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源背景

第二章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淵源與內容面貌

第一章通過研究回顧，初步說明「通書」是廣州地區一種結合曆法及日常生 活常用資訊的民間日用書籍，此種書籍在清代已流通於廣州地區；本章主要探討 其淵源及演變，並分析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內容篇幅及標題分布，以了解清 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的大致情況，從而能夠對相關發展脈絡及其變化有更深 刻的理解。

第一節 淵源背景

「通書」書籍的淵源，根據第一章介紹之王爾敏、吳蕙芳的相關研究時已指 出，是為曆書；而其本名為「曆書」。「通書」一詞的由來，現有多種說法：一說 為王爾敏之觀點，認為「通書」從「通行時憲書」簡化而來；⁵³一說為黃一農在 其研究〈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認為「或取『通天人之際』之義」；

54一說為萬啟盈在其所編的《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認為「以其內容廣泛，包括 諸子百家、醫卜星相等知識之義」；⁵⁵至於香港「通書」編纂人蔡伯勵女兒，亦為 其助手之蔡興華，則認為「通書」來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包羅萬有之義」。

56總括各家的說法，「通書」皆有以曆書為基礎的內容，同時包含如選擇宜忌及玄 理術數等相關民間日用知識內容之義。

由於粵語忌諱（書通「輸」音），故「通書」在口語改稱「通勝」。現可考「通 勝」一詞，最早可見於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於 1866 年所編撰的《英 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上，並在後來直接作為書面用詞，指涉

53 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頁 50。

54 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14：2（臺北，1996.12），頁 159-186。

55 萬啟盈，《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375。

56 蔡興華（2011），〈《通勝》之歷史背景〉，蔡興華．語理友玄。網站：

http://www.look4fortune.com/main/page/introduction.htm。上網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該種民間日用書籍。⁵⁷

「通書」的淵源曆書，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授時書籍，而頒佈曆書一事為統治 權的具體表徵，曆書只能由官府印製、發行。官府藉由發佈嚴刑明令，禁止民間 私印小曆，可見其非常慎重。甚至在官曆的頒佈上，清初更曾爆發「曆法之爭」。

58可見承載曆法的書籍，不僅是一本天文「授時」書籍，更具有深厚的政治意義。

故此，曆書如何變成「通書」一類民間印行之民間日用書籍，應有其形成過程。

本節主要先釐清曆書於清代的發展沿革，為進而討論廣州「通書」在清末民初的 演變提供基礎。

目前介紹清代曆書發展最為詳盡者，乃中國學者吳岩的著作《清代曆書研究》。

59吳岩運用清代官方頒佈的曆書《時憲書》及部份民間曆書，考察曆書在清代民 間社會的流佈及使用情況。根據吳氏研究，民用曆書能夠流行，首要來自雍正一 朝。為便利各地民用，故於雍正七年（1729）頒示，允許民間翻刻貯存公所的時 憲書板，赴布政使司衙門鈐蓋欽天監時憲書印信後售賣，並逐漸形成「利用各省 布政使司的時憲書板，由書商書販翻刻售賣，由鈐蓋官府的時憲書印信，到不需 印信，而開始售賣時間則定於每年的十月初一日頒朔典禮之後」的情況。⁶⁰ 根據編纂廣州「通書」的蔡最白家族後人蔡伯勵先生（「通書」編纂人，真 步堂第三代東主）口述，⁶¹由於官曆內容畢竟較為簡略，⁶²亦未能兼顧各地的風俗 習慣，且官頒曆書由於山川阻隔，往往無法及時到達各地，而難以滿足民間社會 實際需要。故此廣東在乾隆年間開始出現民間刻印的「通書」；這些「通書」在 刻印後，交布政使司衙門審核，但必須在每年十月初一日後，方准推出市面售賣。

57 現時直接將「通勝」作為書面語，寫於封面標題者，最早可見民國十二年出版之《癸亥英文堂 機器通勝》。

58 黃一農，〈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21:2（新竹，1991），頁 247-280。

59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15）。

60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頁 83。

61 香港電台電視部，《緣來有段故：蔡伯勵先生訪談》（香港：香港電台，2009）。另蔡伯勵先生 曾於 2013 年親自致電筆者對談，提供《通勝》淵源之講解，並介紹相關口述節目內容供筆者了 解，謹致謝忱。

62 筆者考證，如現時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之《大清同治八年時憲書》，其內容除卻一年時日 及節氣所在、帝后壽辰外，並沒有任何內容的增補。

分析蔡伯勵的口述資料，其所指涉應為據清乾隆年間《欽定大清會典則例》

裡，於雍正八年（1730）有關《時憲書》在民間印行的諭示：

（雍正）七年議，準定例欽天監每年給發各衙門時憲書，外聽匠役，備紙 刷印售賣，以便民用，今各省布政使司亦應照例，請自八年為始，每歳四 月，由欽天監頒發考定時憲書式，令各布政使司敬謹刋刷，鈐蓋庫貯欽天 監時憲書印信，凡見任文武大小官，及在籍有職官舉人貢生等，各給一本，

以彰敬授人時之意。其刋刻紙墨工價，各動用正項錢糧。至於各省民户繁 多，勢難遍給，應將所刻書版，發貯公所，聽匠役或書坊備紙刷印，赴布 政使司鈐蓋欽天監時憲書印，發賣每本定價一分二釐，俾深山僻壤咸知時 序月令，仍飭該地方官嚴禁偽造，務使官書廣布，以便民用。如有偽刻私 書，及揑稱繳官，於定價外需索等弊，將該有司，從重治罪，督撫如不察 究，并嚴加議處。⁶³

綜上述可見，清廷開始同意民間通過布政使司的時憲書刻板，翻刻曆書，而 承印「通書」不再違法。根據吳岩的研究，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民間翻刻印 行的「通書」更不再需要印信，只要在欽天監每年十月初一日頒朔以後，即可推 出市面。⁶⁴

在此以後，據蔡伯勵的口述資料、吳岩及臺灣學者陳進國的研究，⁶⁵當時民 間堪輿人士，紛紛樹幟出版以己名或堂號為標誌的「通書」。其「通書」內容各 有差異，一方面在曆法及時間上，都力求與官曆一致；另一方面，為求滿足社會 的需要，其皆會在選擇吉凶宜忌、及玄理術數的內容下功夫，並具體說明各年度 從事各事項的時日吉凶，以求提高銷售量。如乾、嘉時期粵東地區，以客家人為 主要族群的興寧縣，就出現了羅傳烈或以「集福堂」、「集福通書」為名出版的「通

63 ［清］蔣溥、孫嘉淦等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卷六十二，〈授時、頒詔、頒賞〉，頁 1-1。

64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頁 83。

65 陳進國，〈民間通書的流行與風水術的民俗化──以閩台洪潮和通書為例〉，《臺灣宗教研究通 訊》，第四期（臺北，2003.10），頁 195-230。

書」，其功能即為前述選擇吉課、風水一類等主要內容。⁶⁶

廣州「通書」與其他地區出版之「通書」，或相關民間日用書籍有所不同。

例如流行於廣東興寧及在當地出版的「羅氏通書」，其主要內容多為選擇吉凶及 授時曆法，而與夾雜各類生活資訊及主要流通於廣州「通書」不一樣。根據蔡伯 勵的講述，流通於廣州的「通書」悉由佛山或省城廣州刻印，然後於廣州販售。

而有關「通書」內容的編纂，會由蔡氏祖上負責曆法及吉凶宜忌；其他生活資訊 內容，則按書商或自己的想法編入「通書」，以滿足市場需要。故此「通書」的 內容基礎，是由曆書編纂人及書商共同合作完成。按蔡伯勵的講述分析，廣州「通 書」會與其他地區「通書」內容不同，可說明「通書」由民間曆書的基礎，發展 擴充而成流行於廣州地區的民間日用書籍。

綜上所述，此可據王爾敏、萬秀盈的研究，及蔡伯勵的說法，清末廣州「通 書」內容與其他地區之民間曆書內容存在差異，主要有以下數個原因：「通書」

內容受市場需要決定，因此「通書」在曆法與吉凶宜忌之外，還刊載了其他民間 生活資訊；由於「廣東地方偏遠，則予『通書』有其重大增益。凡『《通勝》』俱 附印《百中經》，是即民間一切活動需要參考之知識」，「內容廣泛，包括諸子百 家、醫卜星相等知識」；廣州地區相較於廣東其他族群地區，如以客家人為主的 興寧，或潮汕地區，有不同的需要。這些因素構成了清末廣州「通書」的發展源 流，以及與其他地區的民間曆書內容之間的差異。