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詩蘋＊
摘要
1942 年 3 月 30 日，張文環在《臺灣文學》發表了〈頓悟〉，其所書寫的志 願從軍題材顯露了決戰時期的皇民化文學意識。同年11 月，他代表臺灣文壇出 席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響應「大東亞精神之樹立與強化」與「共榮圈 文學者如何協力完成大東亞戰爭」的議題。此時的張文環已深具臺灣文壇影響力 足與西川滿抗衡，然而〈頓悟〉內的志願從軍書寫則緊扣了決戰時期的皇民化政 策題材。因此，〈頓悟〉之於張文環，吐露了何種意念趨向的聲音，形塑了何種 意識解讀的框架，是本文所關注與探究的面向。
準此，透過析讀〈頓悟〉，觀察小說內、外的敘述者與人物意識交流，形成 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所謂的「複調話語」，其反抗殖民霸權的 文學意蘊從附屬於政治性干預的話語中逐一解構出來，藉此廓清了〈頓悟〉內指 出「從軍」的虛假與「是否志願」的真實與必要。職此，張文環實是因為政治手 段的干預，反轉為收編於達成帝國向外侵略的霸權意識形態下，而形成逆向詮釋 所遭遇的殖民壓迫。而張文環意在藉〈頓悟〉表達其身為決戰時期作家的皇民化 文學立場，以及一位受到日本殖民壓迫下的知識分子所蘊藏的社會關懷。
關鍵詞：張文環、頓悟、志願從軍、複調話語、皇民化文學
＊ 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 頁147-167
一、 前言
〈頓悟〉，1942 年刊載在《臺灣文學》，同時標誌著張文環文學生涯中的創 作高峰期。此外，他一生的創作遍及小說、隨筆、評論、戲劇、以及關於民俗、
民謠、藝術的文化評論等，是日治時期在臺灣文壇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文學大家。
尤其，在發表〈頓悟〉後的同年11 月，他代表臺灣文壇出席第一屆「大東 亞文學者大會」，響應「大東亞精神之樹立與強化」與「共榮圈文學者如何協力 完成大東亞戰爭」的議題，顯見其文筆之勁健與其時擔負文壇的聚焦性，使得張 文環成為決戰時期日本帝國亟欲收編臺灣知識份子的代表。
然而，〈頓悟〉內的志願從軍書寫則緊扣了決戰時期的皇民化政策。就在張 文環編輯《臺灣文學》而深具臺灣文壇影響力，足與西川滿的《文藝臺灣》抗衡 之際，同時又書寫翼讚日本殖民霸權下的政策題材，形成以文藝創作服膺於日本 殖民政權的立場觀照。
因此，本文所欲關注與探究的是：〈頓悟〉之於張文環，除了以從軍話語引 導日本殖民下的臺灣青年做出選擇外，究竟吐露了何種意念趨向的聲音，形塑了 何種意識解讀的框架？而這些聲音和框架是否與「從軍」書寫產生衝突與矛盾。
準此，本文擬從決戰時期的文藝主題，〈頓悟〉的文學內容，以及隱喻？或 反抗？下逆詮的皇民化文學意識之三個面向來析讀〈頓悟〉內的話語，藉以審視 小說敘述者如何形塑人物「為德」的皇民化立場並與之交流，形成敘述者與話語 者互為主體的觀照以回應篇名「頓悟」，據以探察張文環如何藉此書寫歷程展現 臺灣作家的「自覺」。1
最後，在進一步地細究小說如何回應篇名的「頓悟」裡，〈頓悟〉實是言說 著巴赫金所謂的「複調話語」。2本文即由此探察、辯證張文環其時創作〈頓悟〉
的寓意，即是，在遭受日本殖民下的個體生命，如何思索、確立自身存在的意義 與價值，並且據此說明，張文環在決戰時期的皇民化文學態度、創作立場以及所
1 是以對張文環而言，「皇民文學作家」，採取陳芳明的論述作為義界，實乃貶抑、批評張文環於 決戰時期的文學立場與作家地位，才以「皇民文學」作家凸顯張文環於戰後殖民文學研究所遭 受的傾斜評價。因為，陳芳明認為：「在敘述戰爭期間的文學史之前，似乎有必要把『皇民文 學』與『皇民化文學』這兩個名詞劃分清楚。如果以『皇民文學』一詞來蓋括的話，等於是暗 示了臺灣作家主動配合日本國策而從事文學創作。如果是以『皇民化文學』為其定義的話，便 表示臺灣處於被動地位，在強勢霸權的驅使之下而不得不進行文學創作」。參見陳芳明：《臺灣 新文學史上》（臺北：聯經出版，2011 年），頁 158-159。
2 米哈伊爾‧米哈伊羅維奇‧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1895 年 11 月 17 日生，卒 於1975 年 3 月 7 日，出生於俄國，是現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重要理論家。巴赫金所提出的 重要概念包括對話理論（dialogism）、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狂歡荒誕（carnivalesque），以 及時空觀（chronotope）等。在文學理論方面，巴赫金繼承了俄國結構主義學派，但是他仍然 試圖以文本、以及圍繞文本的文化當中的一系列固有結構為途徑，去理解對話中的文學意義。
整理自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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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詩蘋：〈矛盾／苦悶／自覺：張文環〈頓悟〉從軍書寫的複調話語及其皇民化文學意蘊〉
表現的社會關懷。
二、 決戰時期的文藝主題
1942 年 3 月 30 日，張文環在《臺灣文學》發表了〈夜猿〉、〈頓悟〉、〈閹雞〉，
同時在其他刊物發表散文和評論，包括《臺灣時報》、《文藝臺灣》、《新文化》、《民 俗臺灣》、《臺灣藝術》等。這一年，張文環33 歲，也是他文學生涯的創作高峰 期。3同年10 月，他與西川滿、濱田隼雄、龍瑛宗赴東京參加第一回「大東亞文 學者大會」，響應「大東亞精神之樹立與強化」與「共榮圈文學者如何協力完成 大東亞戰爭」的議題。此場會議中，朝鮮作家李光洙，為殖民地的作家們，做了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說：
大東亞精神本身是一個事實。它不能是人為的。像是被組成的國聯，我們 在這不是為了創造大東亞精神，而是為了發現大東亞精神。最簡單明瞭地 來說，大東亞精神的基礎與精髓，也就是犧牲精神與犧牲自我。4
在此番熱情澎湃的演說中，臺下的聆聽者集結了來自中國、滿洲、蒙古、臺灣、
朝鮮及日本具代表性的作家、編輯及評論家。這些來自日本殖民地及準殖民地的 文學代表們，正踏上一座專為日本向外發動侵略戰爭時，獻上文藝服務及成果的 舞臺，而他們的任務是，透過皇民化意識文學向帝國意志宣示忠誠。阮愛娜指出：
當帝國相繼展示從殖民地所得到的文化以及知識上的戰利品時，大東亞文 學者大會替殖民地作家提供了一個舞台讓他們對帝國宣示忠誠。5
此際，對於能以臺灣文壇代表之一的身分，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張 文環來說，除了標記著個人文學進程的榮耀外，其背後所凸顯出的意涵更在於，
1937 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對臺灣殖民政策的積極轉向，顯現臺灣之於決戰時 期的日本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重要性。
追溯臺灣割讓給日本，起因自1894 年清廷甲午之役戰敗，次年由李鴻章代 表清廷與日簽訂馬關條約所致。此後，直至1937 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之前，臺灣 的殖民地位搖擺於日本帝國殖民政策的試驗與發展。尤其在1895 年後的 20 年期 間，可視為日本殖民臺灣的前期，而臺灣最初在日本任命總督與派遣軍方的統治
3 杜國清在〈「張文環專輯」卷頭語〉一文認為：「1942 年，時年 33 歲的張文環，是其文學創作 的高峰期」。參見杜國清：《臺灣文學英譯叢刊第二十九集》（加州：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 跨學科人文科學中心屬下世華文學研究中心，2012 年），頁 15。
4 原載於川村湊：《満洲崩壊―「大東亜文学」と作家たち》（東京：文藝春秋，1997 年），頁 101。
轉引自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臺北：麥田出 版，2010 年），頁 23。
5 阮斐娜著，吳佩珍譯：《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頁 24。
下，僅是一個逕向日本帝國輸出豐沛的天然資源與物產的南方野蠻島嶼。
隨著1937 年盧溝橋事變所引發的中日戰爭，日本基於國際局勢與軍事戰略 的考量，促使日方治臺以「國民精神總動員」為方針，以「確立對時局的認識，
強化國民意識」為重點。於是，日本當局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尤以「皇 民化」運動，致力於消弭臺灣人對中國的宗祖臍帶連結意識，並且加強灌輸台灣 島民臣服於日本的思想。
就在張文環於1942 年，即臺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第 47 年，他代表臺灣 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一場名之為大東亞文學的盛筵，實為代表日本殖民 下的臺灣知識份子，藉由文藝作品輸誠，向霸權統治者的日本帝國宣示遵奉「大 東亞精神」。
然此際，知識份子如張文環輩者，亦已揭示，臺灣人民在日本帝國殖民日久 之下，如何透過文學創作以思索、觀看自身個體存在的立場，且此立場用以辯證 著臺灣人自身對國族與身分的從屬認知，在此種認知裡，又顯露著對國族「轉化
／背離」的屈從與抉擇的矛盾。6日人竹內清氏說：
皇民化是意指「日本人」，但本島人已經於四十三年前就成為日本人了，
因此只說「要成為日本人」，所指的內容過於薄弱。因為真正的意思是「要 成為忠良的日本人」。7
此即言，「皇民化」乃立基於臺灣人精神性的忠誠於日本的「同化」，由此才 可確立臺灣人的日本帝國身分，即是「皇民」無虞。
到了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推動「皇民奉公運動」，旨在徹底落實 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由此進一步地驅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而後 又為強化組織功能，成立各種奉公會團體。因而，對於當時處在臺灣的皇民而言，
身為一位「忠良的日本人」，不僅止於精神層次上，全然地效忠天皇，更必須「挺 身」實踐，鍾慧芬指出：
皇民化運動的目的即在把台灣和台灣人民納入侵略的戰時體制內，訓練成
皇民化運動的目的即在把台灣和台灣人民納入侵略的戰時體制內，訓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