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發生的重大社會治安事件，雖經警察機關迅速逮捕犯嫌 並移送法辦，惟仍嚴重影響社會治安觀感。警察為最早抵達刑案現場 處理之執法人員，相關作為影響民眾對於政府施政滿意度。
（一） 衛政、社政、教育及警政待建立有效通報聯繫機制，以強化各 項預防、處理及復原作為
分析我國近幾年內所發生的重大殺人案件相關犯嫌背景，
究其原因與社會挫敗關係密切，參考美國、日本相關處置作為，
可透過政府、醫療處所與民眾情資蒐集及分享，共同合作防處，
並從民眾宣導教育、辦理自救講習課程，家庭教育與諮商輔導 等相關措施來因應。爰我國應建立衛政、社政、教育及警政通 報聯繫機制，保持良好溝通管道，並全面動員網絡力量，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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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預防、處理及復原作為，諸如醫療、訪查及治安工作等，
以防範事件發生。
（二） 缺乏以犯罪被害人為中心之刑案處置及後續關懷協助機制 自 1950、1960 年代起，各國開始意識到被害人保護之特 殊性及重要性，並紛紛開始各項規制與政策研擬。我國於87 年 通過施行被害人保護法，正式宣示我國對於犯罪被害人保護之 立法政策。雖該法其後有數次修正，然而仍以金錢補償為主要 規制，就保護被害人之其他措施而言，僅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第 29 條成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並藉由依照犯罪被害人保 護機構組織及監督辦法為組織成立之要件、程序與監督規範，
並實施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29-1 資訊告知與協力義務及第 30 條被害人保護業務之列舉。
為加強犯罪被害處置及關懷協助，規劃訂定以保護犯罪被 害人為中心的作業程序，規劃從刑案現場處理、被害人傷亡處 置及後續關懷協助等面向，以專業、效率之精神，精進現場處 理及偵查能力，即時保障民眾權益，並秉持同理心及尊重態度，
以關懷救助被害人及家屬的立場，適時提供相關支援救助資訊 及服務。
（三） 少年輔導資源不足，難以落實法定對虞犯少年輔導工作
我國尚未建立完整的司法社會工作(Forensic Social Work) 體系，目前僅在部分地方法院試行委託民間社會福利團體進駐 提供家事調解服務，以及各地方政府設置少年輔導委員會（以 下簡稱少輔會）綜理規劃並協調推動預防少年犯罪之相關事宜，
對於受刑事、保護處分、經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經法院裁定 不付審理、家庭失去功能致少年無法獲得適當管教或其他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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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必要之兒少，應由少輔會予以妥善輔導。雖多數地方政府 將少輔會視為輔導不良行為及虞犯少年的後送機構，惟囿於財 務困境，造成少輔會專業輔導人力不足，又須兼顧行政及資源 連結工作，以致於無法有效推展少輔會繁重之輔導工作，遂將 部分輔導工作委由志工辦理，然城鄉差距大，志工品質不一，
難發揮輔導成效。
十一、 小結
綜上所述，經通盤檢討現行社會福利、心理健康、學校輔導、
就業服務及治安維護等體系，存在許多系統面、資源面、配置面等 問題，因而導致服務體系運作的失靈與效能不彰，茲整理各服務體 系共同或個別存在的問題如下：
（一） 可近性不高─區域福利服務網絡普及度與服務量能均待提升 社會福利服務機制除整體資源及政策配置等供給面檢討 外，服務輸送與使用者的接收等面向，對服務品質而言亦同等 重要。呂寶靜（2001）就老人福利服務措施方面，提出服務輸 送過程中四個值得重視的議題：可得性（availability）、可近性
（accessibility ）、 可 接 受 性 （ acceptability ） 及 可 負 擔 性
（affordability）。Gilbert(1972)在批判社會服務輸送體系的弊病 時，認為常見的問題有四：支離破碎（fragmentation）、不可及
（ inaccessibility ）、 不 連 續 （ discontinuity ）、 權 責 不 明
（unaccountability）。顯見福利服務體系的效能發揮與服務品質，
服務的可近性至為關鍵，惟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因長期仰賴公 益彩券回饋金等不穩定財源推動，僅能以實驗性、競爭型方式 推動，導致中心據點布建緩慢且近便性不足，使各地方資源貧 瘠地區存在資源落差，又人力結構上存在缺口、工作經驗不足 等現象，以及網絡資源的開發缺乏系統性引導與政策依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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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服務的可近性不足，服務量能無法有效提升。
（二） 積極性不夠─積極性救助與服務不足，無法發揮及時紓困與 脫貧自立的效果
檢視我國社會救助體系，係針對長期性接受生活扶助的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對象提供以現金給付為主，再以物 資、餐食等實物給付等措施為輔，但對於發生事故或陷入貧 窮困境的家庭，仍須強化以社會工作專業提供就醫、就養、就 學、托育或其他各項福利服務措施。又對於經濟對象的脫貧 機制，須增加其資產累積及人力資本，避免貧窮循環等機制 亦尚待持續發展。此外，雖隨著社會快速變遷，我國急難救助 需求不斷攀升，惟僅著重現金救助，並未建立社工專業評估 及家庭多重問題個案服務機制，且專業分工橫向聯繫不足，
未落實跨專業、跨領域整合機制，故實務上，紓困救助之積極 性與專業性機制亟待推動，始能提供弱勢家庭或個人完整之 福利服務。
（三） 防護性不全─預防（警）機制及中長期服務資源不全，難以遏 止暴力
我國為防治家庭暴力及兒少虐待，雖已制（修）定「家庭 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治條例」，建立相關保護 機制，惟 105 年兒少因虐待、疏忽（含殺子自殺）致死人數 達 38 人，且每 3 件重大兒少虐待致死或重傷之案件中，就有 1 件是兒少保護或家庭暴力服務體系中已獲通報之個案，經 檢視系統效能發現，雖保護服務資源偏重於三級介入，惟保 護服務需求日益擴大，現有保護性社工人力處理多元複雜之 保護性事件已是挑戰性高，更遑論前端預防（警）機制、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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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容忍及兒少保護觀念宣導、中長期服務資源與加害人處遇 等服務更是相形不足與缺乏，尤其，涉及多重問題的服務對 象，無適當資源介入，無法有效地構築完整防護網。
（四） 整合性不佳─跨網絡服務缺乏整合且不連貫，導致服務出現 漏洞
從完整系統觀察，家庭成員的需求與問題是相互關連與 互動的，而家庭風險的產生也是一個連續性的光譜，兒少的 處境會因為不同的時空環境，在兒虐、高風險的界限間流動，
甚而合併發生成人家暴事件。然而，現行兒少高風險家庭服 務體系，因家庭風險之界限模糊，導致服務系統銜接不連貫，
且委託民間辦理服務模式，也造成團體在提供服務時面臨公 權力介入基礎不足等問題；另外，在心理健康體系方面，如精 神疾病合併多重問題個案、自殺通報的網絡合作，也出現因 服務體系間缺乏暢通的橫向聯繫管道，更易導致各項服務片 斷、零散及效率低落的狀況，無法有效回應與解決個體與系 統的問題需求。
（五） 預防性不彰─資源偏重治療，通報預警與社區服務量能不足，
前端預防涵蓋率有限
我國因人口結構改變、家庭互動改變、經濟景氣低迷與 職場壓力等問題，加上 E 化（electronic）所帶來人際疏離感 及身心疾病問題的增加，心理健康問題之重要性與日俱增。
參考國際近年來發展之趨勢均強調「預防重於治療」，惟受限 於中央及地方人員編制數低，難以全面推動所有心理健康業 務。尤其自殺係多層次危險因子所造成，且自殺高風險個案 遍及各場域，除法律應完備責任通報規定外，地方政府關懷 訪視人力、第一線服務人員敏感度、個案整體性評估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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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知能、橫向聯繫整合及社區預防通報均待加強。
（六） 服務人力不足─人力待充實，勞動條件與制度待提升
我國社會福利服務人力不足問題由來已久，尤以社工人 力最為嚴重，雖於 99 年核定「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力配置及 進用計畫」，預定至114 年將地方政府的社工人數由 1,590 人 倍增至 3,052 人，然而因應社會環境急速變遷、社會福利需求 增加及人口、家庭結構變化等因素，影響社工人力需求及配 置，又社會工作人員勞動條件不佳、流動率高，缺乏完整訓練 機制及考試制度，影響社會工作的服務量能與專業制度發展。
從政策檢討亦可發現，無論在社會福利服務、保護服務、
心理健康、學生輔導或少年輔導各體系，均普遍面臨社工等 相關輔導專業人力5不足的困境，影響各體系的服務輸送。
參、 新思維、整合策略與計畫目標
本計畫強調社會安全網服務介入的焦點，由「以個人為中心」轉 變成「以家庭為中心」，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community-based)的服務模式。改變過去聚焦在低收入戶、有兒童虐 待之虞的高風險家庭、家庭暴力、學校適應不佳的學生、少年犯罪、
精神疾病等個人的危機介入，轉變為除了即時介入處在危機中的家庭 (families in crisis)外；並及早介入因生活轉銜（life transition）或生活事 件(life events)導致個人或家庭風險升高的脆弱家庭；進而，協助一般 家庭建構以社區為基礎的支持體系與提供預防性服務。建構鄰里支持 家庭中心（Neighbourhood Center for Families）來支持家庭。培植一個
5有關社工量能不足之檢討，所稱社工等相關輔導專業人力包含：社會福利部門之社會工 作人員；心理衛生部門之社區關懷訪視員、自殺關懷訪視員；學校輔導部門之專業輔
5有關社工量能不足之檢討，所稱社工等相關輔導專業人力包含：社會福利部門之社會工 作人員；心理衛生部門之社區關懷訪視員、自殺關懷訪視員；學校輔導部門之專業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