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年 6 月
序
語道深慚話一場，感君親切為宣揚。更將充擴隨鈎索，意味從今積漸長。 ──朱熹〈次韻擇之聽話〉 朱熹從學李侗，上溯羅從彥而及於二程，獲致「道南」學脈，黃宗羲稱之為 「一條血路」，對於理學而言，「道南」是學術發揚之讖語，代表的是一脈相承的 學術傳統，也是絕學復傳的成果。政大於臺灣復校，臺灣為閩學流扇之地，「道 南」無疑深有以學衛道，期許文化復興的意義。 本系舉辦「道南論衡」，已歷八載，每屆籌畫承辦工作，從徵稿、審稿、發 表、討論、議程規劃、邀請、宣傳等，均由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負責，每個環節， 秉持服務學術社群的信念，期許建立研究生學術交流平台，認真細緻，真誠用心， 深獲好評。此次會議來稿三十四篇，經格式審查、匿名審查之後，會議發表十二 篇，進行修改收稿，最後只有九篇刊登出版，通過率可以達至一級期刊標準。會 議過程，邀請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教授協助審查、講評、主持等工作，人數近 五十人次；一天會議，校內外中文系所與會學生近百人，形式等同於國際性學術 研討會。然而如此規模，卻是以工讀金方式支應，經費拮据，並未影響工作進行， 原因乃是同學有堅定的學術之志，有求「道」的熱忱。 感動之餘，當然還要感謝系上林桂如教授協助指導，鄭雯馨教授、車行健教 授、張惠珍教授蒞會擔任主持工作，系上老師對於同學全力支持，惠予意見，更 可見學術薪傳用心，而各大學中文系所研究生對於「道南論衡」的支持，熱烈參 與，踴躍投稿，更成為鞭策我們的力量，提供我們賡續而進的能量，而在發表過 程當中，彼此激盪，意見交流，唯求議題澄清，謙和相讓，信守至公至平的原則， 「道南論衡」搭起全國研究生交流平台，無疑已具有相與論「道」的作用與功能。 成就一件事情是如此的不容易，滿滿的感謝，來自於許多人的努力與支持， 然而無可諱言，世事絕難完美，共議共決，尊重程序，當然也難免有思之未及， 考慮不周的地方，懇請各方朋友包容，寬恕可能的缺失，因為我們還在學習。道 南橋旁，指南山下，百年樓中，期待學有所進，也期待明年再見。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 陳逢源謹書於百年樓 2015/6/13序
「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為政大中文研究生自主傳承 舉辦之研討會，於 2014 年 10 月 25 日假政大百年樓舉行。同學們從事前的準備 至如今的出版，此為期不短勞心勞力的付出，可見其中對學術延續之熱忱與貢 獻。 此次投稿共三十四篇，會議共分四場，發表十二篇，其後出版者有九篇。其 中特別感謝陳逢源主任於會前與開場時對同學的支持，鄭雯馨教授、車行健教授 與張惠珍教授擔任主持，以及講評、審查稿件的同學與老師們的撥冗幫忙。此次 發表人分別來自政大、臺大、師大、中興、暨南、東吳大學，領域從古至今，廣 涉經學、思想、文化、文學層面，不論是就論文本身或是口頭闡述，皆可見同學 們在學術上的互相激盪，法國評論家布倫帝爾（Brunetière）曾說「沒有衝突， 就不會有戲劇產生。」此說法或許不只用在戲劇上，在學術上亦能適用。因學術 會議上不同意見之交流，非服從權威傳統之態度，如此才能產生奔流不盡的學術 生命力。 學術是一條漫長的路，其中的苦悶與懊惱，可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這一 路上能有志同道合互相陪伴激勵，彼此分享學術探究的喜悅與共鳴，將能更堅定 其中付出的意義，而此道南論衡會議即是提供此一連結場合，當知道在同一時空 中，亦有人與自己同樣在這追求的路上努力，相信會讓人更有積極向前的動力。 最後在此，謹以此序，向所有參與者致上最深的謝意。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林桂如 2015/6/13 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年 6 月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年 6 月
目 次
序 I
i序 II
ii 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李松駿 1 身體、空間、身分：〈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身分建構與認同抉擇 洪敬清 21 司馬遷《史記》「忠」思想探析 晉鈺琪 45 動態和諧與一體之仁──論《論語》的「情境化思維」 莊勝涵 65 情迷何處：陳國球的文學研究述評 陳仕軒 91 李漁《十二樓》裡的「回家」書寫 陳明緻 111 林燿德《時間龍》中王抗的夢境 陳勁甫 131 矛盾／苦悶／自覺：張文環〈頓悟〉從軍書寫的複調話語及其皇民化文學意蘊 曾詩蘋 147 河南漢畫像石中鬥獸圖的類型與文化意義試解 黃鈴棋 169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年 6 月
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李松駿
** 摘要 從東漢到三國之間，學風及思想多元發展，而曹魏一代風氣更牽涉儒法思想 發展所產生之制度面議題。從學術史看，曹魏學術的建構的確繼承了漢末思潮而 有所轉進，其政權與知識份子的性格、社會文化的背景亦存在著經學理想和現實 意義的需求。其中，「法律儒家化」的影響更明白地反映了曹魏政權所關注的權 力機制。藉由曹魏「法治」與「經術」、「刑律」與「禮治」做一考察，將有助於 釐清「思想」和「制度」二者在曹魏學術轉進中所代表的深層意義。只是從漢末 到魏晉，在學術「典範」在轉移的過程中，前人安於故習，對曹魏學術的探討， 雖各有所獲，卻未能從學術漸變發展的進程出發，為儒法思想作一具有結構性之 尋繹，也較忽略從制度史的角度進行整體性的勾勒。職是之故，本文以曹魏時代 為考察中心，擬就相關論題細加研議，嘗試釐清箇中脈絡，以為曹魏學術轉進提 供更為清楚的歷史線索。 關鍵詞：曹魏經學、漢晉諸子、法律儒家化、肉刑、魏律 本文除在世學者及次要帝號外，一律附上生卒年。全文引用時僅註明作者、書名與篇名。又獨 立引文方才加註，以清眉目。而未加注之引文係據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 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檢索而出，並參考其他校注版本加以改訂，特此說明。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頁1-20一、前言
東漢光武中興，取鑒新莽，乃尊重經術、表彰氣節，藉察舉、徵僻之法，使 東京風俗淳美。惜和、安以降，劫灰復作，戚宦賊亂，君道陵夷，雖有獎勸文學， 浸成品鑒新尚之事，終陷於處士橫議、黨禍熾烈之局，其後「清流」遂起，引動 漢晉「士人自覺」的思潮。1就學術內部言，歷經師法、家法之盛，今學、古學 之爭，到讖緯災異之質變，最後訓詁取代章句，經學及其思維方法的討論於焉彬 蔚。當此之時，知識份子為尋突破，轉而求深「子家」的治世精神，2加上王符 （85？-163？）、崔寔（？-170？）、仲長統（180-220）等「名法以輔德化」的議 論應勢而興，下啟三國法治之風。 時至魏晉，【清】皮錫瑞（1850-1908）目以為經術「中衰」，察其所論，約 有四端：一為漢末黨錮之禍，造成人心徬徨；二為永嘉之亂，學者困於亂雜；三 為鄭學「盛極」，不免「衰象」漸顯；四為綱紀大壞於是法興儒衰。3然對於魏晉 南北朝的經學定位，前賢見有深淺，關注亦大不同：或通觀三國、兩晉、南朝、 北朝的經學內涵；或聚焦玄理與諸學之交涉；或專論今古文經學之代興、鄭學王 學之升降等經學史議題。4其中，對於漢晉轉關之三國學術卻甚少談及，連帶曹 魏士風的探究亦相對貧弱。5 儘管魏、蜀、吳三雄雖非出身世家豪族，亦於經術仕途素無瓜葛，但可注意 的是，起於東漢後期沛國譙縣的曹魏政權，6歷經操（155-220）、丕（187-226）、 叡（206-239）數代，於當時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制度各方面實有建樹， 不只克濟禍亂，代漢稱魏，結束東都亂局，又使中國北方一時臻於安定，其後更 1 有關「士人自覺」的命題，余英時嘗以「個體自覺」和「群體自覺」及其關係作為理解進路， 針對社會、歷史、文化、思想等背景進行細緻的討論。請分參氏著：〈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 新思潮〉、〈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市：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0 年 8 月），頁 205-327、329-372。 2 【漢】王充《論衡・書解》：「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可 采掇以示後人。……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 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又《漢書・藝文志》謂子家：「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 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 3 請參【清】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 年 9 月），〈經學 中衰時代〉，頁95-102。 4 請參黃忠天：〈南北朝經學盛衰評議〉，《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91-93。 5 此部分原因，恐受限於時值動亂，經籍遺文有待輯存之故。儘管如此，中文學圈的學者亦曾作 了不少努力。舉其要可參（1）簡博賢：《今存三國兩晉經學遺籍考》（臺北市：三民書局股份 有限公司，1986 年 2 月）。（2）汪惠敏：《三國時代之經學研究》（臺北市：漢京文化事業公司， 1981 年 4 月）。（3）程元敏：《三國蜀經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 8 月）。（4）劉 運好：〈三國・吳經學發展考述〉，《孔子研究》（2002 年第 6 期），頁 26-33。 6 就名號言，起自魏文帝黃初元年（220），止於魏元帝咸熙二年（265），享國 46 年。若以其實 際政治活動言，可由漢獻帝建安元年（196）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起計，至魏明帝曹叡在 位末期（239）止，為期 44 年。3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下開魏晉風度而名士輩出。相對漢室崇經為志，曹操「任能法課，趨於刑名」雖 屢遭後世責難，7亦無嚴格意義上的經學著作，然當中卻隱含著重要的概念有待 發覆。 只是從漢末到魏晉，在學術「典範」在轉移的過程中，前人安於故習，對曹 魏學術的探討，雖各有所獲，然猶未能從學術漸變發展的進程出發，為儒法思想 作一具有結構性之尋繹，也較忽略於從制度史的角度進行整體性的勾勒。職是之 故，本文以曹魏時代為考察中心，擬就（一）法治與經術；（二）刑律與禮治二 方面的論題細加研議，嘗試釐清箇中脈絡，以為曹魏學術轉進提供更為清楚的歷 史線索。8
二、法治與經術：漢末思潮的轉向及思索
曹氏家族起自寒門，藉宦官曹騰（100-159）之勢，於漢末發展成為豪強大 族，隨著勢力的擴張及士大夫階級的加入，自此而後，以「地方豪族」為主的軍 人和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士，成為曹魏政權的兩大支柱。9然東漢末葉，時 局劇變，軍閥混戰，黃巾繼起，曹操身處其間，面對百廢待舉之勢，亟欲富國強 兵，則不得不以「法術之學」為治。《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8 年（203） 5 月己酉太祖令曰： 《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 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 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10 7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卷 10・三國・魏矯漢末標榜而流為玄虛奔競》：「曹孟德心知催折 者之固為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 數十年。……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壅已決之水於須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曰抑之而 愈以流也。」【清】顧炎武《日知錄・卷13・兩漢風俗》：「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 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 進，姦逆萌生。」 8 本文所謂儒法思想，實是站在儒家法思想的概念下進行探述。一般來說，從荀子「王霸並舉」、 「禮法兼綜」，「儒法合流」已開其端，其後二條學術脈絡發展彼此附繫，因而不易察覺其間細 部的變化。其中，有關法的概念大可別為「法治」及「法制」兩個區塊。前者為一種思想和主 張，其往往以學說的方式呈顯，且由傳統儒、法二家的立場看來，所重各有不同；後者則是經 過一定程序，並經由特定機構施行具有強制性與普遍性的制度，從中得以反映出不同時代對於 法的認識。而題目除關鎖儒家傳統經術的考察，亦透過儒法思想的教化性及規範性依據── 「禮」，進行相關概念的究析。是以，底下為便梳理，即權分「經術、禮治」／「法治、刑律」 以資檢討，此區隔應不失為一個具體可行的作法。至於，欲知從西周貴族法治（禮治），到秦 漢以後官僚（帝制、君主、專制）法治的細部發展，則可參李貴連：〈從貴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傳統中國法治論綱〉，收入高明士編：《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2014 年 6 月），頁 209-260。 9 請參毛漢光：〈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史學論 文選集・第二輯》（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 年 12 月），頁277-290、296-300、307-314。 10 請見【晉】陳壽著，【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百衲本二十四史（六）》（臺北市：臺注引《魏書》載〈庚申令〉謂： 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選，所謂「可與適道，未可 與權」。管仲曰：「使賢者食於能則上尊，鬭士食於功則卒輕於死，二者設 於國則天下治。」未聞無能之人，不鬭之士，並受祿賞，而可以立功興國 者也。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上所揭舉，實可指出曹操以法治軍之精義及其施政手腕，其「法令明而賞罰必行」 的準則於此可見。無疑地，在政局動盪的東漢末年，曹操志在矯革，採取必要的 嚴刑峻法，亦不失為一種得以迅速穩定情勢的有效方法。其曾勉勵治刑獄之大臣 高柔（174-263）云： 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 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 曹魏起初法明國治，知法用法，正是曹操因應時代的考量，其間容或招致「細政 苛慘」（《三國志・魏書・董二袁劉傳》裴《注》引《魏氏春秋》）、「法制苛碎」 （《三國志・魏書・徐胡二王傳》）之批，11然平心而論，治亂世又何嘗有棄重典 於不顧的理由？正因如此，〈庚申令〉中所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直接 凸顯了曹操於求賢之急下，屢次明令「唯才是舉」的用人標準。12而此種觀念， 甚且一變東漢尚氣節之風，以致當時「才性問題」頗引起討論。13對此，張蓓蓓 從【魏】劉卲（186？-245？）《人物志》的品鑒角度出發，提出他深刻地觀察： 劉卲所建立的理論，本身甚為完密，處處兼顧名實，深具名理色彩，…… 而劉氏著書，本來目的似亦不在討論如何品鑒人物，而以建立一套主政者 官人用人的辦法為重心，……劉卲對人物高下的看法，重才重德，亦恰為 漢、魏之交數十年間風氣的典型代表。14 灣商務印書館有限股份公司，1968 年 9 月，臺 2 版），卷第 1，頁 20-21，總頁 4220-4221。下 文引《三國志》原文俱依裴注本，皆只標示篇名，並參考其他校、集注版本加以改訂，若有 需要，則酌情刪改句讀。相關異動若不致影響文義，將略其說明。 11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陳壽評其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 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 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12 又見建安十五年春、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之求賢令。主張大抵相同， 為免瓜蔓，就此揭過不表。 13 請參唐長孺：〈魏晉才性論的政治意義〉，《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95 年 7 月），頁 298-310。 14 請見張蓓蓓：《漢晉人物品鑒研究》（臺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 3 月），第 4 章〈《人 物志》與曹魏初期的人物品鑒〉，頁147。
5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觀省斯語，魏初用人的問題，逐漸脫離傳統以道德品行取士的原則，關鍵來自於 曹操崇尚法治，強調循名責實的改革方向。但必須指出的是，此一風氣並非始於 曹魏，而當從漢末思潮的發展理路統合而論，方能了解「魏之初霸，術兼名法」 （《文心雕龍・論說》）的全貌。 對於漢晉之際的思想變遷，錢穆（1895-1990）曾有如下的見解： 過份重視名教，其弊為空洞，為虛偽。於是有兩派的反動產生：一、因尚 交遊、重品藻，反動而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二、因尚名節、務虛偽， 反動而為自然率真，歸於莊、老。這兩個趨勢，早起於漢末。……西漢初 年，由黃、老清淨變而為申、韓刑法。再由申、韓刑法變而為經學儒術。 一步踏實一步，亦是一步積極一步。現在是從儒術轉而為法家，再由法家 轉而為道家，正是一番倒捲，思想逐步狹窄，逐步消沉，恰與世運升降成 為正比。15 錢氏認為三國時代乃魏晉南北朝長期分裂之始，隨著舊政權的沒落，君臣觀念的 淡薄，以及新政權的黑暗，導致政治、學術兩造皆無出路的窘況，於是在消極的 狀態下，只能對前期思想有所逆反。上項轉變，其言尤為剴切。不過細別來看， 士人既逢此困局，又當如何另闢新途？而學術脈絡間的轉進又是否切中錢氏所云？ 實應進一步辯明。 按覈漢政之嬗遞，實為儒家／法家、王道／霸道、禮制／法治、儒生／文吏 交互辯證演進的過程。16自漢昭帝鹽鐵會議以來，除桑弘羊（152B.C.-80B.C.） 與賢良文學的衝突已對「雜霸」意見有所爭論之外，17漢宣帝於甘露年間所召開 的「石渠閣會議」，更進一步點出了漢家「霸王道雜之」的面向及其「正當性」 的問題。18其後，雖歷王莽（45B.C.-23B.C.）新政宣說儒家「王道」理想的轉折， 15 請見錢穆：《國史大綱（上）》，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編委會整理：《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市：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 5 月），乙編，第 27 冊，第 4 編〈魏晉南北朝之部〉，第 12 章〈長 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頁250-251、253-254。 16 閻步克關注周政到新政間學術脈絡的發展與改易，以「學士」與「文吏」兩大群體為線索， 對「士大夫政治」的演生形態，提出辯證的說明。請參氏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 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2 月），第 11 章〈結論與推論〉，頁 464-477。 17 【漢】桓寬《鹽鐵論・後刑》：「大夫曰：『……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鉏一 害而眾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民者敖於愛而聽刑。故 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 殺，刑設而不犯。』」按：此交辯之例，可知賢良之士於其時，雖崇德化之教，但已不排斥刑 法之學，且開始承認法律之用。而有關漢世「王霸之辨」的詳細說法，可參王利器：〈前言〉， 收入【漢】桓寬等著，王利器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市：中華書局，2012 年 11 月）， 頁19-22。 18 請參林啟屏：《從古典到正典：中國古代儒學意識之形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07 年 7 月），第 10 章〈正典的確立：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石渠議奏」〉，頁 373-420。
但世入東漢，光武帝在選任官吏的標準上，實反映了當時的取士思維及政治取向。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153？-196？）《漢官儀》言：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 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 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及刺史、二 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絜、平端於縣 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 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19 上條「丞相故事」雖指出西漢已見經術、法律兼習並重的現象，然可注意的是， 此時光武帝明令回歸「四科取士」的呼聲，再加上東漢末年政治危機的影響，遂 引觸了後漢子家精神的發揚。 衡諸王符《潛夫論・衰制》：「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齊萬民 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崔寔 《政論》：「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 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荀悅（148-209） 《申鑒・雜言》：「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 中乎？」徐幹（170-217）《中論・賞罰》：「政之大綱有二。……賞罰之謂也。人 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 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怠。」仲長統《昌言》：「德教者，人君之常任 也；而刑罰為之佐助焉。……至於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 宄之成群，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等 諸家行法通變之論，皆按切時勢而成治國綱領，實是對於當時經學停滯的反動， 原為經學附庸的子學體系為補經書之蔽而開始復興，跳脫戰國西漢以來以儒學為 主體的思潮，從社會下層的角度提出反省性的批判，鬆動兩漢以降讖緯災異之說， 遂有漢末理性主義之昂揚。20 此時，知識份子的眼界已有不同，面對法治鬆弛之弊，「德化」似乎只是作 19 請見【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五）》，下冊，志第 24，百官 1，太尉，頁 5，總頁 4154。 20 就漢晉子學的內容和關懷看來，實與先秦子學大異其趣。前者已不再作為獨立學派與儒家對 立，並普遍接受了儒家的宗法思想。而儒家也不斷融合吸收子家之說，從中豐富自身理論系 統。雖子家往往處於從屬地位，卻是整個文化秩序的基礎，每當儒家思想出現僵化危機，子 學便應運而起，由分歧走向融合，針對當時社會政治的困局，提出種種補偏救弊之說。請參 孔繁等著：〈魏晉玄學的產生〉，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市： 人民出版社，1988 年 4 月），頁 19-23、55-58。
7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為一個理想的境界或目標所在，傳統綱常名教的堅持固然重要，但對於回應現實 問題而言，更迫切的是在強調「法治」精神的發明及功能。姑不論其容有他家思 想之成分或自身理論系統的矛盾之處，21這樣一致的走向顯示：漢晉子家深具現 實批判的精神，而同樣強調「法治」觀念的提出，則是他們面對世局所欲奮力轉 出的思想方向，這種屢屢宣說法令賞罰的國策建言之音，是和為數不少的子學浪 潮同時出現的。22由是觀之，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子家自有其應世實踐的目標， 遂從紛擾之中，回歸「法治」主軸，社會批判的意義和價值於茲確立。 上之所述，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子家「法治」精神的抬頭，乃此時士風轉進中， 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歷史線索。至於錢穆所言：漢晉學術之轉關，所表現由「儒 術」入「法家」，再由「法家」轉而為「道家」的遞進過程，是否可以全然解釋 「儒學」與「經術」二者逐漸走入「狹窄」、「消沉」的世途呢？以下，將再針對 此一現象略予說明。 建安8 年秋 7 月，曹操為造新勢，積極擘劃各項政治舉措，既試圖建構皇權， 也留心國家文教的安排。《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 令郡國各脩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 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詔令之中，得以一窺曹操除「尚刑重法」的鮮明形象外，亦對文教增設方面投以 關注。甚而至於，其對諸侯教育也往往提出嚴格的要求。23有趣的是，檢證曹氏 家族重要成員的著述（據見附表1），表面數量頗豐，而從名稱上觀之，則多軍 政、文藝之書，少有經學相關著作，以致論者往往忽略文字以外，其於經術活動 上的努力表現。丁進、潘慧瓊在分析曹氏家族與經學之關係時即曾扼要指出： 從曹操開始，曹氏家族在用經治國方面有破壞經學的一面，也有利用經學 達到政治目的的一面。曹操的學術根基也是經學，對於經學的一套技術運 用純熟。……曹丕、曹叡對經學制度有所恢復，客觀上在動亂年代為經學 21 這裡，有待說明的是，當時名家之學與刑法概念亦有可資討論之處，惟本文側重儒法思想之 間的脈絡梳理，故部分刑（形）名學相關之議題，擬待另文進行探析。相關說法，可參湯錫 予：〈讀人物志〉，《魏晉玄學論稿》，收入《魏晉思想（甲編五種）》（臺北市：里仁書局，1984 年1 月），頁 1-22。 22 事實上，東漢前期的知識份子早已對空洞的儒門學說有所不滿，於是開始以名法督責，期能 速收政治實效。請參陳啟雲：〈後漢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收入〔英〕崔瑞德（Denis Twichett）、 魯惟一（Michael Loewe）編，胡志宏等譯，張書生、楊品泉校：《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 221－公元 220 年》（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837-854。 23 《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 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 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
保留了一小塊生息之地，……曹髦沒有什麼政治資源可用了，經學成為他 企圖扭轉曹魏政權頹勢的「最後一根稻草」。24 其實，曹操「好學明經」25又「能明古學」26，措意立教興學，素養自有儒生之 風，不少政令、詔書、詩文之作均表現其於「通經致用」上的具體實踐。而〈庚 申令〉所標舉之「治平尚德行」的意義，則間接印證了曹操網羅經學人才的策略 和方向。參稽《隋書・經籍志》經部類所錄魏國經學著作共49 種，經學家計 25 人，27再質諸《三國志・魏書》所載之學者背景，可見其多起於民間。當然，其 中尚有部分的經書、人物未被史傳收列，然就經學活動的現象而言，似乎學術成 果不可謂少。28因此，曹丕表彰孔聖，設太學，復博士，修石經；曹叡講宴於東 堂，論經於太學；凡此種種皆與經術的傳續及影響密切相關。29 只是我們也不宜忘了，在經玄交替的時代，玄風雖已浸潤，卻仍居於傳統儒 術之下，此時的經學概念自然不能從單純的角度看待。基本上，由漢代的情形加 以考察，經學的概念已有「學」與「術」的分野，30且隨著「經術」思維的不斷 發展，曹魏士人執經講論的目的除本於對文化秩序的學習和維護外，更關心的是 仕途之所需，從而凸顯了「經術」於輔政興治上的作用。準此，陳寅恪（1890-1969） 明確抉發了其中微妙的關係轉變： 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 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魏為東漢內廷 閹宦階級之代表，晉則外廷士大夫階級之代表。……夫曹孟德者，曠世之 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位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 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傳統之儒家思想，然後可以成功。讀史者於曹孟 德之使詐使貪，唯議其私人之過失，而不知此實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 24 請見吳懷東等著：《曹氏家族與漢晉社會文化變遷》（合肥市：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 年 2 月）， 第2 章〈曹氏家族與魏晉經學、禮制〉，頁 65。 25 請見【漢】曹操著，夏傳才注：〈失題〉，《曹操集注》（鄭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年 5 月），頁199。 26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太祖從妹夫 彊侯宋奇被誅，從坐免官。後以能 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27 請見【唐】魏徵等著：《隋書・經籍志》，收入王承略、劉心明主編，張海峰整理：《二十五史 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北京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 年 1 月），第 13 卷，頁 3-45。 28 如國淵、田疇、邴原、管寧、王朗、王肅、董遇、杜預、鍾會等人，請參汪惠敏：《三國時代 之經學研究》，第2 章〈三國時代之經學概況〉，頁 61-68。 29 三國時代由於社會動盪，師學不盛，反映出「學在野而不在朝」的現象，故授受對象多是庶 族子弟，而非世家字弟。請參程平：〈三國師學研究〉，《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34 卷第 5 期（2012 年 9 月），頁 91-94。正惟如此，家學成為此時經學授受的主要途徑，且 明顯表現在「家學教育」的普及與效果上。請參程平：〈三國時期家學考論〉，《山西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第40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頁 72-76。 30 請參程勇：〈「經學」「經術」的分野與漢代經學文論話語的雙重性質〉，《學術月刊》（2005 年 第7 期），頁 96-103。
9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31 與前述合看，曹魏學術一方面鼓吹經術，讓經學得以延續，無疑對三國學術產生 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經學轉「經術」而為「權術」，則與三國法治之風相互 連繫，並具體落實在政治實踐之中，以促進歷史的整合局勢。其間脈絡的釐清， 足見儒法二重性思想的動態升降各有所趨。推究用意，標舉經術不僅讓人民認同， 並深入人倫日用成為立身行事的引導效果，更可進而厚植曹魏政權的統治基礎。 此外，藉由「名法之治」的控制，除了重塑漢代儒學內涵，使其適應新政權的需 求之外，也企圖利用法治興革，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及支配性。相較於秦漢以來「陽 儒陰法」的主流思想，曹魏嘗試建立「儒法並濟」的機制，以穩定代漢後的帝國 運作，對理想秩序的追求，於此可見。 綜整以上討論，我們確實可以注意到，面對漢晉社會風氣的頹喪，士人為重 整天下秩序，紛紛寄志於漢末子家「法治」精神的改革，形成了一股守法持術的 觀念轉變。相較於子論大興的走勢，32曹魏儒法並濟的思潮並不顯於著書立說， 而是表現在當時應世形塑的施政理念。是以，曹魏經學內部不僅延續的傳統經世 濟民的責任感，更帶有「經術－權術」的思考，原本經學內涵成為教條控制的載 具，既分享了統治階層的話語霸權，也讓曹魏政權的一切行動在經學內部找到正 當性。對於此時「法治」與「經術」互補參用的正確理解，無疑是精確掌握漢晉 學術轉關的一把鑰匙。清理了上述的問題之後，曹魏學術所反映在制度層面的狀 態，仍有其他值得討論的地方。因此，本文將於第三節進行歷史事件的互證和檢 討。
三、刑律與禮治：制度重構的導出及影響
誠如上節所示，曹魏儒法並濟的思想基調，試圖在經術與法治之間貫串建國 立制的方向，乃當時士人考量所有舉措的出發點。相對來看，一國之制度也相對 反映著某種程度上的思想關聯。若從中國法制發展的軌跡著眼，法令既是秦漢行 政的重要環節，也是漢儒「兼習經律」學風特色。33曹魏「承用秦漢舊律」（《晉 書・刑法志》）的現象，追本溯源，也可以說是戰國秦漢法典的濫觴。據此，邢 31 請見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市：里 仁書局，1981 年 3 月），頁 42-43。 32 尚須補充的是：漢晉士人鍾愛子論之因，還在於子論的撰著需兼備經學與文才的特點。而子 論在三國政治中之獻言建策的作用，亦反映在《三國志》「輕詩賦」而「重子論」的論調。請 參方韜：〈《三國志》「輕詩賦重子論」考論〉，《中國文化研究》（2013 年第 4 期），頁 178-188。 33 《晉書・刑法志》：「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 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 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此見經學繁盛，兼 習經律者日夥，以章句方法注律者逾多。義田從律令學的角度，針對曹魏律博士出現的考察，適可作一參證。他認為： 曹魏設立律博士的意義不同於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五經博士的設置象徵儒 學的興起，而律博士的設立則在挽救律令學的沒落，是律令學衰微的標 示。……曹魏律博士的出現似更植根於兩漢以來「吏服雅訓，儒通文法」 傳統的轉變。……東漢以降，豪門世族勢力膨脹，政治貴族化，仕宦漸重 身份而輕實務。實務所寄之律令，高門世族不屑一為。經與律學遂漸分， 儒生與文吏亦成兩橛。……抱經傳律的世族雖綿延至南北朝而不斷，但律 令確實逐漸淪為寒門的技藝。34 的確，由秦而漢，由漢而魏，律令學的革興已經走進一個新的階段，傳統上被視 為「明曉律令」以「選材用人」的作法，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東漢以後官、 吏別途而經、律遂分，律學不彰的結果，也因此導致了曹魏律博士的出現。35原 本漢代求於「吏服雅訓，儒通文法」的課試風氣，轉向「儒通經術，吏達文法」 （《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的思考，學術與政治之間，遂有不同方向的發展。 爰此，我們自然要問：律學轉變的現象反映著曹魏間何種思想命題？國策及思潮 呈現著何種對應關係？這一類問題似乎還值得討論。 據〔荷〕何四维（A. F. P. Hulsewé，1910-1993）的整理，漢代傳統所見的刑 罰約有三種：死刑、肉刑、徒刑。36其中，曹魏律令的轉變正是從是否恢復肉刑 的討論開始觸及的。《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 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 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 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 刑，歲生三千人。……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 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 細審此條文獻，涉及了幾個有待釐清的歷史問題。首先，就肉刑存廢的發生背景 來看，自漢文、景之時採取廢除肉刑的改革後，從建安到正始，此議題爭論未已， 34 請見邢義田：〈秦漢的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秦漢史論稿》（臺北市：東大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6 月），頁 307-308、311-312。 35 《三國志・魏書・衛覬傳》：「明帝即位，……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 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 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 行。」曹魏以後，律制與律義的演化原因，可以推見。
11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37不僅「議者百餘人」，爭辯的焦點還包括罪刑關係、刑罰體系、用刑作用等方 向。實則，存廢的關鍵在於：支持者認為肉刑乃聖人所制，能有效赫阻犯罪；反 對者則站在肉刑不利德政教化且有違「刑罰人道化」的立場，抨擊肉刑的回歸。 而就結果來看，經曹魏集團反覆權衡後，背於現實的肉刑制度始終沒有被恢復。 38只是「肉刑」之所以不復存在的原因為何？才是我們必須再注意的地方。 當然，也有人指出復刑議論的可能在於曹魏政權內部的矛盾鬥爭，39可是回 歸到曹魏學術的本質，我認為歷史記錄的背後應該有更深一層的「思想轉變」蘊 涵其間。因為曹魏刑名與經術參用的現象，正是反映了此時「法律儒家化」的特 點。瞿同祖（1910-2008）對此便有一段頗為中肯的評論： 秦、漢法律為法家系統，不包含儒家禮的成分在內。儒家以禮入法的企圖 在漢代已開始。雖因受條文的拘束，只能在解釋法律及應用經義決獄方面 努力，但儒家化運動的成為風氣，日益根深蒂固，實胚胎醞釀於此時，時 機早已成熟，所以曹魏一旦制律，儒家化的法律便應運而生。40 此段分析中，瞿氏認為儒家致力將「禮」的精神和原則滲入刑法之中，從漢代開 始輾轉嬗變，直至曹魏「法律儒家化」的概念才大抵成形。雖然，此一命題尚須 考慮立法者的「動機問題」，而容有其他方向的解釋路徑。41不過，拉回漢末子 家的意見來看，崔寔、荀悅、仲長統之輩無不考量復肉刑之論，42其關心的是廢 37 分別於東漢建安十八年（213）、魏文帝朝、魏明帝太和元年（227）、東晉元帝太興元年（318）、 東晉安帝元興二年（403）發生五次激辯。 38 有關曹魏以肉刑代替死刑之爭的細部討論，可參王政勛：〈漢魏之際有關肉刑的辯論〉，《唐都 學刊》第12 卷（總第 49 期）（1996 年第 3 期），頁 57-60。 39 同上注，頁 59-60。 40 請見瞿同祖：〈中國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北京市：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9 月），頁 381。 41 請參馬若斐（Geoffrey MacCormack）著，蔡京玉譯：〈重估由漢至唐的「法律儒家化」〉，收入 柳立言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08 年 10 月），頁 103-140。此外，曹魏代漢後的國策運作，亦涉及郊祀禮制變革、正朔 與服色改易等關鍵問題，其動機也無不朝向王朝「正統化」的發展進行確認與完善。請參朱 子彥、王光乾：〈曹魏代漢後的正統化運作——兼論漢魏禪代對蜀漢立國和三分歸晉的影響〉， 《中國史研究》（總第129 期）（2011 年第 1 期），頁 117-140。 42 《政論》：「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巿。右趾者既 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 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 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申鑒・時事》：「肉刑，古也。或曰：『復 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眾以威，輔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 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 《昌言・損益》：「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 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 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 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 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
除肉刑之後，其它刑罰又慘於肉刑，更無法達致中道全生的理念，因此一一主張 復刑之說。而必須注意的是，此時儒法思想間業已發生漸進地轉變。 表面上看，贊同恢復肉刑的意見，似乎反映了「以刑去刑」的法治思潮，但 另一方面，我們也確實看到主復刑者的立場，實歸根於「生死而息民」的思考， 而非一味的強調法的「強制性」與「絕對性」。換言之，是從法的「現實性」與 「適用性」去斟酌刑罰的立意，從中顯現了「以德教除殘」、「以刑罰理平」（《政 論》）、「德刑並用」（《申鑒・時事》）、「德教者，……刑罰為之佐助焉」（《昌言》） 的思想趨向。是以，自漢引禮入律以來，除法制運作已有「禮刑合一」、「經義折 獄」的發展，東漢後更顯現出浸潤於儒門教化後的「恤刑思想」，43於此可以得 見儒法思想互滲轉進的變貌。然而，同樣情形，實際上也反映於曹魏肉刑廢立的 討論。 具體而言，當時法律即有施行已久的「減刑」之例，就算不興肉刑，同樣可 達中道全生的目的，「肉刑」至此已非漢末「生死而息民」的思考，反是「去肉 刑」之舉才得以真正實踐「恤刑」的精神要旨。44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 曹魏肉刑無法再興的根本原因，不僅與此時「恤刑」的考量有關，更重要的是跟 儒法思想調和應用的發展潮流有所湊泊，在邁向「法律儒家化」的發展進程中， 自然逐漸招致淘汰的命運。45而曹魏政權也因清楚地意識到了將法律建立在儒門 教化基礎上的效用，最終選擇接受了王朗等人的意見而放棄肉刑。須知，此處漢 末「德刑並用」和曹魏「法律儒家化」的立意固有不同，然從「思想」和「制度」 的互動關係統合而觀，其所透露學術發展及歷史事件的訊息，則具有相當程度上 的連繫／因果意義，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紬論至此，透過肉刑之設的討論，適足以再度確認曹魏時代學術的發展軌跡。 而本此理解，我們乃可進一步辯證曹魏律令和當時思潮演變的關係。首先，瞿同 祖針對中國早期有關儒法之間的問題進一步作出了獨到的解釋。他說： 43 有關漢唐間立法原理從「禮刑合一」到「禮主刑輔」的發展過程，請參高明士：〈法文化的定 型：禮主刑輔原理的確立〉，收入柳立言主編：《中國史新論：法律史分冊》，頁51-101。 44 《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 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 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 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 45 此應附帶一提的是：杜正勝嘗由社會史的角度，考辨戰國秦漢以來的刑法概念與內容，指出 從肉刑到徒刑的發展軌跡，並針對漢代以降偶或實施肉刑的情形，提出他的說明：「我們以為 無償勞役的徒刑取代肉刑，恐怕還有更現實的意義，非僅僅『不忍』而已。當編戶齊民形成 後，作為中央集權政府的基礎，個人與政府的關係調整了，中央政府更懂得善用人民的無償 勞力。到此時，肉刑即使是三代聖王的古制，必也注定要隨封建制之崩潰而消逝。」其說可 備一參。請見氏著：《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0 年 3 月），第 7 章〈刑法的轉變：從肉刑到徒刑〉，頁 315。
13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所謂儒法之爭主體上是禮治與法治之爭，更具體言之，亦即差別性行為規 範及同一性行為規範之爭。至於德治、人治與刑治之爭則是較次要的。採 用何種行為規範是主體，用德化或用刑罰的力量來推行某種行為規範，則 是次要的問題。……等到法家得勢，法律經他們制訂後，儒家便轉而企圖 將法律儒家化，為實際爭取的時期。所謂法律儒家化表面上為明刑弼教， 骨子裡則為以禮入法，怎樣將禮的精神和內容竄入法家所擬定的法律裡的 問題。換一句話來說，也就是怎樣使同一性的法律成為有差別性的法律的 問題。46 事實上，陳顧遠（1896-1981）最早提出中國傳統法系「儒家思想化」的特點，47 其後陳寅恪探討唐律淵源時又提出「古代禮律關係密切」的說法，48而瞿氏則在 此二者基礎之上，更為具體地論證儒法思想發展交融的過程。雖然，這段文字無 法精確說明各朝歷代學術發展的不同情形，但由此可知在傳統法典倫理化的過程 中，「禮治」的階段性發展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關鍵因素。 誠然，曹魏「禮治」的實質內容隨著時局變化而有所不同，49不過我們藉由 曹操之子曹茂（？-？）的例子，或可說明曹魏時期治國方向與此觀念的連繫。《三 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 茂性慠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 其年為王。詔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庳。近漢氏淮南、 阜陵，皆為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 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敍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 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 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 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今封茂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 之念。」 這裡，曹叡一方面肯定曹操、曹丕未封曹茂為王的原因，另一方面卻因其有「少 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又按照宗法上親親、尊尊的原則立為「聊城王」，可 46 請見瞿同祖：〈中國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法學論著集》，頁 362。 47 請參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收入《民國叢書》編輯委員彙編：《民國叢書・第一編》（上海 市：上海書店，1989 年 10 月，據商務印書館 1935 年版影印），第2 章〈中國法制之變的問題〉， 頁51。 48 請見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10 月），第 4 章〈刑 律〉，頁100。 49 從曹操草創時期的儒法兼用，到曹丕、曹叡安定時期的回歸儒術，禮制實有不同階段的發展。 詳細討論，請參彭美玲：〈曹魏禮制因革述略〉，收入臺灣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中文系「六 朝唐宋學術研討會」編輯小組編：《遨遊在中古文化的場域：六朝唐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市：里仁書局，2004 年 11 月），頁 162-192。
謂以「禮」治國的具體表現。加上曹叡即位之時，亦曾下詔徵召管寧（158-241） 回朝： 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 （《三國志・魏書・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話語之間，可見曹叡以禮為指導原則的統治思維，更明令宣說以禮維繫君臣關係 的政治倫理。其中，值得我們側目的是，青龍四年（236），在肉刑之爭的連續風 波下，曹叡便由此轉而思考法律的「適用性」問題。其詔曰： 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 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 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 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 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 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三國志・魏書・明帝紀》） 曹叡的這段話，饒有興味。面對地方司法權限的擴張，以致刑罰大增的情況，曹 叡深有所感，欲令執法者從寬從簡，延緩刑罰，務必讓「非所以究理盡情」的人 物或案件重新獲得合理的處置。即緣此故，明帝之時，司法判決中出現了重要的 「八議」之量刑原則，50並命陳群（？-237）、劉卲等人從中商定出《新律》18 篇的內容，51當中實可確見「禮治」觀念滲入刑法的影響。《晉書・刑法志》引 《魏律・序略》云： 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又改賊律，但以言 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 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 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 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 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 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 50 《三國志・魏書・諸夏侯曹傳》注引《魏略》：「明帝時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對，同坐 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正直者為重。允謂侃曰：『卿，功臣之子，法應八議， 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復吏，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 51 關於魏律 18 篇的詳細分析，代表作可參〔日〕滋賀秀三：〈曹魏新律十八篇の篇目について〉， 《中國法制史論集：法典と刑罰》（東京都：創文社，2003 年 1 月），頁 393-409。
15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52 所謂「八議」實源於《周禮》「八辟」，53乃指八種特殊人物所犯之罪擁有不同待 遇，使門閥士族全面享有法律特權，不受普通訴訟審判程序的限制，並直接上報 皇帝進行議決且予以寬赦處理。揆諸引文，也不難推知「八議」入《新律》的制 度化過程亦伴隨著禮治教化的指引，而體現種種在「親親」原則下以刑法維護不 同身份倫理之關係。54是以，程樹德《九朝律考》評《魏律》謂： 若夫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依古義制為五刑，列之律首，並以八議入律， 開晉、唐、宋、明諸律之先河。又如漢時大臣犯罪，動輒指為不道，而魏 則無聞。其體例之善，比附之嚴，亦有未可輕議者。55 明乎此，我們乃可進一步追問：此種法制內容系統化、儒家化的發展，除了符應 儒法並濟的學術脈絡進而影響曹魏制律的演變，背後更透露了何種重要訊息？追 索其因，若社會系統概念化的關鍵在於制度化的形成，依上述所討論之「刑法」 與「禮治」的內容，我認為曹魏「法律儒家化」的現象，除能說明原本東漢以來 律令「應合經義」的發展，56也正同時道出了曹魏政權巧妙地運用「儒（禮）法 互滲」來達到統治社會的一種手段，不僅為門閥士族建立特權框架，調和不同階 級的利益，在形式上也同時強化了「法律儒家化」的文化模式，以此維持「社會 －文化」的秩序與平衡。57 仔細推敲，曹魏政權實乃清楚地意識到，理想的政治秩序必須回歸人倫秩序 的思考，透過「刑法」與「禮治」的相互制約，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相較於「儒 學的法家化」討論，漢初已開其緒，影響深遠，58曹魏的「法律儒家化」亦承此 52 請見【唐】房玄齡等著：《晉書》，《百衲本二十四史（七）》，卷 30，志 20，頁 7，總頁 5182。 53 《周禮・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 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54 驗諸曹魏事例，如王袞案中「以議親之典議之」、杜恕案中「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 魏諷案中「叔向不坐弟虎」、曹爽案中「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均表現出禮治教化對於「血緣 ／非血緣」性的影響。以上原文請見程樹德：《九朝律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3 年 1 月）， 卷2，〈魏律考〉，頁 201-202、215-216。 55 請見程樹德：《九朝律考》，卷 2，〈魏律考序〉，頁 187。 56 《晉書・刑法志》載陳寵校核律令，而上奏云：「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 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 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 57 美國社會學結構功能論者派森思（T. Parsons），曾於一種「訊息控制層級（a hierarchy of informational controls）」中，區分四個不同的行動系統：文化、社會、人格、有機體。這四種 不同的行動系統又透過維持、整合、目標獲取、適應等功能的運作，完成了一個有機的交換 影響過程。其中，「文化與社會結構」即可對應於此處所討論的「刑法」與「禮治」的內容。 請參喬納森・唐納著，吳曲輝等譯，張家銘校：《社會學理論的結構》（臺北市：桂冠圖書股 份有限公司，1992 年 5 月），第 3 章〈功能論的興起〉，頁 78-91。 58 請參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7 月），頁 31-46。
而來，遂有法律本質的改變。檢覈其中，「儒學的法家化」確立了君統和法家的 相互關係，逐步深化君尊臣卑的思考，藉以建立儒學為主軸的統治秩序。「法律 儒家化」則非「純任德教」為其導向，才有道德行為準則及刑法判罪條件的相應 現象，而是強調法度統紀對於穩固君權／政權的效果，在禮法之間，斟酌損益， 以維持曹魏帝國的權力結構。59二者在以刑法維護階級／倫理之制，似有重疊之 處，但立意基準恐有不同，未可執一而論。 總合而言，我們可以察覺：法制是文化結構體系的一環，透過曹魏「肉刑爭 議」與「禮治教化」的關聯線索，鉤稽出「法律儒家化」對曹魏法律制度的變化 和影響，乃建立在曹魏政權對「社會－文化」系統的掌控之中，而其中儒法思想 的發展亦可由禮、律之間複雜的變遷關係得到充分的說明。要之，從中國法制史 的發展看來，表面上可理解法制與政治之間的密切性，但深入其旨，亦可瞭解其 間牽連學術思想脈動的變貌。如此結合歷史、制度與思想層面統合而觀，或許更 能有效地解釋曹魏學術的轉進與影響。
四、結論
從東漢到三國之間，學風及思想多元發展，而曹魏一代風氣更牽涉儒法思想 發展所產生之制度面議題。從學術史看，曹魏學術的建構的確繼承了漢末思潮而 有所轉進，其政權與知識份子的性格、社會文化的背景亦存在著經學理想和現實 意義的需求。其中，「法律儒家化」的影響更明白地反映了曹魏政權所關注的權 力機制。藉由曹魏「法治」與「經術」、「刑律」與「禮治」做一考察，將有助於 釐清「思想」和「制度」二者在曹魏學術轉變中所代表的深層意義。以是之故， 本文嘗試透過儒法思想作一結構性之尋繹，以此詮次曹魏學術在思想、統治與權 力運作下的圖像。故綜覈徵引情形，撮舉觀察，謹就其大端，歸納如下： 其一、 面對漢晉社會風氣的頹喪，士人紛紛寄志於漢末子家「法治」精神的改 革。相較於子論大興的走勢，曹魏儒法並濟的思潮並不顯於著書立說， 而是表現在當時應世形塑的施政理念。是以，曹魏經學內部不僅延續的 傳統經世濟民的責任感，更帶有「經術－權術」的思考，原本經學內涵 成為教條控制的載具，既分享了統治階層的話語霸權，也讓曹魏政權的 一切行動在經學內部找到正當性。 其二、 曹魏學術一方面鼓吹經術，對三國學術產生積極的影響；另一方面，經 59 馬小紅亦指出：「漢魏以來，儒家思想與現實法律絕非是『暗合』。用儒家的思想置換法家在 法制體系中的地位，使法制盡可能地體現儒家的理念，甚至將禮制的條文直接作為法律的『規 範』，法律的內容不斷地儒家化，是立法者明確提出的目的，是主流思想家的主動追求。」揆 諸馬說，誠可與本文所論相互發明。請見氏著：〈律、律義與中華法系關係之研究〉，收入高 明士編：《中華法系與儒家思想》，頁187。17 李松駿：〈儒法之間：論曹魏學術轉進的一個側面〉 學轉「經術」而為「權術」，則與三國法治之風相互連繫。藉由「名法 之治」的控制，除了重塑漢代儒學內涵，使其適應新政權的需求之外， 也企圖利用法治興革，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及支配性。由此可見，儒法二 重性思想的動態升降各有所趨。 其三、 曹魏肉刑無法再興的根本原因，不僅與此時「恤刑」的考量有關，更重 要的是跟儒法思想調和應用的發展潮流有所湊泊，在邁向「法律儒家化」 的發展進程中，自然逐漸招致淘汰的命運。而曹魏政權也因清楚地意識 到了將法律建立在儒門教化基礎上的效用，最終選擇接受了王朗等人的 意見而放棄肉刑。 其四、 明帝之時，司法判決中出現了重要的「八議」之量刑原則，此種「法律 儒家化」的現象正道出了曹魏政權巧妙地運用「儒（禮）法互滲」來達 到統治社會的一種手段，不僅為門閥士族建立特權框架，在形式上也同 時強化了「法律儒家化」的文化模式，以此維持「社會－文化」的秩序 與平衡。 其五、 法制內容系統化、儒家化的發展，是曹魏政權透過「刑法」與「禮治」 的相互制約，進行社會控制的手段。此時的「法律儒家化」並非「純任 德教」為其導向，才有道德行為準則及刑法判罪條件的相應現象，而是 強調法度統紀對於穩固君權／政權的效果，在禮法之間，斟酌損益，以 維持曹魏帝國的權力結構。 最後尚待說明的是，限於學力及篇幅，本文僅先以曹魏時代的代表性個案著 手進行考察，儒法並濟的表現在其他相關文獻中亦有未遑論及之處，當待日後行 有餘力之時，再續述為文。又曹魏學術尚關涉玄學、名理學等重大議題，無法全 面檢討，但舉儒法思想為例，嘗試分析曹魏學術發展的一種特殊方向，故未可據 以盡賅其他學術脈絡之原委也。惟以自揆檮昧，不敢自是，舛誤之處，誠難或免， 尚幸博雅君子惠予正之。 附識：拙文乃本人2014 年碩三時，修習政大「經學史」之研究成果，渥蒙陳師逢源、 賴位政學長，與「經學與生活專題讀書會」等學友商兌疑義，並垂賜卓見；復蒙 討論人楊舒雲學姊，以及多位匿名審查人謬加肯定，惠示修訂建議，讓拙文論述 能得到深化與補正的機會，於此敬表由衷謝忱。然其中如仍有未逮處，當盡力補 足，文責自負。
【附表1】曹氏家族重要成員著作一覽表60 朝代 作者 書 名 漢 曹操 《家傳》、《兵書接要》、《兵法接要》、《兵書略要》、《魏武帝兵 法》、《續孫子兵法》、《太公陰謀解》、《孫子注》、《魏武帝集》、 《魏武帝逸集》、《魏武帝集新撰》、《魏武四時食制》 魏 曹植 《烈女傳頌》、《魏陳思王曹植集》 魏 曹丕 《海內士品錄》、《典論》、《士操》、《兵書要略》、《皇博經》、《魏 文帝集》 魏 曹叡 《海內先賢傳》、《魏明帝集》 魏 曹髦 《春秋左氏傳音》、《高貴鄉公集》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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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論衡：2014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5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