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張君勱立憲條件分析
第一節 治者的憲法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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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章 張君勱立憲條件分析
根據前一章的討論結果，我們知道在張君勱的思想中，共有六項立憲條件可 以檢驗治者與被治者究竟有沒有「憲法習慣」。有憲法習慣的治者，將具備「法 治精神」、「軍隊國家化」、「地方自治」三項條件，有憲法習慣的被治者，則會發 展出「人權精神」、「受教育」、「組織現代政黨」三項條件。本章將逐一分析張君 勱的立憲條件，企圖進一步了解每個立憲條件之實益。
第一節 治者的憲法習慣 一、法治精神
（一）張君勱的自由觀
在西方世界中，民主的發展受到自由主義思潮直接影響，79 張君勱畢生之 思想主軸在追求民主憲政使富強國家，他也一直認為民主憲政與自由有密切的關 係，「民主政治的第一個條件在發展個人自由」，80 因此在討論法治精神作為一 個立憲條件之前，本文欲先了解張君勱心中的自由觀思想。
關於「自由」，最著名的論點即I.Berlin提出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之概念，81 前者又被稱為外在自由，乃英國古典自由學派對自由的詮釋模式，
指一個人能夠不被他人阻礙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在某個行 動上受到侷限，則在此行動上可稱為不自由；後者又被稱為內在自由，為歐陸從 盧梭至黑格爾詮釋自由的脈絡，指個體本身的意志自由，與外在的的影響力無關。
79 張君勱，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再生(北平版)》1:2(1932 年 6 月)，頁 31。
80 張君勱，中西印哲學文集(台灣學生書局，1981 年)頁 248。
81 Iss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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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君勱的自由觀比較偏向積極自由，他基於中國文化，認為與物質相對者乃 精神，而人類正因為有此精神，可以「有思想、有判斷、能辨善惡」，82 與天下 萬物才有所區隔。他的儒學基礎使他認為追求「精神自由」與西方哲學中的「積 極自由」是相通的，我們可以說，擁有「精神自由」的人，在Berlin的定義下就 是一個「積極自由」的人，同時，積極自由所根基的「意志自由」與宋明後儒家 強調的「心性之學」也能夠相對應。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下，張君勱主張中國人應 該要能自由，並且是「意志自由」：
精神之自由，有表現於政治者、有表現於道德者、有表現於學術 者、有表現於藝術宗教者。各個人發揮其精神之自由，因而形成 其政治道德法律藝術……。個人精神上之自由，各本其自覺自動 之知能，以求在學術上政治上藝術上有所表現……。83
強調中國人的「精神自由」，其目的仍不脫離挽救中國於積弱不振之狀況，
他認為治亂之方必須使人民知禮節、知榮辱，接著做到衣食足、倉稟實。換句話 說，當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後，他們的才有能力追求「精神自由」，道德水 平才會提升，國事也才有穩定、富強的可能。他說：「各個人之自由發展，同時 即為國家養成健全的分子」，又說：「一國之健全與否，視其各分子能否自由發 展」。84
基於張君勱的儒學基礎，他同宋明儒學家一樣曾提出「去人欲存天理」的主 張，85 但張君勱所謂的「去人欲」，並非傳統儒家意義之禁欲式的道德規範，而 是先使人們衣食無慮，再促使他們自發地憑藉意志邁向精神自由，而「在日積月 累之中，以形成政治道德法律，以維持其民族之生存。」86 這種以個人自由之 發展鞏固民族之生存的觀點，雖然使「自由」在張君勱眼中，脫離了西方哲學的
82 張君勱，明日之中國文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 年)，頁 121。
83 同前註，頁 122。
84 張君勱，立國之道，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印行，1938 年，頁 149。
85 張君勱，比較中日陽明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 年)，頁 21。
86 同註 82，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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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意義，成為一種富國強民的工具，但仍不脫離張氏之思想主軸，畢竟當時知 識份子皆了為國家富強尋求方法，只是張君勱更強調尊重個人的自由，主張那是 在建設現代國家的過程中，應該更進一步利用並開發的價值。87
（二）自由與國家富強
個人自由是否真能使國家富強？事實上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在西方政治思 想中一直處於緊張關係，張君勱的自由觀，一方面承襲著清末民初社會達爾文主 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又結合了自由主義，在「國家富強」的大方向大目標之下，
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巧妙地融合在張氏思想中。張君勱認為：
各個人發揮其精神之自由，因而形成其政治道德法律藝術；
在個人為自由之發展，在全體為民族文化之成績。……故因 個人自由之發展，而民族之生存得以築固。88
我們應該把這種「個人自由」解讀為「個人尋求精神(積極)自由」，張君勱 認為若只是漫無目的地追求每個人的外在自由，以行動不受拘束為自由，則此個 人自由將危害國家民族，這種自由再多，國家仍是一盤散沙。要以個人自由達到 國家的富強，必須是個人能發揮他的德性(virtue)，使人們在各方面皆適才適所，
國家自然有富強的那天。
了解「個人自由」對於國家富強的影響後，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如何確保在 國家富強後，個人自由不會遭到迫害。張君勱曾說「立國之正當理由殆無一而能 逃出於社會契約與人權學說之範圍者」，89 也就是說要立國，就必須訂出一套契 約來保障人民自由，而國家存在的目的在於：維護人民的生存與安全、保障人民 的自由與造成一種法律秩序，而最後一項是為前兩項服務的；無論是立國的前提 或國家的目的，都必須透過一個制度來確定，這個制度就是憲法。
87 徐錦賢，張君勱政治哲學論析，中國思想史研究(南京社會科學，2000 年)，頁 36。
88 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宇宙雜誌社，1984 年，頁 122。
89 張君勱，兩時代人權運動概論，《民憲》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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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就是保障人民自由的契約，憲法就是實現三個國家存在目的的文本，沒 有憲法，則富強的國家將很可能成為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吞噬人們的自由。因 此，當立憲成為張君勱思想中的第一義後，「以憲法造成一種法律秩序」即成為 張君勱憲政思想中最重視的立憲條件－法治精神。
(三)現代民主國家與法治
同為一國之人民，理應同享權利，同盡義務，立於同一法律 之下，同受政府之愛護，此乃天理人情。90
這段話可以說是張君勱對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的深切期待，國家是一群有 政治組織的人民，居住在一定領土範圍之上的團體，一個國家有數千數萬人民，
不可能沒有法律來規範統治者與被治者，傳統的帝制中國雖曰有法，但是從政治 上的政策決定、司法上的罪行定奪、甚至個人的生殺大權，君主都可以憑一己之 好惡行事，「各種政治、行政、經濟、道德之制度，概以法名之，造成帝王專制 之局」。91 面對此狀況，張君勱認為「就今日立國次序言之，法是應在人之先」，
92 當然也不是說有了法律(或有了憲法)，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法律應該被遵 守，國家才能存續與強大，這需要「政府中人」對法律的支持，也就是本文指出 的「法治精神」。
想要順利立憲，就要使中國走向法治、民主的道路，基於此想法，張君勱極 力反對孫中山的訓政學說與民國初年國民黨的訓政政策，認為這種政策完全違沒 有法治精神。所謂立憲政治，其內容就是民主政治，在《立國之道》中提到的三 個民主政治之要點為「統治權屬於全團體的分子」、「各分子之意思表示靠投票」、
「投票不能求全體人民之一致，只可以多數取決」。張君勱期待看到的，是確立 一種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政制度，統治者能夠尊重憲法、恪守法律，而非國民黨那
90 張君勱，中華民國獨立自主與亞洲前途(香港：自由，1955 年)，頁 11。
91 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宇宙雜誌社，1984 年，頁 382。
92 同前註，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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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限制人民權利的訓政行為，在他眼中，訓政其實就是一種專制的統治，應即刻 立憲才是長遠之計。
「守法」並非被統治的人民的專屬義務，但統治者是否具有尊重法律的習 慣，往往比被治者的情形更具影響力。統治者應平等、公開地受到法律的約束，
同時要有「自然法」的觀念，正如張君勱所說「法律的背後，存有一種公是公非」，
93 使法律受到人民的同意。在張君勱的立憲思想中，要確保統治者擁有法治精 神，他們還要能做到下列三點：(1)保障司法獨立機制、(2)接受法律至高無上，
忠於法律、(3)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94 若統治者真能懷抱以上各項概 念，養成法治精神，可以使人民的「個人自由」獲得充分發展，憲政自然能夠穩 固，則國家富強之目標也指日可待。
二、地方自治
(一)地方自治思想之演變
1911 年 12 月，張君勱寫了一封信給梁啟超，內容在於希望梁啟超能在政治 上與袁世凱合作，期望在當時的國體之下進行政治改革，同時「藉其勢力以發展 支部於各省」；由於當時滿清尚未退位，這樣「和袁慰革」的想法，一來反映出 張君勱不主張革命的思想，二來表示當時的張君勱是主張單一國制的。
值得注意的是，張君勱並非真正擁戴袁世凱。1912 年 11 月發生「俄蒙事件」， 袁世凱為求自己政治勢力之穩固，向俄國妥協、締結條約，張君勱隨即發表《袁 世凱十大罪》加以批評，可知當時支持單一制、聯合袁世凱，乃擔心聯邦制造成 分裂，其初衷在於維持國家之穩定與統一。
當時支持聯邦制的人，為數不少，他們的出發點無非是反對袁世凱假借中央 集權之名，行專制獨裁之實。在政界最有代表性的為戴季陶，他分析聯邦制與單
93 張君勱，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年)，頁 632。
94 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台北：宇宙雜誌社，1984 年，頁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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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後，認為兩者相較下，聯邦制有五利五弊。五利為「對外能一致，對內能圖
一制後，認為兩者相較下，聯邦制有五利五弊。五利為「對外能一致，對內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