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死刑的面向
第二節 死刑犯與被害人的關係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個國家當中有 20 個國家執行死刑，在過去十年當中已大幅下降超過三分之一。
2011 年，中國、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伊拉克及美國為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
居冠的中國，處決的總人數超過其他執行死刑國家死刑犯的總和。美國執行死刑 人數雖多，但伊利諾州已於 2011 年成為第 16 個廢除死刑的州30。2012 年 3 月 13 日蒙古成為新近廢除死刑的國家。日本於將近兩年未執行死刑後，卻在 2012 年 3 月 29 日由法務部長下令將三位死刑犯施以絞刑31。
我國於 2001 年法務部宣告逐步推動廢除死刑政策，迄 2005 年 12 月 26 日執 行死刑後即停止執行。2010 年法務部長因拒絕簽署執行死刑，引發輿論撻伐，
黯然下台；但同年四月底新任法務部長簽署執行了 44 名死囚中之 4 名，同樣引 起社會譁然及國際矚目32，廢除死刑的政策倒退一大步。
第二節 死刑犯與被害人的關係
死刑，對於特定犯罪被害人而言，不僅意味著殺人者死的報應，也意味著 被害人家屬對犯罪事件心靈上的一種解脫。這種使被害人滿意（victim
satisfaction）或對於被害人家屬寄予同情的心理，近年來主導保留死刑者的論述
33。犯罪人因其犯行造成被害人家屬傷痛的同時，往往也造成社會大眾的恐慌，
而將自己劃歸為潛在被害人，深怕下一個被害人是自己，更易產生集體對犯罪人 的鄙夷與唾棄34。既然犯罪人被視為社會治安的禍首，自應受到比一般人更差的
30 http://www.amnesty.org/en/death-penalty/death-sentences-and-executions-in-2011
31 http://www.amnesty.org/en/news/japan-executions-retrograde-step-2012-03-29
32 法務部長曾勇夫於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答詢時表示，目前仍有 44 名定讞的死刑犯，只要確認死囚已沒有再審、非常上訴、釋憲等問題，一定會再執行死刑。（執 行 4 名死刑犯後，又添加 4 名死刑犯）。
33 王皇玉，〈死刑在台灣〉，台灣法學，170 期，2011.2.15，p.72。
34 2010 年 5 月 3 日四名死刑犯槍決後，立場鮮明的受害人家屬代表白冰冰女士表達對廢死聯盟 的不滿，大聲疾呼無辜受害者的人權，將個別犯罪事件擴大為社會大眾皆為潛在被害人，強 化被害恐懼的心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待遇，其犯罪背後的個人、社會或結構性因素，諸如貧富不均、家庭背景、教育 程度不一等，往往容易被漠視。在這樣的心態下，談論對犯罪人的人權與尊重，
其實是匪夷所思的35。對於支持死刑者而言，將犯罪者處死，以命償命，方能撫 慰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屬。因國家偏重犯罪人的人權保障，忽略對於被害人心理上 或物質上的照顧，被害人的悲慘遭遇，往往容易引發社會大眾對被害人的同情，
更轉為對死刑制度的支持。死刑的存在，形成大眾對於受害、痛苦、仇恨與憐憫 等情緒的共通出口，因死刑的執行，將惡魔般作奸犯科的罪犯永遠隔離，人們的 恐懼不安才能減低36。此外，死刑的存在，除為了個人仇恨的發洩，有其公益性 質，象徵這個社會願意並提供一個最根本的方式，處理對社會秩序與道德最嚴重 的違犯，見證了社會正義公理依然存在37。
然而，死刑的存在是否即保護了被害人，讓被害人相信國家處死了加害人，
即盡其國家責任，實現了正義？關於廢除死刑的論述，常以配套措施的完善為前 提，包括替代死刑的方式及加強對犯罪被害人的保護。似乎要等到配套措施的完 善落實，對被害人的保護達到被害人及社會大眾的期待，方能談論廢除死刑38。 事實上，死刑是否存在，無礙於國家對犯罪被害人保護的責任，也不因死刑的存
35 為確保公共安全而適度保護社會時，仍須於未來潛在受害人的需要、權利與加害人的需求、
權利間取得平衡。Peter Hodgkinson, “Capital Punishment: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families of the homicide victim and the condemned”, in Capital Punishment-Strategies for Abolition, ed. by Peter Hodgkinson, William A. Schab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340.
36 除了被害人及其家屬遭受巨大的痛苦以外，加害人的家屬又何嘗不是承受極大心理上的折磨 及社會的壓力，他們必須背負潛藏的罪惡感及對被害人家屬的愧疚。此外，若是冤獄的情形，
更是無語問蒼天，有苦難言。在洗清冤屈前被害人家屬連帶背負污名的恥辱，如已死刑處決，
則更造成終身遺憾。
37 李佳玟，〈死刑在臺灣社會的象徵意涵與社會功能〉，月旦法學，113，2004.10，p.127。
38 對於法國的立法者而言，廢除死刑純粹是政治意志力的展現，單純的立法行動，死刑當初是 毫無保留地廢除，任何所謂的配套措施討論容後再議。吳志光，〈重視生命權的政治意志力─
談法國廢除死刑 25 週年與配套措施〉，司法改革雜誌 65 期，p.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而減輕國家的保護責任。對犯罪被害人的保護與廢除死刑兩者應可並行不悖，
而不是互相牽制。
犯罪被害人的地位，在被害者學的興起後，逐漸受到重視，一九八五年聯合 國總會通過「犯罪被害人及權力濫用被害人司法基本原則宣言」
（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對於加強犯
罪被害人的保護有深遠的影響，其中包括確立被害人補償制度、保障被害人的隱 私與人身安全以及建立被害人援助制度等，因而被稱為「犯罪被害人之人權宣 言」。包括美國、日本或德國皆建立了完整的被害人保護法案，或成立被害人援 助或保護相關聯盟39，甚至國際性的援助團體40。不論是法律制度的改革，或官方、民間的力量對於犯罪被害人提供援助與支持，藉以提升被害人原先低落的地位，
被害人無辜成為犯罪行為的客體，基本上與犯罪人仍處於對立關係的狀態41，要 恢復被害人的地位，僅能依靠剝奪犯罪人的權利，被害人往往要求對犯罪人嚴 懲，才可達到被害人及其家屬的保護。如此將犯罪人與被害人分別置於天平兩端 加以評價，成為國家對應犯罪的主要措施42。因被害人運動的影響，傳統的刑事
39 美國的犯罪受害者家屬人權團體（MVFHR），美國被害人中心（NVC），被害人援助組織
（NOVA）、德國的白環（Weisser Ring）、日本的 OCEAN、英國孩子被謀殺的雙親團體(Parents of Murdered Children, POMC)、謀殺及過失殺人後支持團體(Support After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SAMM)等。
40 國際受害者學( International Victimology)及世界受害者學會(World Society of Victimology) 的 宗旨皆在提倡聯合國犯罪被害者及權力濫用之司法基本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f Basic
Principles of Justice for Victims of Crime and Abuse of Power)，以及促進被害人的研究及協助、
提供被害人全球性利益上的支持並促進國際、區域與地方性的團體與個人關於被害人問題上 的合作。歐洲被害人服務論壇(European Forum for Victim Service)則主張被害人在刑事程序上 的人權。Ibid.35, p.333.
41 美國刑事學者大衛葛藍(David Garland)分析二十世紀後二十五年間犯罪控制文化，強調給犯 罪人的得，就是被害人的失，支持被害人就是對於犯罪人強硬。王正嘉，〈刑事司法上被 害人保護及其與犯罪人關係--一個批判的省思〉，月旦法學，110 期，2004.7，p.126。
42 Ibid. p.13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司法制度，已未必能藉由國家處罰犯罪人而得以回復被害及獲得正義，於是修復 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應運而生。
修復式司法對於犯罪重新定義為「對於他人與人際關係的損害」而屬於犯罪 人、被害人與社區（地域社會）三方面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再者，犯罪者的責 任應是對於其導致的結果（傷害）的修補回復義務，因此責任乃可以透過犯罪人 對於被害人之人際關係與社區修復而加以免除。第三則是對於犯罪被害人重新定 位，將被害人的損害回復（修復義務），視為第一要務，亦即「紛爭解決」，乃 是以回復行為人、被害人與社會之間法的平和，為欲達成的任務。因此，所應著 重者，應以未來人際關係之修復為焦點。是以被害人對於整體犯罪事實有知的權 利，應告知被害人全部事實經過，使其得以表達因被害所承受的痛苦，加害人得 以體認其行為所造成的影響，而當面表達歉意及悔意43。
修復式司法的核心思想，在於期望加害人與被害人能友善互動、真誠對話，
就犯罪動機與被害結果溝通、和解，而回復損害的關係44。有學者認為日本文化 中對於犯罪、道歉與原諒的強化價值，有極大的評價，認為這種滿懷溫情的國親 思想(benevolent paternalism)，與修復式司法的概念不謀而合45。在「與絕望奮鬥」
一書中，犯罪人毫無悔意的言行舉止，累積成本村洋難以言喻的憤怒與悲傷，也 成為「恨之欲其死」的動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是犯罪人真誠懺悔與認罪道 歉，被害人也許不致深惡痛絕至極，無法原諒，而傾全力爭取犯罪人的死刑處罰。
43 陳珈谷，〈論修復式司法〉，台灣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0 月，pp.42-43。
44 美國德州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對話(Victim offender mediation/dialogue, VOM/D)由德州刑事 司法部的被害人服務單位所提出的計畫，參加者包括謀殺的被害人家庭及該等候執行的殺人 犯。2002 年曾有 494 名被害人要求與加害人會面，其中有 26 個案件經雙方面對面的接觸，5 個案件以非面對面方式接觸，其他包括被害人撤回或加害人被視為不適當或拒絕的情形 Ibid.
35, pp.349-350。
45 Ibid.41, p.14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在修復式司法的概念下，對於修復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的關係，有相當的期許，
不過不能夠有任何強制因素介入，也不能苛求被害人透過這樣的機制，必然寬恕 加害人，畢竟被害人面對加害人的態度不一，原諒與否，是其自由的選擇，應受 到尊重46。加害人在犯罪後的態度，懺悔與否，得列入法官斟酌刑期的考量；而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也列入科刑審酌的因素47。然而，不論修復式司法的 理念能否落實，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對立關係能否和緩48，基於人道關懷，應強化 對處於弱勢的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同時無損於對犯罪人人權的維護，給予其更生
不過不能夠有任何強制因素介入，也不能苛求被害人透過這樣的機制，必然寬恕 加害人，畢竟被害人面對加害人的態度不一，原諒與否，是其自由的選擇，應受 到尊重46。加害人在犯罪後的態度，懺悔與否，得列入法官斟酌刑期的考量；而 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也列入科刑審酌的因素47。然而，不論修復式司法的 理念能否落實，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對立關係能否和緩48，基於人道關懷，應強化 對處於弱勢的犯罪被害人的保護，同時無損於對犯罪人人權的維護，給予其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