「性其情」指以理約束情；「情其性」指情擺脫理的約束。羅宗強：《明代文學思想史》（北京：
中華書局，2013 年），頁 846。
2 關於明季士大夫在明亡時的抉擇等相關討論，可參見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
（臺北：聯經，1997 年 10 月）。
3 關於清代對於「叔嫂無服」的討論，可參見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証的思想活力：禮教論 爭與禮秩重整》第四章「嫂叔無服？嫂叔有服？」──「男女有別」觀念的鬆動（臺北市：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2001 年）。
4 顧炎武：〈儀禮鄭註句讀序〉，收在《皇朝經世文編》（臺北：文海，1979 年）冊 4，頁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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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緻：〈李漁《十二樓》裡的「回家」書寫〉
「以古禮正今俗」的移風易俗使命外，亂世中生命該如何安頓，應也是儒者們關 注的重點。
李漁（1610-1680），原名仙侶，字謫凡，後改名漁，字笠鴻，號笠翁、笠道 人、覺道人、覺世稗官。原籍浙江蘭溪，出生在江蘇如皋。他出生在一個醫商家 庭，由於其自小便展現文學的天賦，父伯輩便將改換門庭的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
從小便讓他讀書習八股，準備科舉考試。5李漁於明崇禎八年（1635 年）以五經 見拔，崇禎十二年（1639 年）鄉試落榜，崇禎十五年（1642 年）再次赴杭州應 試，途中聞警而歸。如果甲申之變未曾發生，李漁或許會持續仕途之路，或許能 考中舉人、進士，即便選擇出貢，也擁有做學官的機會。然而，在明朝滅亡前，
他也只是明朝的一個秀才，其地位和影響幾乎無從談起，小說、戲曲的創作也尚 未開始。待明清鼎革之後，他曾短暫避居山中，並於順治五年（1648 年）於蘭 谿建成伊山別業。儘管清朝於順治三年（1646 年）即開科取士，並沿襲明朝的 八股取士之法，李漁卻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放棄仕途，不再參加科舉考試；他雖與 遺民交往，但並未選擇遺民的生活方式，而是走向了另一種生活道路。6
十年杭州生涯，李漁創作了《無聲戲》、《十二樓》等話本小說7，《十二樓》
作為李漁最後一本傳世的話本小說集，他在其中投注了極大精力，曾自言：「吾 於詩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終不敢以小說為末技。」8由於《三言》、《二拍》
已大致搜羅了前代異聞，其後話本作者創作也多采摭現成的傳聞敷演成篇，造成 李漁在創作《十二樓》時，已面臨取材不足的問題，李夢生即指出《無聲戲》多 取材於舊有傳聞，而《十二樓》卻大多出於自創，在選材與敘述上將自己緊緊地 連繫進去，甚至略帶自傳性質。9整體來說，《十二樓》的故事內涵大多圍繞著「家」
而開展，十二篇故事中以敘寫「成家」有關的愛情、婚姻故事最多，計有〈合影 樓〉、〈奪錦樓〉、〈夏宜樓〉、〈拂雲樓〉、〈十巹樓〉五篇；關於「破家」者則分兩 類，有因國君、宦官而起者，如〈萃雅樓〉、〈鶴歸樓〉，也有因時代動亂而起者，
如〈奉先樓〉、〈生我樓〉；關於「理想家園」者，則為〈三與樓〉和〈聞過樓〉， 尤其是〈聞過樓〉，孫楷第針對此篇詳加考証，認為此篇是李漁自己的夢，所敘
5 《閑情偶寄‧詞曲部》中言：「予襁褓識字，總角成篇，於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窮其義，然皆 淺涉一過。」
6 關於李漁的詳細生平，可參考萬晴川：《風流道學：李漁傳》（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7 月）、徐保衛：《李漁傳》（天津市：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年）、俞為民：《李漁評傳》（南 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7 由於李漁於順治十五年（1658 年）離杭，故《十二樓》最晚應於順治十五年（1658 年）李漁 離杭前完稿並初刻付梓。關於李漁在杭州十年的作品，可見傅承洲：《明清文人話本研究》（北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 年 2 月），頁 264-265。
8 李漁：〈十二樓序〉，收錄於《十二樓》（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 4 月），頁 1。
9 李夢生：《中國禁毀小說百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247。
都與他生平有關。10唯一無法歸入傳統家庭婚姻模式者，僅有〈歸正樓〉一篇。
大儒回歸六經，找到自己生命安頓的力量，小民又該如何「回家」，找到自 己生命的依歸？何金蘭在《文學社會學》裡指出，文學和哲學是對世界的觀點表 達的方式，它不是個人現象，而是屬於一個社會團體或社會階級的社會事實，是 一個對現實整體和眾多個人思想的結構緊密、協調一致的觀點。11李漁在入清之 後，一度選擇文人式的隱居，出山後仍主動拒絕科舉，以布衣而終，在身份上他 與民間百姓靠攏，創作文類也以通俗的小說、戲曲為大宗。《十二樓》出版時，
距離甲申之變已歷十四年，李漁如何以小說寫出對庶民生命的觀察？回應時代在 經歷異代的社會事實底下所衍生的議題？《十二樓》中具體取材於亂離之世者，
有〈奉先樓〉和〈生我樓〉兩篇，陶恂若以為〈奉先樓〉應據明清易代離亂之際 的實事所敷演，而〈生我樓〉故事時間雖定位於南宋末年，但裝袋出賣婦女一事，
亦為當時之實景。12因此，本論文關注李漁如何安頓異代之際的生命議題，在他 以「回家」作為創作書寫主軸的思考下，集中觀察因亂離而「破家」、結局為「回 家」的作品，即以〈奉先樓〉和〈生我樓〉為主要討論文本。由於此類作品有著 特殊時代感，與明清之際的動亂史實有著較強烈的連結，而在李漁強烈的「有我 之境」13的創作風格下，曾親歷異代之變的李漁，如何思考亂世中的生命安頓？
如何具體呈現在〈奉先樓〉和〈生我樓〉中？在動態的衝突與問題解決過程中，
反應了怎樣的思考，這樣的思考又如何影響文學賣點的呈現與文學美感的追求？
二、「家」的組成：略其跡而原其心
人生本有許多不由自主之處，亂離之際，生命更是常被不由自主地向未知之 處拋擲而去。在《十二樓》中，〈奉先樓〉和〈生我樓〉分別為第十則、十一則 故事，連續前後二樓，都是講亂離之中的被虜之事，都是在「家」受到外力脅迫，
人生本有許多不由自主之處，亂離之際，生命更是常被不由自主地向未知之 處拋擲而去。在《十二樓》中，〈奉先樓〉和〈生我樓〉分別為第十則、十一則 故事，連續前後二樓，都是講亂離之中的被虜之事，都是在「家」受到外力脅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